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6日闪电访问韩国之后，韩国朝野博弈进入一个微妙的新阶段：据1月9日、10日引起韩国内外众多关注的民调显示：尹的支持率突破四成大关，为去年三月以来的最高支持率（韩国民意研究所KOPRA）；而朝野两党支持率亦趋于持平，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以34%的支持率力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36%），甚至重回“12·3紧急戒严”事件发生之前的水平（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
显然，布林肯对代代总统崔相穆体制所强调的公开信任，以及对韩美同盟的赞誉，为混乱之中的韩国政坛带来了一定的稳定作用：虽然继政坛老将代总统韩悳洙亦被在野党主导的国会急速弹劾之后，崔相穆亦面对“玩忽职守”的警方提告（1月7日）与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言辞之中的弹劾威胁，其却在国务会议上坦然表示：“公职人员只应在乎国民和历史的评价而正确判断”；而针对公调处目前第二次试图抓捕尹锡悦总统的行动，则明确指示政府机关之间不能发生物理冲突。
而崔相穆体制的相对稳定，以及时间的推移，无疑将为总统弹劾事宜及韩国国民带来较为充分的思考空间。可以预见的是：新一阶段的朝野角力，将主要集中于程序正义及法理的思辨。而相比简单急速、群情激愤的“扳倒总统”的“青瓦台魔咒”，公开的辩论与思索，以及针对缘由、过程及对策的各种系统性细节性检视，或许将为韩国这个民主后发国家带来转型之路上更为深刻的成熟与蜕变。
就尹锡悦的“战斗到底”与福山博士商榷
在韩国国内局势之外，国际视角也为此提供了一些解读。譬如：本文作者曾于上篇时评（《“青瓦台魔咒”与尹锡悦总统弹劾案》）中引述美国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所强调的国家治理能力（state）与法治原则（rule of law）、民主问责（democracy）之间的平衡关系；而近日福山博士亦亲自点评韩国时局，认为“紧急戒严”风波是由总统尹锡悦一个人引发：其因在国会陷入僵局而感到焦虑，本应承认戒严失败并辞职，但却声称“战斗到底”，因而在韩国这样的重要国家引发了领导人空缺的危机。
然而，此次福山博士的观点在笔者看来，似乎较为充满建制派理想主义或单纯的学院派思维，并未充分考虑到韩国政治制度（即“1987年体制”）的实际设计缺陷及日趋极化的政治生态：
首先，在总统权力过大（兼任国家元首、军事司令与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任期偏长（五年制）却又不得连任的政治体制之下，汹涌的民意及强大财阀世族的幕后加持均成为政斗或党争的重要利器。而基于“热血检察官”出身的尹锡悦背后并无保守派势力的特别支持；其在在野党利用的汹涌民意之前，所依赖的唯有宪法法理与诉讼程序。倘其一旦轻易放弃，不仅使自己的个体命运在激烈的“清算文化”之中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亦使得乐此不疲的“青瓦台游戏”循环向前、了无改观。
其次，从保守派总统朴槿惠2016年陷入“闺蜜门”丑闻开始，其已基于施政实践与压力而有意推动修宪，以建立“分权型总统制”：即总统把握国防外交，内政则更多交与总理，并承诺自己不会连任。但由于在野党当时一心促其无条件下台并取得弹劾成功，这一设想并未取得任何重视或制度性成果。这导致韩国的朝野角逐至今仍然聚焦于执政权力的绝对性争夺，党争与对立文化并无任何改变。特别是由于尹锡悦总统仅凭不到1%的微弱优势上台，并从伊始面临“朝小野大”的“国会独裁”——其堪称“跛脚鸭”的施政局面可谓格外突出，并造成了政治斗争的空前白热化。
基于此，尹锡悦总统所坚持的“战斗到底”以及将亲自出庭宪法法庭进行辩论的主张，不啻将突破单一性街头政治及弹劾手段的激情与狂热，有望从更多角度使得“1987政治体制”的设计弊端清晰地浮出水面。如同其任职之初不顾部分民意反对而将总统官邸搬至龙山区国防部大楼，此种决意打破“青瓦台魔咒”的“固执”亦令世人思考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就宪政体制的一些洞见：即面对各怀私欲或各持利益的公民及组织，民主政治并不在于无节制的妥协，有时甚至需要“反事实地”参与政治立法的民主进程予以推进。
