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华人作曲家苏聪畅谈未来音乐和个人蓝图

苏聪生于1957年，198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同年转入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作曲系研究生班。1985年起在该院任教，随后在巴登州电影学院和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及媒介音乐联合制作专业出任教授。共获30多个国际奖项。代表歌剧作品有“日出东方时”和“古巴鸡尾酒”等。除歌剧之外，音乐剧和乐队作品创作也是苏聪沉醉和痴迷的天地。

德国之声：继电脑歌剧－“水银灯光下的世界”上演之后，您马上投入了上海舞蹈公司委托您创作的红楼梦舞剧音乐的修改工作。这家公司为何找您为这部舞剧创作，难道上海投资单位在中国就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作曲家吗？

苏聪：制作红剧是赵明的创意（北京军区文工团著名舞蹈知名编导），由上海文新媒体集团和上海城市舞蹈公司孙明章（被视为中国目前最知名舞剧制作人）老板负责投资。他们曾与中国知名作曲家进行洽谈，但没有成功。所以经过当时正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担当独舞，兼任编导的刘军介绍，才找到了我。艺术圈与商业圈的运作有相同之处，因为谈得投机，所以愿意合作。我估计，赵明和孙明章找过的那些作曲家未必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在艺术和经济方面没有谈拢。我觉得，他们找我的最初动机是慕名而来，因为我不是一位无名作曲家，但是经过接触，我们加深了了解，他们才开始真正欣赏我的音乐，所以后来上海这家公司又委托我为他们的另一部音乐剧－“上海玫瑰花园”谱曲。

德国之声：那么最近一段时间里，您将频繁地奔波于德中之间了。在德生活24年，适应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吗？

苏聪：虽然我每年都回去两到5个月，但我的很多想法都受国外的影响。2004年时，红楼梦一剧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上演，当时主管上海文教的副市长韩正（现已为上海市长）问我，为什么不在上海发展。我的感觉是，如果我长期在中国工作，就会受当地社会风气和工作习惯的影响。我在德国住在斯图加特附近莱茵河畔的一个小村里的山上，旁边只有两三栋房子。我太太也问我是否觉得孤独，我不觉得。一是工作忙，二是我喜欢安静，便于我更好地进行思考，不想让外界，无论是东方还西方对我产生更多的影响。

德国之声：国外生活对您音乐创作上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创作方面的变化以及中国同行的创作？

苏聪：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2004年时，我就有一个朦胧的感觉，认为自己不很适应在中国的创作和生活环境。这次刚刚回国两个月，感觉就更加强烈。大家都知道，在最近十几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所以有不少国家机关或私人愿意投资做文化产品，但是我的感觉是，许多人其实不是在做文化，而是在做一种娱乐性的产品，做的手法也比较浮华。我觉得，现在国内以及不少作曲家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崇洋媚外，将国外的许多东西生吞活剥地吞到肚子里，未经彻底消化就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使人听上去觉得牛头不对马嘴。我认为可怕之处在于，很多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没有考虑事情背后的灵魂是什么，而更注重它的感官效果。这次回国，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搞舞台作品的艺术家们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其实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国内许多人在瞎做。我也觉得自己站在一团乱麻前，摘不出个头绪来。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的是您的中国感受，我很想请您谈谈您在创作上的一些变化和新的认识。

苏聪：对我本人来说，24年最大的收获是，我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作曲家，或欧洲作曲家，我就是一个作曲家。作曲家应该不断地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走什么路。回顾我的创作道路，一开始，我曾对挖掘中国音乐素材很感兴趣，最近几年想走所谓新世界音乐创作之路。

德国之声：请问应该如何理解新世界音乐这个概念？

苏聪：我认为，亚洲音乐在世界音乐市场比重太小。分析现在全世界的音乐市场，亚洲音乐所占比例只占大约3％，而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大约一半，这实在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为我的音乐在世界不少国家演出，所以我想应该更好地与各个国家和地方的观众进行沟通，我也在考虑如何才能将其他民族的音乐精粹吸收到我的创作之中。比如最近几年，我常常试图将非洲和拉美音乐中的节奏、和声融入我的音乐当中。今后5年，我打算在创作方面走两条路：一方面继续新世界音乐的创新之路；另一方面我还想挖掘中国音乐的最深根源，从中国最古老的音乐根源中找出我自己的创作灵魂。

德国之声：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德国以及欧洲音乐市场都非常不景气，而中国的文化市场在快速发展。是否可以说外国音乐家进入中国市场是一种必然呢？您如何预测这两个市场的发展？

苏聪：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音乐市场，作为作曲家的我都很难预测今后5年的走势。中欧（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等）的音乐市场最近一两年或5年间将大多处在变动之中。因为这些市场受半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在国家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用于文化的资金自然不够用，势必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所以对于未来5年的音乐市场走向，我还是满担心的。中欧地区的文化空间像一棵参天大树，它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树心已在慢慢腐化，我不知道，这棵树哪天会死。中国的音乐市场可以比作一棵年轻的树，但是在发展中间却越来越畸形。对我这个观赏树的人，或是想种树的人来说，有一种困惑。

德国之声：如果说欧洲和中国都不是您理想的发展空间的话，那么您看重的是哪个市场呢？

苏聪：我打算慢慢将我的注意力从中国和中欧地区转向其它英美社会体系地区，其中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他们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不很严重，所以文化界所受的冲击也没那么大。

德国之声：创新世界音乐、两地奔波的生活势必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德国人的家庭观念大多是比较保守的，特别是现在40、50岁左右的一代人。您有5个孩子，夫人是德国人，您如何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呢？

苏聪：我是一个一心搞创作的人，不可能每天围着5个孩子转。我太太对我的事业还是满支持的，我们也一起讨论创作方面的事情。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我的创作影响到我的家庭生活，她也会抱怨，不太高兴。比如每当我去美国，意大利，尤其是在中国呆的时间比较长时。这的确是个问题。虽然我太太是一个很见世面的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甚至比我还狂热，但我认为，德中婚姻还是比较困难的。我曾经对我太太说，如果她是一个很典型的德国妇女的话，我们俩人是很难走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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