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聚会案三週年 律师家属吁北京放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9年12月26日爆发的“厦门聚会案”今日满三年，参与该聚会的几位维权律师，至今仍遭当局关押，法院也迟迟未针对案件作出判决。过去三年，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与李翘楚等人纷纷传出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及律师多次尝试会面遭拒的情况。

长年旅居美国的丁家喜妻子罗胜春在案件满三年之际告诉德国之声，他的案件自今年9月便没太大的进展。原先律师说好每个月去探视丁家喜一次，但因中国政府之前的严格疫情防控，导致她自9月15日以来，再未收到丁家喜的消息。她说：“之前常玮平的律师见了他，说常玮平在狱中状况特别不好，我就很担心丁家喜与许志永。”

罗胜春补充道，虽然三人案件都已开庭，但法院至今仍未宣布判决，而因声援许志永也遭中国当局以​​“煽动顛復国家政权罪”逮捕关押，至今案件都尚未开庭。在这期间，李翘楚传出陷入中度忧郁的状态。除了被关押的四人外，在“厦门聚会案”初期也曾被逮捕的异议人士张忠顺与刘家财，也在9月底突然失踪。

罗胜春向德国之声透露：“据说张忠顺在烟台，而刘家财则是在何处都不清楚，这令人特别觉得匪夷所思，不知道中国当局又觉得哪里不对劲，要把他们抓起来。中国政府继续用这种没有通知、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野蛮’失踪方式来打压‘1226大抓捕’的相关人士，我觉得特别可恶。”

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常玮平的案件自7月26日首次秘密开庭后，便一直未宣判。她透露，律师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案件被延期至2023年1月7日，但随著日期越来越近，案件仍未有任何进展，这让她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持续拖延该案。她说：“我认为中国政府这么做有两个意图。一是把案件时间拖长，让国际社会的关注慢慢降低，这样常玮平的案子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会小一些。”

陈紫娟指出，“厦门聚会案”原本应是以一个大案件处理，但中国当局将许志永等人的案件都分案处理。她说：“他们这么做应该也是在惩罚常玮平等人。中国政府通过无限期拖延，让当事人与家属处于长期的心理恐惧，这是一个变相的惩罚。”

陈紫娟透露，常玮平长期被关押于看守所中，因内部饮食与管理情况非常糟，导致他出现血便与长期营养不良的问题。她向德国之声表示：“看守所基本上只能吃到清水煮面，很少能吃到蔬菜，也没有蛋白质与脂肪的摄入，常玮平整个消化系统受到影响，人变得非常消瘦。我觉得他经不起继续在看守所待下去，因为他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很大影响。”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情势、目前任教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厦门聚会案”与2015年的“709大抓捕”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超期羁押便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说：“‘709大抓捕’时，也有很多律师被失踪，很久都没有消息。这次丁家喜、许志永与李翘楚等人也被超期羁押与秘密开庭。中共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往往对法律规定程序置之不理，以完全随意任性的方式处理。”

罗胜春也将“厦门聚会案”与2015年的“709大抓捕”相比，说中国政府透过不通知家属、强迫失踪与酷刑逼供等手段，逼迫案件其他参与者指控许志永与丁家喜，而她认为国际社会必须看到中国政府这种行为，因为这个案件是中国政府“无法无天的集中体现”。她说：“我要把这个案子作为典型案例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他们关注中国特别糟糕的人权状况，以及完全没有法治的法律体系。”

家属流亡海外继续维权

事实上，除了“厦门聚会案”的当事人案件迟迟未能得到正式判决外，他们在中国的家属也持续受到中国当局的各种骚扰与威胁。其中，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多次遭受陕西与深圳国保到其工作单位施压与威胁，最终她只好带著儿子在11月流亡至美国。她向德国之声透露，在两年多的维权过程中，她了解到中国已无法治。

她说：“以前陕西的国保会到深圳威胁我，找我单位领导。但今年7月开始，深圳国保就开始到我工作单位威胁我，这让我感到很恐惧，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来威胁我。这些国保都会先去我的工作单位找我领导，并在传问我时，明确说出我在工作单位住的公租房，孩子在哪间学校上学。他们还说我拥有境外推特，跟境外势力有联系，并强调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陈紫娟说，根据其他维权家属的过往经历，她知道自己只能选择在常玮平的案件中保持沈默，或是继续维权但失去工作。她说：“我不想妥协，但我若坚持下去，我很可能没有工作，孩子也没有学校可以去。若面臨这样的处境，我在国内发声也会更艰难。”

另一方面，陈紫娟说当初决定离开中国时，她心中有一部分的想法觉得自己好像“是要抛弃常玮平”。她告诉德国之声：“离开中国后，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见到常玮平。中国政府对政治犯，通常会进行边控，所以当我走的时候，有种要与常玮平永别的感觉。但同时因政治犯家属往往也会被中国政府施行边控，所以我担心若待在中国，孩子未来处境也会艰难。”

