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港区国安法》效力已扩张至全球

德国之声：《港区国安法》周二 (6月30日) 晚间11点正式生效，中国政府也发布了完整的法案内容。您认为这部法案内容有哪些部分会彻底改变香港？

张达明：我认为第一点是《港区国安法》是根据中国的法制体系而非普通法所制定的法，而中国的法制与香港的法制在观念上有非常大的区别。此外，国安法也拥有非常广的治外法权，它的广度甚至超越中国法制系统所制定的治外法权。中国刑法的地域效应规定，罚则的效力只对中国公民有效。

《港区国安法》的第36条与第38条明确规定该法可以针对在香港境外的行为定罪。第36条明文规定任何人在香港境内做了违反国安法的行为，即便只有其中一项犯罪行为或结果在香港境内，都会被香港当局依照国安法处罚。第38条则明订，没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人在香港境外做了违反国安法的行为，也可被香港当局以国安法定罪。

当然如果犯下这些行为的人一直都在香港境外，那他们便不会面对国安法的惩处，但如果他们入境香港或是在香港转机的话，那香港当局便可以依据国安法逮补或是起诉他们。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警讯。

此外，《港区国安法》有许多限制香港法庭对国安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条文。国安法第60条明订中央政府设立的国家安全公署以及其人员在依据国安法执行勤务时，不受香港行政区的管辖。这代表，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国安法许可范围之内，他们便可直接执法，无须担忧行为受到香港政府机关的管辖。

此外，国安法第47条也明订，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到有关行为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有关证据涉及国家机密时，法院应该等到特首根据问题发出证明书，而该证明书对法院是有约束力的。这项规定让香港法院在处理国安相关的案件时，权力变得十分有限，因为他们只能判定嫌犯是否有犯下可能违法的行为，但判定行为是否真的与国安法的罪行吻合，是由特首来决定的。

此外，国安法也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及做的决定不受司法覆核。上述几点都违反香港一直以来实行的法制，这也代表香港的法制系统中，将没有一个制衡机制来监督特首或是国安委员会的行为与决策。香港的法院已没剩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并没有管辖权来监督这两个单位的行为。

我们还得记得的是，人大常委会握有国安法的最终解释权，而国安法的框架中也没有任何制衡机制来监督人大常委会如何解释相关法则，所以我们只能相信港府与中央政府会公正的解释国安法的内容。

德国之声：您认为国安法会对香港的司法系统带来什麽样的冲击？

张明达：国安法已全面改变了香港的法制系统，而我们必须透过中国制定法律与实行法律的作法来了解国安法会对香港的司法系统带来什麽样的冲击。中国习惯以非常广义的方式来订定法条内容，但当他们在执行法律时，他们往往需要根据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进行自我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只有在政府实际执行法律时，才能找到机会试图推动反制。这是法制与法治的差别，因为在政府以广义来制定法律时，人民无法预期法条能够清楚的界定什麽样的行为会被视为违法。此外，公民社会也无法指望广义的法条能够达到制衡政府滥用权力的情况。

我们只能指望政府在执法时会自我约束，避免执法过当的情况发生。

德国之声：许多人担忧中国政府制定国安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进一步控制香港的政局。您认为国安法会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

张达明：我认为国安法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国对国安的定义。中国2015年在制定自己的国安法时，已明确表示，传统的国安观念已无法继续维护其政权。为了因应全新的局势，中国政府必须更广义的定义何谓国家安全，并依据这个概念去制定新的国安法。

中国在2015年的国安法中明确的定义国家安全的指标是政权稳定，而维护政权稳定的关键是防止任何意识形态的侵蚀。所以中国的国安法不仅根据传统的国安观念来制定法条，也根据“新的国安观念”来制定法条。该法基本上涵盖了文化丶经济丶环保以及网路行动等各个面向。

从法条内容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府想掌控所有事情，因为这麽做他们才能防止政权不稳。而在港府公布《港区国安法》的全部内容后，我们也能看出中国更极端的去解读何谓国家安全，将香港境内与境外都视为法律所管辖的范围。基本上，国安法的效力已扩张至全球，我们也可将这理解成中国政府将其国家安全的范围拓展至全球。

 

张达明是香港法学专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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