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华人系列(6):作曲家
2005年6月20日1990他21岁那年,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中断他在台湾文化大学音乐系的学业,负笈德国,就读于科隆音乐学院,专攻实验作曲和现代作曲,1999年结束学业,并且获得科隆市政府所颁发的作曲奖,他也因此得到艺术家的签证, 一直到今天。之后又到埃森深造,终于获得德国的高级作曲家文凭,这已经是作为作曲家所能拿到的最高学位。
为什么当初选择科隆而不选择音乐之都维也纳呢?他说:“我本来打算考三所学校,分别是科隆、慕尼黑和维也纳,结果科隆音乐学院的考最先,结果我一下子就被科隆音乐学院录取,所以就懒得再考其它学校。其实申请音乐院的位子很麻烦,考试之前要先去找住宿的地方,还得先去拜访教授,考试时还要参加许多测验。”
随遇而安的性格,让他很快的进入德国人的世界。在德国求学期间董昭民努力学习观察、经常出去旅行、认识各地的文化和风土民情,同时也常常思考,为什么像德国这么保守、这么自我压抑的民族,居然会创造出如此优美而丰富的音乐,特别是在他的专业领域“现代作曲”方面,德国人居然可以毫无阻碍、极端大胆地尝试各种其它民族可能不敢碰触的创作实验。
面对德国人两种极端的发展,一方面保守而讲求秩序和伦理,另一方面却是疯狂的追求绝对的自我,发展任何新的可能性,董昭民有他自己的体会。他说:“德国人非常特别,他们非常保守,但是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却又如此辉煌,这是一个差异非常大的现象,但也因为他们保守,所以将感情发展,宣泄在艺术上,这是一种直接表达自己的方式。”
董昭民是以西洋音乐起家的,他承认自己原先有一些看不起民族音乐或是传统音乐的,主要是认为他们没有经过完善的整理,没有系统化,因此没什么好学的。但是近年来,他逐渐发现中国或台湾的民族音乐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另一项考虑也促使他开始从东方的民族音乐中寻宝。
他说:“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才想到有关自己的音乐的定位问题,作为一个亚洲来的作曲家想要在欧洲生存,我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没有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德国人也希望能从外国人身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一般外国人来德国是学他们的东西,当然如果你天分很高,你可能可以继续发展他们的东西,但是历史洪流浩瀚,我这个20多岁的小毛头来德国学了10多年后,我不可能完全掌握到他们整个的音乐历史命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他们的音乐。我只能把我们血液内的东西拿出来和他们血液内的东西做交流。”
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学古筝,关心台湾和中国各地的民谣,原住民音乐或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开始和来自台湾或是中国的音乐家合作。比如从2年前他便和一位来自内蒙古来的音乐家孟福柱合作了好几场音乐会,得到相当的肯定。
这几年来董昭民跟台湾的乐团和音乐家们密切合作,经常往返台湾和欧洲。他如果现在回台湾教书,同时从事音乐创造的工作,肯定能赚比现在多更多的钱,但是他确定暂时不回台湾,因为他担心在台湾那样一个五光十色的环境里,会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创作。
他不是害怕赚钱,不是不需要钱,更不是不喜欢教书, 而且他知道如果去教书可以教学相长,自己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但是他满意现况。他一天24小时全都可以用在自己的创作和工作上。
所以董昭民选择仍旧留在德国。他宁可生活寂寞些,清苦一些,也不愿迷失在台北的滔滔红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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