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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评论:国安法3年的香港故事

2023年6月30日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有些曾经敢言的香港媒体,逐渐一步步向官方“投降”。越来越多人选择离港,但即使离开,港人身分仍然敏感。3年了,香港人如今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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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示威者在台北街头游行,支持香港民主,并呼吁港府释放政治犯。
6月10日,示威者在台北街头游行,支持香港民主,并呼吁港府释放政治犯。图像来源: Wiktor Dabkowski/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在无可抵抗争辩的情形下,压在香港人头上。也是那一刻开始,我知道香港不可回头。

一个坏的领导人上场,你还能期望他会任期完结、被人中途接下马,然后换上另一个领导施政,一切仍有计算盘旋的空间。但立了一条《国安法》,总不能3个月后就把它废除掉吧?也就是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北京是铁了心,要把香港牢牢抓在手上。

这3年,香港人变得如何?我希望讲述几个类别的香港人故事,让大家了解影响。

朋友A来台湾探望我,我们约了几个在台的港人聚旧,就在台大附近的咖啡店高谈阔论。A也是传媒工作者,大家话题当然离不开香港的局势、言论自由的打压等等。说得兴奋之处,朋友A突然感慨地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身在香港的咖啡店,我绝不会和你谈论刚才的题目。”我拿著咖啡杯的手停在半空中,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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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继续说:我们如果要谈这些话题,就只能回到家中才会讲。朋友之间,除非真的非常熟悉,非常信任,否则不会多谈。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想法,也不知道说了会有什么后果,透露太多自己的资讯变得危险

什么是敏感资讯呢?例如,你,仍能到内地吗?朋友A是传媒人,有一次和商界的朋友聊天,很快对方就故作轻松地问:“最近都采訪什么新闻了?之前的工作都和什么内容有关啊?”然后就突然单刀直入:“你有回乡咭吗?你,现在仍能回大陆吗?”朋友A马上警惕起来,因为他无法判断对方为何要查问这个资讯?是想判断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政治危险状况吗?你可以说这个查问很普通平常,但在今天的政治形势下,所有资讯都变得敏感。

朋友A告诉我,香港的传媒环境,是每日的受到红线侵蚀。譬如《明报》,去年六四除了报道维园的实时情况,还会做一些周边的人物采訪,也就是多方面的报道六四主题。但今年的《明报》已经没有这些报道了,也就是只当作是日常发生的一宗普通新闻,没有专题报道,原因也不言自明,因为有关当局不喜欢。

于是传媒机构便陷入了一场两难:坚持编采自主、以新闻专业处理新闻,但可能遭受政治灭顶之灾,无法守住新闻阵地;妥协退守、息事宁人,或保得一时风平浪静,但其实等于向官媒喉舌的方向投降,最后守住的东西还有价值吗?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仍然想发表意见的普通香港市民。这2年,我和拍档吴志森在网上做“英国台湾”的连线节目,每次都有许多香港人连线发表意见。

6月12日香港高院审理《愿荣光归香港》禁制案之际,在台港人于台北车站发起声援活动,合唱这首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广为传唱的歌曲。
6月12日香港高院审理《愿荣光归香港》禁制案之际,在台港人于台北车站发起声援活动,合唱这首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广为传唱的歌曲。图像来源: Chia-Chun Yeh/DW

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敢露面。他们关掉镜头,只用声音发表,甚至还有人加装了某些软件,作用是什么?就是防止被人强行遥距打开电脑镜头!没错,有些香港人担心被人强行打开电脑镜头会曝光自己身份,所以要安装软件反制。

即使不展示脸孔,他们的担心还不完结,有时说及一些特定的话题,例如医管局的新闻,或者机场的新闻,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其中一个员工,但当你想多问一句,例如是医院什么部门?或者在机场工作了多长时间?马上便会有其他网友传来信息,“不要再问!小心身份曝光”,“主持人你想害死人吗?不要再问了!”甚至有一些已经移居到英国的香港人,他们也不愿意开镜头露面,甚至不愿意很具体讲述自己在香港的身份。每个人都好像拍间谍片,想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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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香港人不是这样,我当年在香港电台做过Phone In节目的编导,负责邀约嘉宾,和接市民电话播放出街。当时的气氛,市民为了增加自己被选中Phone In的机会,都会主动披露自己的身份,“我是XX机构的员工,我是知情人士,我想讲讲内情”,“我在XX学校教历史课的,我想讲讲发生什么情况”。此一时彼一时,短短3年,香港人由正大光明地表达意见,去到和内地同胞一般无异,躲躲藏藏,提心吊胆,你可以怪谁?

这3年,香港人最熟悉的是什么?是各国的税务、租务规例,是各国学校的入读规则,这3年香港人的国际视野无比宽阔,那都是因为移民潮。香港在这3年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都会”,不过那是香港人散居国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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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曾任职香港电台,担任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目前旅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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