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

（德国之声中文网）退休的病毒专家福奇本周回到美国国会，在众议院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员会面前作证。《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为什么说新冠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作者Alina Chan（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也是《病毒：寻找新冠病毒的起源》一书的合著者）认为，尽管大流行的起因一直备受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从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的公共记录、用在线数据库进行的数字调查、分析病毒及其传播的科学论文，以及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泄密——表明，大流行发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病毒从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泄漏出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科学史上代价最惨重的事故。

Alina Chan在文章中列举了各方面的证据，其中包括在疫情暴发的前一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曾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提出了制造具有SARS-CoV-2特征的病毒的建议。2021年，“截击”网站公布了一份泄露出来的2018年为一个名叫“化解”(Defuse)的项目提交的资金申请，这份申请书描述了制造与SARS-CoV-2惊人地相似的病毒的方案。化解”项目提出寻找并制造带有一个独特性质的刺突蛋白——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该特征增强了SARS CoV 2在人类中的传染性，使其能够引发大流行。“化解”项目从未得到美国的资助。不过，福奇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解释说，武汉病毒所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不需要依靠美国的资助。

文章还指出， 一个骇人的细节是，石正丽团队的科学家在2019年秋季就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疾病的症状，这个泄露给《华尔街日报》的细节已得到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证实。其中一名科学家的名字在“化解”项目资金申请中是作为病毒工作负责人出现的。该细节中的科学家否认他们曾患病。

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某个动物的假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如果说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贸易的话，关键的证据仍然缺失。

作者认为，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调查人员应该顺着最有力的线索，用法庭传唤来获得所有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包括未发表的研究提案、手稿、数据和商业订单。特别是2018年和2019年（即新冠病毒疾病出现前的关键两年）的交流，很可能具有启发性（而且不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配合就能获得），但在大流行开始已经四年多后，公众仍没有看到这些交流。

为什么中共对六四纪念镇压愈加强硬？

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打压及其对安全的偏执追求，作者林慕莲（Louisa Lim，墨尔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遗忘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的作者）指出，六四镇压三十五年过去了，然而北京似乎比以往更加坚定地镇压各类纪念活动——即使是远在中国境外的小规模活动，也通过威胁他们在国内的家人都方法来干预。这种镇压看似非理性：其目标并非一定是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行为影响范围有限，而镇压行为则涉及到了远离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基本自由。然而，这却体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巨大变化。他正在将中国变成一个“国安至上”的国家，“国安”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甚至渗透到个人层面。

文章说，此前中共的合法性一直依赖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它需要另一个凝聚点，故而继续发掘和利用一个世纪前屈辱的民族主义创伤。为此，当局不惜进一步伤害经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国家安全所牺牲，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习近平面对中国经济的“四个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为什么习近平不救中国经济》，作者肯尼迪（Scott Kennedy，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总结了四种“中国当局不救经济”的原因，称之为“四个不”(The Four Nos)：“不知道”、“没办法”、“无所谓”和“不同意外界的评价，我说的对”。

“不知道”是指下级官员不愿意把中国经济的问题反应给习近平。文章引用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听说中南海的基层官员已要求外部研究人员只提交正面报告”。原因在于，“干部们……担心他会责怪传递消息的人”。

就习近平和其他的团队知道的部分，作者将施政不利的原因归结为该团队素质地下、能力不足，将其称为“替补队员”(B team)。作者引用多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实际上“领导层就如何解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然而并没有找到任何方法。

作者认为，根源在于中国领导人觉得经济问题“无所谓”， “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共的权力垄断和他个人的政治主导地位。尽管媒体报道他视察工厂并就各种经济挑战举行讨论会，但他自己的日常工作可能主要是处理安全和政治问题，包括人事决定，而不是经济。”

文章还指出，习近平并不同意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批评，并且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政策和道路才是正确的。中国领导层可能觉得“于失去了获得西方技术、市场和资金的可靠渠道，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自力更生。 “中国领导人可以用一些证据证明他们的计划正在奏效——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最长的高铁系统……北斗卫星系统等等”。因此，投资从房地产转向先进制造业，而这些技术既可以促进增长，又可以加强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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