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从稀少的游客到被迫流亡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得我在德国勤工俭学的时期，做了几年的德国旅行社旅游团的领队。走了不少国家。头一个国家就是中国。那时四川刚建起第一条高速公路，大概为了赶速度，没经验，忘了建休息站和厕所，而当时的大巴里面也没有厕所，弄得我这个当领队的好不尴尬。但即便这样，那时德国来中国的游客很多很多，可谓有一种“中国热”。每次，我带一个团的人至少有30来个。就这样，我也走遍了中国不少美好河山，相比其他国家譬如俄罗斯。世界上，像中国这样一个旅游资源的无比丰富的国家，应该说也算数一数二的。而这本身就是一笔重要的财富。

过了40年后的中国，尽管经济似乎是发展了不少， 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大大完善，但没想到，中国目前却正愁着没有游客来。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报告，2023年，港澳台居民出入境中国大陆的人次已恢复到2019年的81%，但外国人出入境人次仅恢复到36%。其中，商务等刚性需求市场的恢复显著快于观光休闲，而全中国旅行社去年接待入境游客人数还不到2019年的一成。 当然，2023年，港澳台居民出入境人次已恢复到2019年的81%，这基本上还是得益于大港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的建立。 但他们毕竟不少人不是来全国旅游的，加之现在国内民众自己的消费能力削减了不少，所以，现在中国不少高级酒店生意不好也就不足为怪了。 

相比之下，靠中国不远的日本的情景正好相反。日本的旅游业已经早已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而在日本东京，市民正为过多的外国游客，尤其是那些不守规则的游客抱怨犯愁。 

旅游与对中国的印象

中国官方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来中国的境外游客少的原因。但问题是官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决心和勇气。

一般来看，来中国的游客人数少，可分成几个原因。 首先是最近几年来带来的后遗症：由于习近平错误地估计了世界格局，把自己的残酷的清零政策看成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方法，同时还力图把新冠来源归责于西方国家。疫情形成了难以想象的信息鸿沟和不信任。上海本来是个“老外“ 聚集的地方，而现在，不少当年靠老外热闹起来的街区，通过中国这种残酷的”清零“政策，把人家都吓回去了。而且，几年来，中国对不少国家使用的经济和政治威吓手段，致使那些国家的民众自然对中国政府产生不良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也是政治方面的。中国政府现在抓间谍特别带劲，或者由于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不仅把多年在中国工作的老外抓了，也抓了不少原来在中国出身的人。最近被判死缓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一案也是政治威吓的一例。 尽管在此案背后，隐藏着中国安全部门一种明显处理“背叛者“的动机，但是被国外的人们看来，这个政府显得如此残酷、缺乏常理。

这样，各国对中国的印象不好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日本内阁办公室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友好感从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好感度也下降了不少。而整个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印象的降低直接影响了他们去中国的愿望。 

宽容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

再回想我当德国旅游团领队的工作，那时中国的基础设施远不如今天那么好，但来中国的游客络绎不绝。而当时邓小平领导的当局，并没有像今天的习近平那样刻意地去“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相反，记得邓小平说过 “…中国对外开放，（会造成）更多的苍蝇会飞进来，但…开放，对中国来说只会有益而无害。“ 因此，不必大惊小怪。 而当时中国政治控制，远不如今天到处都数码化的、摄像机化的那样“寸步难行”。正是这种宽容的态度，才使得到中国的游客客源不断。

当初的宽容，也体现在学术研究。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的学界的内部是1949以来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而且那时对国外的学者不同意见，照样能一视同仁，用开放的心态面对。而现在，一旦在国外的某个学者或者某个学术机构不讨中国战狼的喜欢，那就被列上黑名单。记得我在上海交大工作时，本来安排好一个学术交流会，但突然作为主讲人，即一个德国的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女性学者，因使馆拒绝发签证，不得不临时取消。最近，瑞士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欧洲全球研究中心的拉尔夫·韦伯教授（Ralph Weber）也就去中国游客少的现象指出，因为他做的研究涵盖中国政府如何透过统一战线宣传、影响外国政治。而小心眼的中国当局对其研究显示出不满，于是，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还专门对他的研究表达抗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学术宽容不仅对学术研究有利，而且也直接影响着旅游业。这时因为，像拉尔夫·韦伯这样一个大学教授，他能影响不少学生。而对任何一个旅游业的国家来说，年轻的学生是一个重要来源，因为他们的好奇心最大、旅游的热情最大。而且，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做所谓的“田野工作”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少只会“讲好中国故事”的人，并非会这样做。 “田野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会对旅游业带来好处。

被迫流亡的华人

记得政治学者吴国光教授说过，他现在是处于一种“被迫流亡”或者说是“接近流亡”(quasi exil) 的生活。这时因为，尽管他并不是个所谓的反对派（Dissident），而且中国当局也没有对他有任何公开禁止入境的表述， 但由于中国当局在国内制造的气氛，使得像他那样有批判性的学者，如果回到中国，不得不担心， 官方是否会让其失踪，因为类似的事情已有先例。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中心的、著名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原名金雪飞），则因对台湾问题提出了纯碎是个人的看法，便使得中国官方怀恨在心，以至于他想探望父母时，无法获得去中国的签证，从而无法踏上出生的故土。鉴于自改革开放以来如此多的华人从中国迁移至他国，回家乡看看、旅游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就是因为中共当局不宽容，使得不少人被迫选择“流亡”。这样，回家旅游探亲的频率也肯定不如以前高了。 

技术上的障碍

当然，影响客源的还有技术层面上问题，而有些技术问题，最终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的社会现在靠着数码化，把整个国家管理体系弄成了“数码列宁主义“，即数码化成了唯一存在的途径。这样，来自于多样化的国家的人，一到中国，最大的不便就是境外的信用卡在中国寸步难行，而中国的微信支付或支付宝都需要用中国国内的微信账户才能安装。而且没有中国国内的手机号码，连出租车都没法叫。这在威权主义下的民众认为的方便，倒成了旅游业的障碍。

目前中国为了振兴旅游业，中国当局对不少国家提供了免签的方便。但旅游业是否因为对几个国家的免签而振兴起来呢？这里如果上面提及一系列问题不得到全面的解决的话，即便中国的玻璃门开的怎么大，还是很难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中国当局来说，是该向1989前的邓小平，或者是南巡以后的邓小平学习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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