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ektuelle China Kompensation

57年底，共有30万人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受到的处分从写检查到囚禁不一。大多数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时隔50年后，当年的幸存者已经不满足于获得平反，还要求经济赔偿。

在香港一家饭店的会议厅里，一群当年的右派正诉说着往事。他们是幸存者，与他们一起蒙难的朋友和同事中，许多人都没能挺过来。一位姓陈的老人说："我出生于1936年，20岁那年我在北京外语学院上学，还是党员。我批评了党的一些政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我被发配到内蒙，在农村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出生于上海的陈先生在内蒙的劳改农场度过了20年春秋。回首往事，他说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有辛酸的故事。

不同于中国政府对部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进行了赔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人迄今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补偿。政府延续了邓小平时代的路线，邓小平承认反右运动规模扩大是个错误，但认为当时有必要开展一场运动，整肃想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部分人。本次聚会的组织者林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一态度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林先生说：“因为当年这种迫害完全是一种违法行动，是国家政权侵犯了人权，侵犯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权利。” 严女士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年仅19岁，还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她被迫到一家纺织厂劳动，一干就是20年。她曾想到过自杀，但有一个想法打消了这个念头：“更重要的是觉得不甘心死，活着才能讨回公道。” 现在50多年过去了，严女士还在为讨还这个公道奋争。1994年中国颁布国家赔偿法后，严女士和另两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就向北大提出了经济赔偿的要求。严女士说：“我们给北大写信，提的要求有三个方面，一是赔礼道歉，二是经济补偿，三是反思历史，重写校史，把那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北大的答复是，校方已经根据政府的有关政策纠正了错误，至于经济赔偿应该找中央。于是严女士和8位同学就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写了一封信。

但多数当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认为，他们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中央迄今为止没有对右派们的申诉和上访作出回应。大陆媒体对这一话题也保持沉默。会议组织者林先生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诉求能够在现在的法律体系当中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想通过索赔推动民主运动。使得中国的专制的政权系统和司法系统得到改变。”

如今，当年的右派分子都已是年迈的老人，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因此讲述他们的经历具有重要意义。71岁的陈先生现在生活在香港，他说：“我现在只有一件工作：回忆，再回忆，把它们写下来给年轻人看。当时和我有相同遭遇的有50万人，现在在世的只有1万人了，许多人都不在了。我们活着的人必须为死去的人做点事，我们必须把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故事告诉现在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