曾经历过丁家喜第一次被中国政府逮捕判刑的罗胜春告诉德国之声，虽然她原先不支持丁家喜等人在中国尝试推动的事，但过去三年的经历，让她开始坚定支持他们。她告诉德国之声：“丁家喜第一次被抓时，我总是唉声叹气，每次给他写信，都充满哀怨。但现在我给丁家喜写信，都尽量积极乐观，我觉得他们没做错，错的是中国政府。”

罗胜春表示，盡管丁家喜等人以很理性和平的方式对政权提出抗议，但他们仍受到中国当局的各种迫害。她说：“我原先对提出反共与反习近平都很小心翼翼，但过去这三年的变化，让我认知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没依据。情感上来说，我一直很难受，虽然尝试透过工作或与朋友聊天聚会来转移对丁家喜的思念，但我现在只要想起他的案件，仍会觉得特别压抑难受，觉得这个忍耐已到了极限。”

中国法律学者滕彪指出，对被迫选择流亡海外的维权律师妻子们来说，流亡海外带来最大的伤害，是她们很难再与在中国的家人见面，因为她们无法轻易回中国，而被关押的家人即便出狱，再出国的希望也比较渺茫，所以对这些妻子来说，这个情况是“最大的煎熬”。

滕彪补充道：“在国外，她们维权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她们身处一个自由国度，有表达与游行的自由，可以与外国政府分享信息并进行游说。但劣势在于，这些行动隔著中国的防火墙，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置之不理，这种声音无法传到墙内。”

比亲人还亲的友谊

过去一年，包含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与长沙公益案当事人程渊的妻子施明磊等多名维权人士妻子，都陆续带著孩子离开中国，转往美国生活。对于长年旅居海外的罗胜春来说，这些“厦门聚会案”的律师、朋友与家属，就像是她的亲人一样。她告诉德国之声：“我把‘1226大抓捕案’的每一位家属跟朋友都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这次紫娟能带著孩子出来，我就像亲人到了身边一样高兴。”

她说，与案件中其他家属比起来，自己因经历过丁家喜前一次遭中国政府逮捕关押，所以经验更丰富。再加上自己身在自由国度，所以罗胜春认为自己有义务带著其他家属“不泄气的往前走”。她说：“虽然我也很关注其他人权捍卫者，但我精力有限，所以只能为‘1226大抓捕案’的群体发声。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案件搞清楚，并把声音传出去。”

陈紫娟则认为，由于维权律师的家属有相似经历，所以每当听到一个好或不好的消息，维权律师的妻子们会互通电话，抒发心中情绪。她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丈夫维权，很多时候不只源自于我们对丈夫的爱，而是作为一个人，当面对中国政府这种残酷的作法，我们已无法忍受。”

罗胜春补充道，看著施明磊与陈紫娟等维权人士家属原先在中国恶劣的环境下，想出各种方法抗争，她感到非常佩服。她说：“现在她们能来到美国，我们能一起合作，经常像姊妹一样聊天、分享与互相鼓励支持，我们就是一家人。这种友谊比真的亲人还亲。”

“有罪就判刑、无罪便放人”

对于维权即将进入第四年，罗胜春与陈紫娟都坚决地向中国政府喊话，表示若当局认定“厦门聚会案”的参与者有罪，便立即对案件作出判决，若认定他们无罪，便应该立即放人。陈紫娟告诉德国之声：“现在面对中国政府，若他们什么都不做，我们无法跟它讲道理。法律在他们手上，他们想怎样就怎样。明年我的计画是继续向监狱系统的管理机构投诉，并参与任何我可以在联合国作证的机会。”

罗胜春则说之前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在圣诞节前后对“厦门聚会案”作出判决，而她认为若要将参与者判刑，便应该立刻定罪。她说：“这种无止境的超期羁押算什么？他们明知道自己是错的，却还拿别人的自由与时间去折磨这些人，用无止境的超级羁押来打压这些人，这极其不合理。我现在的观点是，习近平为何持续超期羁押这些和平理性的人权捍卫者？他们应该立即停止超期羁押。”

罗胜春也提到，在习近平成功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后，中国的极权正不断走向巅峰，人权状况也是急遽恶化。她说：“盡管‘白纸运动’有些声音，但还是很快被镇压下去。国际社会应从现有的人权案件与‘白纸运动’，看到中国政府的肆无忌惮。若国际社会能持续施压，中国政府应该会有些退让。目前我还没看到这些迹象，所以我需要不断去游说，不停提醒国际社会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事件。”

滕彪则说，透过“709大抓捕”、“厦门聚会案”、新疆维吾尔人被大规模迫害、西藏人权状况与香港的人权法治状况，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法治情况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形容：“习近平经过十年的倒行逆施，中国人权状况急遽恶化。西方国家已开始调整对中国的态度，但因他们必须同时考虑中国政府的实力与跟中国政府的合作，所以要想他们改变对华政策，把人权议题提高至更高的位置，还是有难度。”

© 2022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