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习近平无意降低同美对抗程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尽管去年就有专家和人大代表呼吁中国制定此类法律反制西方，但该法在出台前没有公开讨论，外界也未知它何时进行一读，二读即通过和发布，而中国的立法程序通常规定要三读才成为法律，这种匆忙出台的情形，反映了这部法律背负着某种特殊“使命”——很可能是要赶在G7会前释放一种威慑效果，以免G7会议在美国的施压下达成新的对中国的制裁。

此前，G7多国和欧盟等已就新疆的强迫劳动和香港问题对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包括14个负责制定法律的位于国家领导人之列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及香港特首等进行了制裁。而北京也对相关国家进行了反制裁。此次G7会议中国是那个不在场的主角，拜登在出发前就“扬言”G7会议的主题实际只有一个，即讨论如何对付中国。假如G7会议同意对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出台新的制裁，无疑是此前制裁的升级版，因为它表明西方7个最强大的国家的共同抗中意志，这会令北京更加头疼，所以有必要做预防动作。不举行三读，在G7会议前夕通过《反外国制裁法》，意在影响分化德法等抗中意愿不如美日英强烈的国家，因考虑中国反制的成本而放弃附和美国出台制裁措施。

美中关系回不到特朗普之前了。拜登上台5个月来的表现，让北京打消了对他在反华上有所缓和的幻想。既然美中关系好不起来，北京也就要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和工具，去抵制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围堵。法律当然不能缺席，用“法律的武器”去反制西方制裁特别是美国的“长臂管辖”，从而为中国的行动提供法律的正当性，至少习近平是这么想的。

对抗精神底色不变

5月31日，中共政治局举行了第30次集体学习，研究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问题，习近平要取得和中国的国力和地位相配备的国际话语权。他在讲话中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多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很多人包括部分海外舆论据此认为习终于意识到中共的“战狼外交”在国际上四处碰壁，要降低或者改变宣传调子，“战狼外交”或许会收敛，虽然西媒也认为，中共即使这样做西方也不会再相信。然而，这很可能是对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错误解读。习的讲好可爱中国并不代表他就要改变当下宣传和外交中的对抗主基调，某些方面或许会调整，但整体基调和风格不会改变。

习近平确实对中国的外宣和外交有些不满，可这种不满不是因为外宣和外交部门摆出的“战狼”姿态，不是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太富有对抗性，因为这种对抗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他们只是执行者；习不满的是，这些具体执行他的对抗政策的人，没有达到他希望的对抗效果。换言之，他不满的不是对抗政策本身，而是如何用一种更好的形式去实行他的对抗政策，实现对抗目标。

在习看来，中国如今已成世界第二强权，可缺乏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这让中国在同美国和西方的对抗中很被动，形象和利益受损。他要急于改变此种状况。他也许不明白的是，中国投入那么多资源和财力用于外宣和外交，为什么国家形象和中共形象不但未有改观，反而进一步在国际社会被“妖魔化”？习不会认为这是中共的制度和他本人的政策、做法有问题。他向来自信，认为在他领导下，中国政通人和，百业繁盛，人民由衷拥护中共，中国也不去欺负别人，不过是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怎么就威胁了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成为西方媒体眼中的“恶霸”？他想不通这点，因此除了把它归咎于西方有意“妖魔化”中国和中共外，一定是中国的外宣和外交没有做好，没有用一种恰当的形式去表现中共的制度优势，讲好中国的故事。

如何来证实这是他的想法？张维为。若习真有意放弃“战狼”外交和外宣，降低对抗程度，就会选择一个色彩相对柔和的鸽派学者在集体学习主讲。张是懂得西方的宣传手法，也经常用这套手法在国际社会宣传中共的主张，取得了他宣称的“胜利”，帮助中共部分实现了用老套的八股式宣传达不到的效果。然而，此人本质上是个投机的“鹰派”学者。用他的话讲，如果别人提出一个挑衅问题，你不敢接招，不敢交锋，你就输了，你代表的国家也就输了。这样一个人教导一众政治局高官在国际社会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取得国际话语权，会是什么结果？故要张主讲，其导向性非常明显，即用张所掌握的现代的传播技巧和语言去包装和推销中国，但对抗的精神底色没有改变，不过是在对外宣传和外交中如何更巧妙地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罢了。

为中美对抗升级做准备

《反外国制裁法》更清晰地表达了习不打算降低对抗的调门，更别提放弃对抗。虽然美国、欧盟乃至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早已制定形式各异但内容相近的“阻断立法”，对他国不友好、歧视性措施进行反制，就此而言，北京出台这部法律未必给人一种“了不得”的感觉，然而，假如习有意缓和同美僵硬关系，降低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指责，该法在此时匆忙出台的必要性就要打个问号。

去年10月北京已经发布了修改后的《出口管制法》，去年9月和今年1月商务部又先后发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今年以来，北京也多次宣布对美欧英加等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尽管政府的行政措施其法律效应比不上一般法律，但这些措施和行动已经足以表明中国对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的对抗决心，让西方看到了北京进行反制的所谓“意志”。假如习只是要宣示北京的立场，应该已经达到了目的。

《反外国制裁法》虽加强了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威慑力度，可无疑也会招来它们的敌意，西方特别是美国不会因为该法律的出台以后就不制裁中国了，相反，有可能激怒美国的鹰派动用更多力量和资源去对抗中国。北京在推出这部法律时，不可能没考虑这个后果，明知此后果而不等三读就通过，只能认为或者假设习近平已经做好了因这部法律的出台而导致中美对抗升级的准备。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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