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对华外交政策
2012年9月3日德意志电台: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能够得到保证,但却不顾政治基本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断践踏个人的尊严,这样一个国家有发展前途吗?
韦斯特维勒(Guido Westerwelle):一个只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创造富裕、而同时却限制公民权的国家,用长远的目光看,不会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因此全局性地进行观察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历史,"通过贸易进行变革"的原则是行得通的。这便意味着,经济交往的过程中,自由精神也传到这个国度;随着富裕程度的加大,教育和启蒙也越加普及。通常在这个基础上会出现更为开放和自由的社会。
德意志电台:我们在香港、在您的回程当中进行这次采访。此次参加德中政府磋商的除了您还有7名联邦部长。你们的谈话对手是一党威权专制的掌权者。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政治家?
韦斯特维勒: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我在以前的交流中就已经结识。中国今年高层换届,因此不仅要接触目前的政治当权者,还要结识今后的新任高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虽然是一党执政,即中国共产党,但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思路以及不同的发展主张。一些人还局限在固有的旧式思维中,但另一些人却是更现代化,曾走出国门,对自由社会的成就有所了解。我当然希望,后者将占上风。
德意志电台:谈到政治高层换届,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就会举行中共18大。有观察家说,幕后的争斗非常激烈。有人跟你谈起高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吗?
韦斯特维勒:没有。在这样的体制内进行领导换届,幕后的斗争自然会很激烈。但它们不会被推到台前,只有在很少情况下,我们才能有所知晓,比如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件,比如最近对一名中共高官的妻子的审判,而该案的背景却更为复杂 ......
德意志电台:他本人被罢免官职,很可能被绑架了 ...
韦斯特维勒:我不会任意猜测,也不愿这样做。我们当然在尽很大努力去理解中国国内发生的事件。但我们不可能对中国的所有发展动向做出判断或者预测。不过,我们做好了准备,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继续推动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在任者以及今后的掌权者进行对话后,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便是:中国希望继续发展同德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给这一关系赋予了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谈到新闻自由、公民自由等棘手问题,也支持人权律师,但我们察觉到,仍能同以往一样与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层面的合作。
德意志电台:但合作产生怎样的结果,或者毫无结果,您应该从上次访华中就体会到了。那是2011年4月,您在北京替一个大型艺术展致开幕词。共有45万人观看了这个展览。就在您飞离中国的同一时间,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被捕。这次事件后,您个人得出的经验中,对中国不信任的成分有多大?
韦斯特维勒:您知道,不仅在国际层面,同时也在各类谈话场合,我都在提醒人们关注艾未未的命运。但这里重要的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中断努力。在德国屡受批评的"启蒙的艺术展"在北京吸引了将近50万人参观。如果这么多人通过了解这一艺术时期,产生对启蒙以及启蒙思想的思考,这便是对我们价值取向的外交政策作出的贡献。我们的外交政策不是被利益导向,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解决全球性问题,不仅要做好生意、搞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我们也要推行以价值为取向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即便同最具商业利益的伙伴对话时,也要不断提出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人权、新闻自由等议题。
德意志电台:但这样做,对方会把它们变成一种程式化的东西。人们知道,德国人会谈论这些。在您出行前,德国驻华记者发出一封公开信,批评中国当局阻碍他们的工作。周四同温家宝总理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默克尔总理提出这一问题并明确表示,她期待记者的呼吁以及本次谈话能够产生影响。但您看到中国当权者有哪些松动吗?
韦斯特维勒:在看短期效应的同时,不能放弃观察长期效应。短期来看,总是有高峰和低谷,但长期而言,进行数十年的追踪观察便会发现,中国的开放是无可否认的。在此,互联网做出了贡献,即便对言论的管制无处不在;人权律师做出了贡献。您点名提出一名艺术家以及其他人的命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具体地帮助了许多人,只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受到媒体的关注。我们在聪明的外交政策框架内,静悄悄地解决了许多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在记者会上同中国外长站在一起,默克尔总理同温家宝总理站在一起,直接谈论棘手问题,这本身就是进步。我本人3年前就亲身经历过。当时我开始研究中国问题,那正是北京奥运前夕,当面提出棘手问题,是不太可行的。3年前我担任德国外长不久,那时当直接谈到棘手问题,对方虽然还在继续倾听,但却换了一副面孔,我们便会感到:到了谈话结束的时候。但今天,人们仍然在继续倾听,而且还有对话的氛围。这本身已是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问题不仅可以私下交流,也可以公开提出,而不会导致对方停止谈话的反应。
德意志电台:您的日程上还有一个棘手的题目,这便是叙利亚。中国坚定地同俄罗斯结盟,阻止安理会出台针对叙利亚的更强硬决议。在您同中国外长杨洁篪会谈时,中国央视播出对阿萨德总统的专访,他在阐述打击反抗者和反对派的必要,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您觉得中国的叙利亚立场有松动的迹象吗?
韦斯特维勒:我们同中国有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谈论所有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和国家法治对话议题,但许多外交问题也属于对话的范畴。在叙利亚政策问题上,很明显,德中观点出现分歧。中国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做法,让我们非常不满,因为我们坚信,阿萨德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应当通过结束暴力来帮助叙利亚民众。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开端只有阿萨德下台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我的印象是,还是有一些进步。安南开始领导的6点和平建议,也获得中国的同意。这一建议是迄今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最佳方案。我们会继续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我希望,埃及总统穆尔西在德黑兰的讲话,会产生效果。穆尔西明确指出,阿萨德政权应为暴力负责。毫无疑问,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有着自身的战略利益。
德意志电台:本次访华,德中签署了18项合作协定。3年前,中国还从德国获取发展援助。今天,您同总理访问中国时,可谓囊中羞涩并试图说服中国,今后更多地投资购买欧元国债。
韦斯特维勒:不,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我们的伙伴关系符合两国的相互利益。作为德国人,我们希望,中国在德国、欧洲抑或欧元区投资,不仅是购买国债,更重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业投资。我们本次的政府磋商访问取得了很大成就,这里有数字和订单为据。欧洲及欧元的稳定也符合中方的切身利益。中国的战略利益是,不希望美元是国际唯一货币。欧元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货币,我们没有欧元危机,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债务危机。中国希望让投资多样化,也就是分散经济力量,这种做法非常明智。
采访记者:Stephan Detjen, 编译: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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