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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314西藏骚乱发生后，中国政府对拉萨地区实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而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政府一反常态，对新闻报道实行放开，也包括对外国记者。我们应该怎么看到中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做法上的反差？

答：反差的原因在于这两个事件根本性质不同，复杂程度也不同。西藏问题是包括民族问题，主权问题，宗教问题以及中西方关系的绞在一起的问题。而地震是一个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希望尽快进行报道。包括伤亡人数，损失，社会救援的情况等。

问：中国政府在地震灾情上的公开及时地报道风格是受到国内外各界好评的，我们能否希望这一风格能够保持下去？

答：我个人对此抱有乐观的期待。因为08奥运年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它也对国际社会作了很多允诺。30年改革开放也给中国进一步增进新闻自由奠定了基础。而且，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法制，制度方面也作了相当多的努力，做到打开门不再关上。比如去年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今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问：您作为一线记者，有没有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您特别想写一个题目，报道一个事件，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而不能写，或是不敢写？

答：在我们报社来说，这样的事态是相对比较少的。更多的情况是，有具体的新闻禁令，传达以后才对一线的采编判断选题造成影响。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主张，一线的采编自己给自己设限制。在中国，报纸或是电视台这样的，我们称之为体制类媒体，既是一个记者写了一篇稿子，到见报还有很长一个过程。

问：您认为中国要想实行新闻自由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中国所有方面的进度，包括新闻自由的进步，仍然是制度和法制上的建设。我们国内的新闻工作者特别期待的是能出台并实施是一部中国新闻法。

问：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的新闻和传媒等商业气息很浓，广告分量很重。我甚至大胆说，现在中国不是政治在控制新闻，而是经济，是广告投资人，是赞助商等等。那么，中国的新闻走向在未来会不会为了迎合这一商业驱使而更多的侧重生活时尚，流行风以及体育类专题呢？

答：我觉得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这已经不仅是个担忧，据我看来，它已经部分成为了事实。就是有报道娱乐化的倾向。另外就是报纸，媒体越来越受商业的驱使，可能成为资本的奴役，有可能无法独立与资本。这的确是中国现在国内的新闻同行非常担忧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台湾的媒体，他们在这方面走在大陆前面，但是也出现了新闻商业化的情况。所以说，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中国新闻新的隐患就在于无法在资本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问：您对西方媒体的报道以及新闻自由工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么？

答：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的媒体同行是我们的老师。他们在张显的一些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也好，理念也好都是我们在着力学习和领会的。我们认为，西方媒体同行应该特别珍惜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对中国和中国社会的先入为主的泛泛的宏观性的定性。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具体的通过个案，以新闻客观事实来展现中国目前社会的变化，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已经取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