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柏林、北京向美国发信号"不想脱钩"

德国之声：您认为，外界为什么这么关注即将举行的第六轮德中政府磋商会议?

辜学武：外界如此之关注即将与4月28日举行的德中政府磋商与中欧关系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息息相关。有人担忧北京与柏林2011年建造的这个对话桥梁终将经不起前一阵子中欧关系的波动而垮掉；有人期待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战略紧张中保持清晰的头脑，继续举行政府磋商，以积极面向未来的姿态舒缓已经崩得很紧的双边关系；还有许多人希望柏林政府放弃对话，配合美国对中国继续保持“极限施压”。无论是担忧，期待或是希望都折射出德中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跃升为具有全球维度的欧亚战略互动。柏林和北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未来世界政治氛围和格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德国之声：同2018年举行第五轮德中政府磋商会议不同，德中两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您认为德中双方分别想通过新一轮磋商达到什么目标，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辜学武：第六轮德中政府磋商会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德国和中国都不想“脱钩”。我想，这个信息应当是首先发往美国的，因为即使拜登政府上台后，特朗普政府所有催化“中美脱钩”的政策都没有取消，有的在执行中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是德国和中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脱钩”，德国必然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困境，这对以贸易和制造业立国的德国来讲是一个“噩梦”。“脱钩”对中国来讲无疑也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失去了美国和受美国影响或控制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市场，技术和金融链条，中国的“复兴大业”会变得可望而不可及，至少要推迟相当长的时间。

德国之声：德国外长马斯本周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视频会议之前，再次对外强调，中国对于德国有着三重身份：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您认为，德国是否有实力、有能力应对具有三重身份的中国之间的关系？

辜学武：欧洲把中国定义为“意识形态敌手”，“体制竞争对手“和”经济合作伙伴“，而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全方位的战略伙伴”，拒绝接受欧盟的这个“三位一体”定义。中欧之间的相互定位出现了强烈的非对称性。

欧洲之所以采用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来同中国打交道，其实是一个妥协的产物。长期以来，欧盟和欧盟成员国一直试图打造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但因为分歧太大，都没有成功。直到2019年德国工业协会提出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之后，最大公约数显现，思想才趋向统一。无论是更倾向于同中国合作的国家还是更倾向于同中国竞争乃至对抗的政治流派，都可以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对华政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宿。

北京始终认为，“三位一体”逻辑混乱，既然是“合作伙伴”就不可能是“竞争对手”，更不应该是“敌手”。因此拒不接受欧洲企业一边在中国做生意，政府又一边批评中国，甚至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中国搞意识形态的对抗。“不能让它们一边吃中国的饭，一边又砸中国的锅”就是这个感受的产物。

中国不应该忽视这个“三位一体”模式对欧盟国家的内部凝聚力。马斯敢对王毅亮出德国的这三重身份，他后面站立着整个欧盟。从实力上讲，欧盟27国总体经济实力和质量并不低于中国，软实力和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并不亚于中国。欧盟的军事实力因为缺乏统一的欧洲防卫政策，协同作战能力应无法与中国日渐崛起的战斗力相媲美。但欧盟成员国大多是北约成员国，身份重叠。有强大的北约作为军事后盾，欧盟还是有实力和中国竞争甚至对抗的，虽然对抗心态从来都不是欧洲对华政策的主流。

德国之声：您认为欧中投资协定会不会是这轮政府磋商会议的主要议题？此次磋商会议德方会给中方吃定心丸，还是会向中国解释，也许会出现另一种可能性？

辜学武：欧中投资协定应该不是这次德中磋商的主要议题。局势非常明了：球已经离开北京和柏林被踢到了布鲁塞尔。准确地讲，球现在在欧洲议会这边，批不批准就看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有没有能力说服欧洲议会最终通过这个投资协议了。

