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典效应

文章赞扬说，中国最近几周动员全部力量抗击“非典”堪称第三世界的楷模，但如果把此看作是中国体制的优越性，那就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恰恰是这一体制导致了疫情的大规模发展。文章写道：

“新华社的全月新闻摘要就象万花筒一样，可以折射出今日中国的现实。例如，二月份的报道是，中国将在今年实现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计划，中国缺少120万中学教师以及中国的新一代‘麦当劳青年’在劳动市场上面临巨大困难等等。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一个想加入国际航天高级俱乐部的国家，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却在最基本需求方面要克服严重欠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把‘非典’危机看作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更为危险的两极分化的征兆。

无论中国和国际媒体做出多大规模的报道，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危险的‘非典’只是一个边缘现象。长期以来，特别在社会和生态战线，中国面临更为巨大的挑战，而老一套的反应机制大多是掩饰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机制造成了‘非典’的扩散，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最终才得以克服。”

文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革命魅力到技术能力的转变，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但是，今天的领导人没有毛泽东等国家创建者的凝聚力，一旦出现灾害或社会动荡，这个问题就会演变成危险。所以，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派早就看到，必须以法制国家代替领导人个人的合法性，才能建立牢固的政治基础。文章接着写道：

“中国自末代皇朝结束以后就没有能建立一个达到即使最低程度的透明度要求和具有外部监督的政府和管理机制。一种由极权主义和家长式管教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决定了统治者对待公民的姿态。这在国家发布的不可靠的信息和统计数字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

对投资中国持十分积极态度的经济界代表人物也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中国的大缺点。在经济领域，这样的不利因素可以通过较高的红利来予以平衡或减弱，因为高额红利可以成为承担附加风险的理由，但在社会政治领域不会有这样的赢利和成本计算方式。‘非典’暴露出的行政和政治缺陷无法用其它方面的成就来进行补偿。在首都实际置于隔离之下的同时，宣传航天计划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