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岂能是单行道？德中学术交流之桥几近坍塌
2022年6月8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0年3月28日，中国以疫情为由宣布"暂停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两年多过去了，中国迄今依然对外国游客以及留学生紧闭国门。这一政策也造成在中国留学的德国学生人数断崖式下跌。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据我所知，目前仍在中国的德国学生只有不到50名，而且没有一个是DAAD奖学金生。要知道，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在中国学习生活的德国留学生多达约8000名，其中约1500人是DAAD奖学金生。"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施露丝女士（Ruth Schimanowski）在和德国之声记者视频连线时介绍说。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当属德国最重要的高校和学生团体联盟，预算资金主要来自德国外交部等联邦部门，旨在促进德国高校的国际化，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高等教育水平，推动德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合作。从1925年成立至今，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已为200多万名德国和外国学生、学者提供了奖学金等资助。1973年，首批DAAD奖学金生从德国前往中国学习。1994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开始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据施露丝介绍，在新冠大流行前，每年都有约1500名中国学生和学者获得DAAD奖学金，到德国参加学习项目，也有相仿数量的德国学生通过DAAD奖学金项目前往中国。这些德国留学生主要来自经济、工程以及汉学专业。他们尤其喜欢参加先在中国高校学习，之后到大众等在华德企或中国公司实习的DAAD项目，也利用在中国的逗留的机会四处旅行，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然而，中国政府在新冠大流行后实行的严厉防疫管控措施改变了一切。
"德中两国的学术交流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关头。交流不是单行道"，施露丝表示。然而，中国两年多来向外国留学生关闭国门的政策却造成了只有中国留学生能来德，德国留学生却无法前往中国的情况。
中国大陆已没有来自德国的DAAD奖学金生
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统计，2018和2019年，在德国的中国DAAD奖学金生分别为1627人和1492人，在中国的德国DAAD奖学金生分别为1607人和1303人。2020年，在德国的中国DAAD奖学金生下降为1269人，参加中国大学学习项目的德国DAAD奖学金生则大幅跌至368人。而且，由于中国政府从2020年3月28日起实行"暂停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的规定，这368名德国DAAD奖学金生中，只有约200人真正"身"在中国（其中大部分2019年就来到中国，2020年继续在中国学习），其余只能在德国借助网络参加中国大学的在线课程。目前，尽管仍有个别德国学生在德国通过DAAD奖学金项目参加中国大学在线课程，但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任何德国DAAD奖学金生。
"几十年建起的德中学术交流在过去三年里遭到无法想象的破坏"，施露丝感叹道。"留学生本来可以在德中关系中起到桥梁作用，但两三年来后继无人，这座桥梁几乎快要坍塌，由此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
施露丝指出，除了中国不对外国留学生颁发签证这只拦路虎外，天价机票以及入境中国后长达三、四周的隔离政策也让本来对中国充满向往的德国学生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交流不能只是单向的。我们必须努力促使中国重新敞开大门。但这并不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或者德国大学所能左右的。德国政府知道这一情况，中国有关部门也知道这一情况。"
歌德学院：无法再组织任何前往中国的交流活动
歌德学院是德国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德语语言教学、推动国际文化合作的机构，近三年来，在和中国的交流合作中，歌德学院也遇到很大障碍。歌德学院柏林分部新闻处的菲格女士（Katrin Figge）向德国之声表示，疫情以来，中国的公务员、大学雇员，包括歌德学院潜在的奖学金获得者，出国受到很大限制，比如必须出示特别理由，有关部门才同意换发新护照等等。此外，大规模的航空限制，重返中国后强制隔离三周，甚至更长时间的政策也导致中国学生无法到德国参加歌德学院的语言学习课程，就连歌德学院奖学金获得者，也无法来德参加培训及研讨会。而德国人想去中国访问则更为艰难。菲格女士说，自2020年2月以来，歌德学院就无法再组织任何艺术家、学者或代表团前往中国，就连安排自己的工作人员前往中国也非常困难。
中国留学生仍是德国高校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
多年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直是德国大学中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波恩总部提供的数据，从2019年到2021年，在德国大学注册的中国留学生连续三年超过4万人。其中2018/19冬季学期的中国留学生为40111人，2019/20冬季学期为41634人，2020/21冬季学期为40442人，约占德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2%。但从德国大学的中国新生数量来看，新冠大流行爆发前后还是有明显变化：2019年，德国大学里的中国新生有11771人，2020年则为8391人，减少近30%。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施露丝女士在德国文化委员会5月20日出版的"政治与文化"期刊上撰文写道："外国人对中国教育和科研体系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重用。中国希望到2049年成为最重要的科学大国。除了扩大基础设施，在国内进行教育改革外，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交流。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显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她指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已经从从一个战略伙伴成为许多西方国家最大的竞争对手，德国学术机构也不得不面对这一变化后的氛围。此外，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观察到，这些年来，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不断萎缩，意识形态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再没有德国学生、学者能前往中国为两国关系搭建桥梁，那将出现信任的缺失以及合作愿望的缺失，让德中学术交流毁于一旦："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和由此带来的闭关锁国已对（德中）数十年的合作构成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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