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国“老68”如是说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来柏林的时候，柏林已有无数马列主义组织。很多大学生已参加过多次学习培训，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过工人运动史等等。中国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1968年发生的学生运动，给德国社会带来了持续至今的深刻影响。这批大学生，后来在德国就被简称为“老68”。这场运动，深受中国文革的影响。戈特弗里德·施密特（Gottfried Schmitt）今天就还保存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为准备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事先就把这本书从书架上找了出来。书架上满是文学书籍和大本艺术画册，毛泽东与毕加索、贾科梅蒂“并肩”为邻。这本《毛主席语录》保存得还相当好，是1968年中国第一次出版发行的袖珍版。

戈特弗里德·施密特介绍说：“毛泽东思想，而且恰恰是文化大革命，当时之所以令我们很感兴趣，就是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上来看，它是要在共产党内部尝试推行不断剥夺当权派权力的模式。简而言之，就是要不断革命。因为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存在形成官僚主义当权派的趋势的，有了这样的官僚主义，其实就等于是恢复了过去的资产阶级统治结构。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在柏林也能亲眼看到东德这个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儿，那确实不是造反精神十足的年轻大学生所向往的社会模式。”

从弗莱堡步步走向世界革命

这位昔日老师、今日雕刻家把《毛主席语录》放到茶几上，向记者简单介绍了他的成长过程，介绍他是如何从德国南部弗莱堡一个小资产阶级牧师家庭来到当年西德学生运动的重地——西柏林的。就像当年很多思想偏左的年轻人一样，在冷战巅峰时期，他拒服兵役。他为长见识而出国旅行，回国后即被宪兵当作逃兵抓获，直接就被送进兵营。他坚持拒服兵役，开始读大学，后来争取到以服役时间更长的民役替代兵役的机会。他服民役的单位是博登湖畔的一家精神病院。他在那里因为参与组织罢工，而被罚调到图宾根市，最后他被迫逃到了西柏林。西柏林当时属于非军事化区，不实行义务兵役制，因而也不用服替代役。

他在西柏林遇到很多坚信世界革命的志同道合者。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字面上讲的，不能全信。“有人就像对待圣经一样，把毛主席语录一字不差地刻板诠释，这也有挺可笑的一面。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毛泽东也能给你个大道理，这也可以说是不乏一丝幽默吧，不过照直搬用是行不通的。”至少对戈特弗里德·施密特来说是行不通的。直到今天，他对德国当年左派运动中的派系斗争依然深感遗憾。他说：“当年各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真是闹得你死我活似的。正统毛派见不得温和派，温和派又和亲莫斯科派合不来，如此等等。有些人当真得不得了，都有些可笑了。可笑过后，随之而来的当然就会是自我批评、反省了。人们开始自问，值不值得仅仅因为对某些东西的诠释不同而毁掉个人之间的友情，因为大家的大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只是诠释不同而已。”

参加工会工作 不搞宗派主义

回顾那段时光，戈特弗里德·施密特略为松了一口气地表示，幸亏他当时打工，才避免了思想变得极端。为了勤工俭学，他在柏林一家出版社打工，从车间包装工开始，一步一步做到文稿编辑，不过他并不是光顾自己的人。“我当然也参加了那儿的企业工会小组的工作。我们也试过向工人同事开展宣传工作，但都碰了一鼻子灰。你要是跟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应该怎么做就可以变得幸福，他们就会打手势说‘你脑子有问题啊’，告你才不是这么回事儿呢。在企业打工，使你的思想被所谓的普通人以很实际的方式就给矫正过来了。从那以后，我就决意不再参与那些搞宗派一样的各种小组了。”

尽管理论和实践如此脱钩，德国很多左派人士还是非常赞同极端形式意即字字当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戈特弗里德·施密特认为其原因也在于当年那些大学生对亚洲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他说：“当时在亚洲，也就是说在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这几个国家的实际政治情况，我们只能从中国推出的政治宣传媒体上了解到。那就像每一种政治宣传机器理所当然都会做的那样，基本上都会屏蔽掉真实情况。宣传机器不会告你中国有多少人被关进劳改营，又有多少人丧生。我们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当时西方主流媒体对此也是不了解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是犯了一个错误的，那就是过于轻信，过少从批判性角度去刨根问底一下。当时由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运到西柏林，而且都是用大卡车运来的那些宣传材料，显然是经过操控的。”

气愤 但无出路

你可以感觉到戈特弗里德·施密特的内心很矛盾。从感情上来说，他依然还是倾向革命的。当今世界的情况，一如当年那样，让他感到非常气愤。他说：“当我看到非洲儿童在由‘文明’社会生成的工业垃圾堆积起来、冒着烟火的垃圾山上挖寻、剥离可利用的废铜烂铁的图片时，我就会觉得这情况比19世纪的还要糟糕。尽管19世纪有童工问题，但对今天成千上百万的儿童来说，他们的境遇更可怕、对生命威胁更大。”他坚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今天依然有效。如果今天重读《资本论》，你会发现，马克思有关剥削的分析多么精辟透彻，即便今天的剥削已经国际化了。”不过，他对俄罗斯、中国、柬埔寨所实践的曾让人信以为真的共产主义革命，却已不抱任何幻想了，因为人们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他表示，马克思虽然正确地指出了这个世界病在什么地方，但迄今所有试图将马克思的想法付诸实践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留下的，只是内心的分裂与纠结，戈特弗里德·施密特后来的生活道路就是其见证。就像当年的许多同路人一样，他的政治活动也给他个人以及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影响。由于他曾是一次示威游行的责任登记人，所以在他读完日耳曼学和社会学以后，没有得到国家公务员身份的教师职务，这是他多年以后有机会翻阅自己的档案时才得知的。后来他去过阿尔及利亚，希望能找到另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但不久以后便失望了；再后来他曾在监狱工作过，帮助刑期将满的青少年重新回归社会；他也曾在一家匈牙利大学教德语、在德国一家职业学校当老师；最后，他越来越多地转向艺术创作。今天，他是一名雕塑家，定期展出自己的作品。对此，他表示：“我想创造一些能保留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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