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吧，亲爱的”——性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变迁

疯狂的60年代是性道德实现最大突破的时代。狂野的性爱电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Twen”、“Bravo”这样的青年杂志也开始公开讨论性事。年轻的德国导演如斯皮尔斯（May Spils）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电影作品中大胆尝试床戏。图为1967年这位女导演（中）与男女主演恩克（Werner Enke）和格拉斯（Uschi Glas）在电影《来吧，亲爱的》（Zur Sache, Schätzchen）的拍摄现场。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世界似乎还一切井然有序——至少在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那些卫道士眼中是如此。厨房是女性的专属天地，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天职。而男性则是在劳动第一线拼搏。当时一切有关性和爱情的话题都是公众场合的禁忌，甚至在大街上接吻也是不允许的。人们的生活模式被教会和国家打上了深刻烙印。

1951年这部由年轻的女演员柯奈夫（Hildegard Knef）主演的黑白电影《罪恶的女人》（Die Sünderin）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以性丑闻为主题的电影。在阿登纳保守派政府主政的年代，这样的电影在多数联邦德国公民看来是应该被禁的。为了照顾卫道士们的感受，电影中的裸体镜头时间很短，尽管如此，它还是引发了一场有关道德礼仪的疯狂辩论。

1961年，当德国制药公司先灵（Schering，拜耳制药的前身）推出避孕药的时候，立刻引起了道德信徒们的炮轰。他们在教堂的布道坛前破口大骂“年轻人道德败坏”，报纸杂志也对那些服用避孕药的“性爱上瘾”女性进行报道。尽管如此，避孕用品所赋予女性的新自由，使她们有了更多决定自我命运的机会。

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不仅使联邦德国的政治体系受到动摇，在私生活领域也是如此。“谁要是和同一个女性睡两次，那他就是统治阶层走狗”，这是当时“性爱革命”的流行口号之一。在西柏林成立的“1号社区”（Kommune 1）就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里面的男男女女都睡在同一间大厅里。图为“1号社区”的代表人物朗汉斯（Rainer Langhans）和模特出身的美女“玩伴”奥伯迈耶尔（Uschi Obermaier）。

学生运动所引起的政治变革也给联邦德国的家庭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儿童用品商店开始风靡，年轻的父母开始让孩子对自己直呼其名。1969年，中小学也开始在生物课上教授性知识。性教育电影《赫尔嘉》（Helga）问世，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去电影院观看专场。

年龄稍长的德国人都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Beate Uhse”是性爱玩具和情趣用品商店的代名词。98%的成年人都听说过它，至于有多少人真正进去光顾过，就没有统计数据了。如今这家性用品连锁店已经壮大成为一个企业王国，但它的起家却是凭借1948年推出的一本女性生理期避孕日历。后来，该公司通过秘密地寄送性爱用品的产品邮购目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前民主德国，性解放比在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要来得更早，这主要表现在性别角色的平等方面，最起码看起来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天体浴场（FKK）和妇女穿裤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思想激进的同性恋导演冯普劳恩海姆（Rosa von Praunheim）是第一批公开展示同性恋的电影人之一。他在1971年所拍摄的纪录片《变态的并不是同性恋者，而是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为德国的同性恋运动开辟了道路。

在60年代的德国，同性恋是一块政界始终不敢碰触的烫手山芋。直到1969年，联邦德国将“男性之间性行为”列为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才被加以缓和处理，1994年才正式撤销。在足球场上人们举起的反对“同性恋恐惧症”的标语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

这如今已经不再是问题：2014届欧洲歌唱大赛（ESC）冠军、奥地利易装丽人孔奇塔·武斯特（Conchita Wurst，本名托马斯·诺伊维尔特）的走红就证明了这一点。波浪卷长发、络腮小胡子加晚装长裙的奇特组合出现在2015年的电视荧屏上已经不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