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隐忍着继续发展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对于G20特习会乐观吗双方有可能产生协议吗？

沈凌：可能会有某种形式的协议，就跟上次在阿根廷峰会一样的道理。领导人会面一般都是底下早就商量好，有什么东西要达成。所以我想某种形式的协议，当然不可能在这个峰会上有，但是会跟上次一样，给出一个缓冲期，双方团队商量一下。

但是无论怎样的协议产生，长期来看的话，中美之间的关系应该会一直纠结在这种状态。这种协议的产生并不会一劳永逸地就把中美之间的问题解决掉。因为现在中美之间实际上并不是贸易赤字的问题。对于贸易赤字我想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分析过特朗普的做法。贸易赤字其实对美国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是整个机制的问题。

大家其实也都清楚，特朗普或美国真正的目的。这个是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趋势。以后的几年，五年或十年，应该会在这个状态中间。就是不停会有美国的打压，也不停会有各种各样形式的战，无论是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这是我的判断。

德国之声：媒体报导中方经济韧性强大，在G20会采取强硬立场，您怎么看？

沈凌：中国的经济韧性一直都是比较强。国外有很多的解读并不是非常接中国的地气。因为大家都知道GDP的计算中间本身有很大一块是来自于政府。即使在美国或德国也是这样，政府的服务这个就是进入GDP的，大概有1/3左右。中国的话比较特殊的是，政府介入经济的手段比西方国家要多。多一块就是像我们的金融体系、国有经济，所以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要远比西方政府强。所以你要在短期内看到，中国GDP的增速在6%也好，7%也好，这个非常正常。比方说这段时间中国民营的投资数字一直很低落，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基建的投资。这些都是由政府拉动的。所以完全可以做到看上去我们GDP的数字很有韧性，没有什么大问题。

德国之声：若美国对中国剩下3千多亿商品征税，对中国的影响？

沈凌：对中国没有很大的差异。我很怀疑最后美国，包括美国社会也好，美国企业也好，能够承受多大关税的增加。而且我也觉得即便这样增加之后，对中国经济影响也不会很大。因为这个关税的因素而转移出中国产业链的产值其实并不是很多。而且也不是中国未来跨入发达国家所特别需要的产业。即使不加这些关税，这些产业也是在未来在增长中间需要放弃的,而不是需要吸引的。

德国之声：美国现在也针对不同产业，像是大豆去找巴西、跟加拿大做稀土合作、工厂转移到越南、高科技转而向韩国与台湾发展。对中国来说是否危险?

沈凌：前面的都不危险，最危险的还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未来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关键。我们要管产业的升级改造。升级就是要发展这些高科技企业。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我觉得中国未来改革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能不能够对中国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形成真正有力的支撑。过去十来年，我们现在能够屈指可数的，在国际上中国有名的高科技企业，除了华为没有上市之外，其他的都是依托了西方金融市场的支持。腾讯也好，阿里巴巴也好，都是在美国或香港上次。国内的金融体制并没有对这些企业有足够的支撑。这个是最迫在眉睫的。

德国之声：中国还可能采取什么报复措施？

沈凌：我觉得不太会出特别厉害的报复措施。因为这个报复对中国本身没有什么好处。我目前为止对于政府的组织非常满意。你看它现在做的事情。第一，我们很隐讳地谈了一下我们的稀土。我们的主席到江西地稀土企业去了解调研了一下。但是我们并没有实质明确的措施出台。我们也有国务院的发言人说，要建立一个不信任的企业名单。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没有点名哪些企业要开始建。这都是隐而不发的作法。这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告诉对方，我们有一些反制的措施。但实际上因为中国整个实力上来讲，或者说并不是可以跟美国全面对抗的阶段。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隐忍的做法。就是忍着。这样应该是对中国的发展最有利的。有时后特别地针尖对麦芒对中国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好处。

德国之声：您会给政府什么建议?

沈凌：最重要的还是加速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我觉得这个是奠定中国过去40年经济高度增长的最重要的法宝，所以也应该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能够从发达国家门槛外迈入发达国家门槛内制度的变革。

德国之声：具体的措施包含哪些?

沈凌:第一个我们正在做，但做的还不够好，就是创业板。金融体制能不能真正支撑创新型企业的增长。我们政府采取的方式就是重新开一个创业板。在创业板中间制度稍为做一点改进。希望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增长。金融制度改革对创新企业的增长是短期应该要做的。但是创业板的制度创新其实还是有一点不足。特别是，我们有了信息披露的严格要求，但惩罚的力度还远远不足，所以后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麻烦。我们拭目以待。

沈凌为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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