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体制向何方？
2018年11月3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当美国和中国要开始贸易战的时候，有传闻中国领导阶层通过中欧峰会，试图"联欧抗美"。这是一个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洋务领导人李鸿章惯用的对策，所谓"以夷制夷"，没想到被现在的中国领导阶层再次启用。很不幸，欧洲人没有大局观，居然断然拒绝，而且在媒体上捅出来，让中国领导人很没有面子。
国际社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存的利益。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什么在面对特朗普先生咄咄逼人的攻势的时候，欧洲人和中国人走不到一块儿呢？因为双方面对的不是同一个问题。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中国的期待都是继续向市场经济转型，放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实现所谓的"公平贸易"；而欧美之间则是基本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的不同产品结构造成的利益纠纷。难怪欧洲人会这么不给中国人面子，因为里子更重要。
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
那么在市场化改革道路上前行了四十年的中国经济，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出于研究的目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量化指标去定义市场价程度。比如，我们可以用全社会的就业情况作参考。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四十年前，城镇就业人口主要分布在国有和集体企业，两者分别占比是78%和22%，没有什么人受雇于私营企业。但是到现在，这个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扭转。接近80%的城镇人口就业于私营企业，而只有不到20%的劳动力就业于国有企业，介于两者之间的集体企业几近消失。随着国有企业混改的推进，这部分数字还将进一步变化。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其配置机制当然是市场化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很难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时候，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等等，都是决定最终产品（GDP）的生产要素。无论哪一种要素市场，都存在着政府作为运动员而不仅仅是裁判员的身影。比如资本市场，由于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是国有资本为大股东，所以在贷款的投放上，具备天然的偏向性。大量的贷款被配置在效率比较低的国有部门，而效率相对较高的私有部门却只能得到比较少的贷款额度。从资本的配置效率来讲，这样当然是不利的。同样的逻辑存在于自然资源部门。中国的自然资源从法律上讲就是国有的。城市土地作为工业企业的重要自然要素，由政府独家掌控，作为产业政策的有效工具，当然会强烈地影响经济产出。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又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经济体。
经济增长靠什么？
而关键的思考焦点在于：当我们总结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时，应该把它归结于谁？是因为我们更多地引入了市场配置机制，从而提高了效率？还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政府的影响力，从而避免了其它转型国家所经受的大起大落？
从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所处的增长阶段而言，正好是在实物资本积累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阶段。这个实物资本，不仅仅包含私人资本，而且也包含了公共资本。这或许是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欧美各国所不曾意识到的，即便对原苏联东欧国家而言，其转型开始的时候也已经渡过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初始阶段。所以直到今天，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才刚刚赶上俄罗斯，而不是相反。
这意味着：过去四十年的资本积累不仅需要有一个市场机制去给予私人资本足够的激励，而且还需要有一个能够激发政府投资公共物品的激励机制。而后者，正是过去四十年不可或缺的所谓政府影响力，尤其是正面的影响力。中国现在成为所谓的"基建狂魔"，继而试图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来推广这个思路，确实是有其自信的基础的。有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锦标赛竞争的晋升机制，是地方政府愿意极力投资于公共设施，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每当中国经济遭遇外部冲击，政府就会启动基建计划来对冲。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通过建设高速公路网，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并且提高了经济潜在生产力，从而在危机之后的21世纪初，获得高速增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再次推出高速铁路网计划，短短十年间，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消化吸收了德国日本的先进高铁制造技术，现在居然开始有信心向外推销。这不能不认为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力。
要计划，还是要市场？
当我们回顾总结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原因时，既不能忽视这样的影响力，也不能忘记它们得以成立的条件。那就是：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实物资本积累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投资人，在这个位置上发挥着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和熨平经济短期波动的双重作用。而中国政府脱胎于计划经济，能够保留部分经济影响力，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和高速增长。
那么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认为其增长阶段会慢慢地从实物资本积累转向人力资本积累（教育）以及科技创新驱动，那么中国政府习以为常的旧模式，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予以调整呢？
这是相当困难的。从不同渠道看，中国政府依旧及其依赖于原有模式去推动经济增长。比如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去通过大量的生产要素补贴，比如低价或者免费的生产性用地，或者低息或者免息的银行贷款额度，去吸引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拉动地方GDP。现在他们依旧希望通过类似手段去吸引高科技企业，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各类的风险投资基金。我曾经针对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政府能不能当"天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的公众号VWL008上找到），反对这样的让穷人补贴大富翁的财政政策。但是就像个人一样，政府的思维惯性也是相当强的，难以一下子扭转过来。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济增长的阶段而言，未来的中国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道路上，其实和欧美发达国家的要求应该越来越趋向于一致，而不是越来越分道扬镳。这个过程究竟是中国自觉意识到，还是通过外部的压力被迫意识到，是一个有趣的观察点，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沈凌为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经济系。
本文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40年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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