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子会好过起来吗？

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如果北京真的扶助农村居民，那么这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转折点。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投入到精英生活的城市。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受益于经济兴旺发展，农民的平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由于许多家庭穷得无法交纳学费及支付医院治疗费用，所以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动乱增多。

温家宝承认，分配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为了减小不发达的内地与繁华的沿海省份在生活条件方面的差距，北京过去就开展过类似的运动，但运动以失败告终。”

柏林日报写道：“至少要几年以后，这项新政策才能对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产生作用。现在农村居民还要继续充当工业化的牺牲品，这是因为为了建设新工厂、公路和电厂，占用的农田越来越多。过去十年，五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支付补偿金是地方政府的事，它们通常以尽可能少的金钱获取土地。

正式说来，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所以农民在法律上没有对没收他们土地的行为进行反抗的可能性。抗争成了他们唯一施加压力的手段。一旦干部涉嫌把部分补偿金转为己用，往往就会发生暴力行动。”

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的农业税有2600年的历史，取消农业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这一决定是政治考量和理智的结果，但不会得到地方干部的拥护。该报接着写道：

“中国党和政府现在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仅因为它们有了新的社会意识，在多年来不断出现抗争活动以后，它们害怕国内出现动乱。更重要的是，它们要以此使农村干部承担更多关心农民生活、预防动乱的责任。从经济上看，发展农村的新政策是为了带动内需、减少中国对出口的依赖。

这些新政策实施起来将很困难。科学家们担心，干部们会把‘新农村’理解成要求他们建造新建筑，这样将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另外，现在答应给予的补贴是否有成效也很成问题。一所国家咨询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迄今为止，国家给予农业的补贴只有五分之一到达农民手中，其余都落入了其他人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