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国国安是如何收买右翼政客以图影响欧洲政坛的？
2023年12月15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安部一名特工和一名比利时极右翼政客的手机聊天记录泄漏了他们之间不可告人的合作内幕。德国《明镜》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和法国《世界报》从一个西方国家的安全部门获得这份通讯记录后，进行了调查追踪，并于本周五同时刊发了详细报道。
聊天记录的时间跨度从2019年6月至2022年11月，事件的主角是比利时极右翼政党“弗莱芒利益”（Vlaams Belang）政治家、前弗莱芒地区议员弗兰克·克莱曼（Frank Creyelman）和一名化名丹尼尔·吴（Daniel Woo）的中国特工。
聊天记录显示，吴一再通过短信向在比利时的克莱曼安排“任务”，从总结一份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个人背景信息，到阻止或干扰欧洲议会计划举行的一场支持台湾的活动；从试图影响梵蒂冈一名主教，在中国因新冠疫情爆发在国际上备受压力之时警告不要将大流行政治化，到在2022年11月德国总理肖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前后影响舆论环境。
吴明确表示，这些工作是“有偿的使命”，有时会告诉对方他为新的项目争取到了资金。涉及的报酬从6000到10000欧元不等。
抄“作业”和挖“丑闻”
在聊天中，吴不无炫耀地称，“去年我们对德国政府施压，以揭示他们的暴力和移民目的地”。他指的是香港流亡民主人士，并附上了德国选项党联邦议员考伊特（Stefan Keuter）一份议会质询的链接。考伊特询问德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者中来自香港的人数，并强调他们中间可能有受到“可疑组织”支持的崇尚暴力的活动分子。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1年间，在德国申请庇护的香港人只有8人，其中4人获批。
吴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表现他们能够影响德国政客，给政府出难题。他还问克莱曼能不能让比利时的议员也如法炮制。克莱曼表示，可以说服他的弟弟完成这项使命。克莱曼的弟弟斯蒂芬·克莱曼（Steven Creyelman）是比利时联邦议员。2022年7月，斯蒂芬·克莱曼在议会提出质询，询问来自香港的庇护申请者人数。
德国选项党议员考伊特对媒体表示，他并不认识丹尼尔·吴，提出有关询问是他作为议员的职责，与中国无关，他也没有拿任何人的钱。
2021年1月15日，克莱曼通过短信收到一项任务：收集德国西藏和新疆问题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的信息，以便“攻击其名誉”，希望“挖出他的每一条丑闻”。吴强调，这是一个“有偿项目”，克莱曼欣然答应。
郑国恩多年来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披露新疆少数民族人权遭侵犯现象，包括中国在新疆建立再教育营、强制劳动、对穆斯林进行全面监控、强制维族妇女节育等。中国官方指责这位学者的“所谓研究”是“反华谎言”，并指他受到美国情报机构的资助。2021年3月，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布的一份背景资料中称，郑国恩是“涉疆谎言”的幕后推手和“十足的种族主义者”。
总部在杭州
调查媒体询问的多个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证实，对丹尼尔·吴这个人并不陌生，此人任职于中国国安部下属的浙江省国家公安厅，从事秘密情报工作。2015年开始，他因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活动引起欧洲安全部门的注意。据信，在浙江国安的策划下，中国特工在职场社交平台领英，以虚假身份接触德国的政府官员、议员及其工作人员，试图发展线人。
聊天记录还显示，为了飞往中国海南度假胜地三亚，与丹尼尔·吴接头，克莱曼向其提供了订票信息，以便后者支付旅行费用。吴还告知克莱曼，为了做到更隐蔽，打算自2022年3月起，以数字货币方式支付报酬。
2022年10月，吴向克莱曼传达的一个“项目”是，在德国总理肖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前夕，“制造舆论声势，以表明美国和英国造成了欧洲的能源供应不稳定”，而中国则在帮助欧洲。
克莱曼则建议，在俄乌战争的议题上，请求“我们的德国和法国议员”，把中国作为交战方之间的调停伙伴引入对话，他写道，“这将让美国十分不爽”。谁是“我们的”议员呢？克莱曼在短信里提到了他设想的人选的名字，其中包括一名德国选项党的议员。
两人还讨论了在政界发展更多参与伙伴的具体“目标”，其中包括欧盟议会的前高阶官员。
“拉拢亲中、右翼政客”
一位前CIA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中国国安部的办案人员倾向于重点招募或拉拢欧洲“对中国的路线有好感或受益于中国慷慨大度 "的低阶政客。《明镜》报道指出，欧洲各国的极右翼的政客一直是渗透活动的重点对象，例如德国选项党的成员。
透视中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谎言》（Spies and Lies）一书的作者乔斯克（Alex Joske）也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国安部一直试图影响对华政策和全球对中国的讨论，他们招募和操纵学者、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甚至如本案所示，政界人士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过，如聊天记录显示，克莱曼在执行丹尼尔·吴布置的任务方面，业绩乏善可陈。比如2021年6月他承认，他 "试图反对"比利时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维吾尔人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但没有成功。
2019年，吴请克莱曼安排发表一篇文章，反击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克莱曼表示可以找一名自由记者撰稿，至少需要2000 欧元的报酬。但一名他联系的记者拒绝了这一“不符合职业原则”的约稿。
（明镜周刊、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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