北京似乎开始进入一种无所谓的状况。3月22日中方对欧盟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而且把个人主要制裁对象锁定在欧洲议会议员身上应该不是意气用事，乱点鸳鸯谱，很可能对欧洲议会因制裁案拒绝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早有思想准备并做出了相应的评估。北京虽然不至于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协定的命运会从此不闻不问，但也不会再做出巨大的努力或让步来获取欧洲议会对协定的批准。

也就是说，北京宁愿牺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也不愿接受欧洲议会的要求，撤销对欧盟个人和机构实体的制裁以换取欧洲议会对协定的批准。事实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北京对欧政策中的地位再也不是如此之神圣，以至于北京会牺牲其它的战略利益来确保协定的生效。

这一点在华春莹回答记者问及中国是否担心协议因制裁而受阻时表达得非常清楚。她说：“协议不是哪一单方面的恩赐，而是互惠互利”。言下之意，协议若流产，对双方都是损失，中方只能表示惋惜。这种看似委婉的外交辞令，实际上是对欧洲议员们以拒绝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相要挟来迫使北京取消制裁的正面回击。中方似乎做好了牺牲“协议”的准备。毕竟中国在协议中对欧盟作出的让步远远大于欧盟对中方作出的妥协。

更何况，中方同欧盟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主要目标（即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就与欧盟领导人宣布完成谈判以威慑美国）实际上已经完成；而欧方的收获如“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只能在协议生效后才能兑现。换句话说，倘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因欧洲议会拒接批准而流产，从北京的角度看，损失惨重的是欧方而不是中方。中方的底气可能在于能进能退。该收获的已经收获了，该付出的还没付出。

倘若协议不受制裁风波的影响生效，北京应是乐见其成；万一欧洲议会因咽不下自己的议员被制裁那口气而拒绝批准协议，赔本的也是欧盟委员会，而不是中国政府。北京应该说是游刃有余，不会在这次德中政府磋商中要求德国政府对此作出任何承诺。

德国之声：您认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德中关系里，最困扰德国政府的是什么？

辜学武：现任德国政府从总体上来讲是看重同中国合作，珍惜双方互信的政府。它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德国企业和社会对中国的感受的深度脱节。一边是极为看好中国市场前景并力主强化同中国合作的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另一边是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疑虑甚至持批评态度的主流社会舆论。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绳的痛苦可能是目前德国执政者的最大烦恼，毕竟失去中国市场意味着失去德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和由此带来的德国社会繁荣，而失去舆论的支持又意味着失去选票从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的风险。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是德国政府无法左右的，它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同中国顺畅的工作关系。

德国之声：您认为德国如何在美中之间寻找平衡点？还是未来某一个时间点，德国会被迫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辜学武：德国不会被迫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因为柏林不会允许这个被动的“二选一”的局面出现。事实上，德国和欧洲已经迫使美国拜登政府接受了欧盟“三位一体”的对华战略。华盛顿不动声色地接受了欧洲处理中国事务的模式，这一点在布林肯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发表的美国外交基调讲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年3月3日，也就是在布林肯上台后完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评估和同盟友的协商之后，他明确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三要素”：“该同中国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就合作；不得不对抗的时候就对抗。”（competitive when it should be, collaborative when it can be, and adversarial when it must be.)

这个“三要素”同欧盟201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三位一体”战略如出一辙，只不过是用美式白话文表达出来而已。说白了，它就是欧洲对华政策的一个“山寨版”。相信美国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全盘接受了欧盟的对华政策范式，而是面对一个不愿“选边站”的德国和法国华盛顿也无法使欧盟就范。拜登政府明显地在无法改变欧盟的既定对华立场情况下为了不失去欧盟这个主要盟友做出了妥协，毕竟美国可以在“三位一体”的框架下，将“敌手对抗”和“对手竞争”做到极致，将“合作伙伴”降到最低成都。但对德国和欧盟来讲，即使在“价值观”等问题上不得不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也可将这个对抗性的成分降到最低程度，确保其它合作领域不受影响。即将举行的德中政府磋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辜学武是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教授、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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