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1957年

8月19日到20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说：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

习近平下令打击网络谣言

刘云山说：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强烈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落到实处。在刘云山讲话时习近平插了一句话：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一声令下，公安部门紧急出动，援手宣传部门。19日当天，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4人以在网络上造谣为由被警方逮捕。23日，网络大V（网上粉丝超过一千万）薛蛮子以嫖娼为名被警方行政拘留。据统计，全国各地以网络上造谣传谣为由在短短几天内已经抓捕了数以千计的人。

31省宣传部长齐声喊亮剑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结束后，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长统一口径，同时表态。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伟说：要把握主动权，强化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艾文礼说：“不争论”，不是回避矛盾、取消斗争，特别是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要敢于亮剑，不当所谓的“开明绅士”。对于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要带头发声，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反击。

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姚亚平说：要强化阵地意识，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紧抓好，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对所有宣传思想文化阵地，都要做到可管可控。

9月3日《北京日报》署名“京平”的文章说得更加剑拔弩张：如果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手不抓、不硬、不强，如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抓而不紧、抓而不实、抓而不常，最后必然会出大问题，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年苏联亡党亡国、东欧剧变，这几年中东、北非国家动荡战乱、政权更迭，都足以让我们深思。要斗争，就要不怕鬼、不信邪，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对一些人极力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论调，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任何时候、任何渠道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和方便，该管的要管起来，违法的要依法查处。互联网已经成为今天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反华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我们在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更像“反右”重来

有人说，现在中国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很像19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自由化”运动。我说，这个比喻不确切。我在一条微博中写道：“清污、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都是在80年代底色上的斑点。最近层峰打通了前30年与后30年，官方就可以在50年代的底色上泼墨了。不可小看这个变化。但现在的民间也不是一元化的单位社会了，反抗力大大加强。民间之盾可以折断萱萱的‘亮剑’。”

我认为这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更像1957年的那一次。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这就是“亮剑”说法的源头。

毛泽东又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随后开展的“反右派”运动，揪出了至少五十万知识分子“右派”，就是说占了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这就是“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说法的源头。

打通毛邓就是反对改革开放

我所谓80年代的底色，就是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所说“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总任务，也就是“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大方向的一致性。我所谓50年代的底色，就是毛泽东在抛弃了胡适“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后，又抛弃了“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企图摸索一条“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中国道路”，结果是把中国引入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陷阱。

在习近平打通“前30年”和“后30年”之后，从“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种叫嚣来看，他们所心仪的“中国模式”不是接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接续毛泽东式的“亮剑”与“谁战胜谁”。可以断言，如果让这种模式得逞，势必把中国引向新的“大跃进”和新的“文革”，甚至引向新的世界大战。

也正如我在微博中所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

作者：陈子明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陈子明，1952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周报》总经理。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