因此，于笔者看来，或许唯有当韩国朝野上下触及“1987年体制”弊端进行公开激辩，并试探以修宪推动总统制改革、议会制改革（譬如同时将欲与总统权力平分秋色的议会权限分流为上下两院），巧妙对双方权力进行制度性的制衡，方为彻底破除“青瓦台魔咒”、长远性地稳定韩国政体、并保护每位总统执政权益的实用性策略。
一些重要看点及几个法律程序问题
除此之外，就在野党党首李在明而言，利用尹锡悦宣布戒严之错误或“失误”，不惜一切代价逮捕总统，竭力提前进行大选，这既是保障其利用时机顺利登上总统职位的“天时地利人和”，亦是其摆脱自身司法羁绊的捷径。毕竟，当其已被一审判决违反《公职选举法》的案件若维持原判，其将失去国会议员资格并排除在下届总统竞选之外。虽然其意图采取拖延措施，但二审日期目前已经确定为本月底开庭（1月23日）。 正是出于此种时间危机，其和身后共同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力图以“摧枯拉朽”的激进态度扫除一切政治障碍，但其频繁的弹劾手段与“越界嫌疑”却越来越多地引起程序争议及合法性质疑。譬如，其急速弹劾拒绝任命宪法院法官、本在政界长期有口皆碑的老将代总统韩悳洙，并多次要求代代总统崔相穆下令总统室警卫处响应逮捕尹锡悦。面对后者基于《公调处法》本身法理依据的置之不理，在野党亦在发言中暗示其大有遭到弹劾的危险。
然而，当极端化的政治手段过于频繁地持续应用，却反而会引发国民的质疑与忧虑：即在野党是否不惜以政斗凌驾于政治？一个乐此不疲的斗争型政党是否会妥善引领、稳定国家并关注民生？此外，目前试图沸沸扬扬二度抓捕尹锡悦的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亦面临合法性的争议性发酵：一是因其申请到的首尔西部法院（地方法院）签发的总统逮捕令被认为不具资格，二是逮捕令和搜查令涉嫌由该院个别法官轻率违背韩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与111条，即“搜查并不适用军事、职务层面需要保密的场所”。
事实上，当权限不明、方式欠缺得体性的特别行动面临的时间窗口越长，所面对的关于“猎巫性质”的质疑与反思则愈多。就目前时局而言，接下来的后续发展无疑将趋向于对尹锡悦总统较为有利的方向，这是因为：除却上述关于法律程序与合法性的反思与发酵，尹锡悦执政的前半期政绩正于年底盘算呈现出不可忽视的某些积极性成果：
一是在尹锡悦政府持续加大力度投入生育补贴福利之后，作为世界级“生育洼地”的韩国2024年人口出生率终于实现了九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增幅达3.1%）；二是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最新报告，韩国今明两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预测增速2.2%（高于2023年的1.4%），出乎韩国各界的自我预测；三是国际贸易方面，不仅2024年外商对韩直接投资（FDI）申报额同比增长5.7%，以345.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韩国出口额亦同比增长8.2%，达到683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并同时获得了5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而在世界地缘政治的重要博弈之中，在布林肯访韩当天，朝鲜故伎重演，声称成功试射了新型高超音速中远程弹道导弹（IRBM）。虽然导弹射程及性能方面引发了专家质疑，但其机身所采用的新型材料等却显示，其似乎已经巧妙地逃避了联合国制裁、或与俄罗斯进行了技术新合作。而在包括派遣军力参与俄乌战争等高歌猛进的朝俄军事同盟之下，尹锡悦总统力图建立的美韩日军事合作机制再次提醒民众审视韩半岛的安全策略。显然，即使于中国而言，避免与俄罗斯、朝鲜、伊朗等“独
裁政权”绑定，巧妙地运用韩国作为接近美西民主发达国家的桥梁，亦是策略性地破除中西对抗或经济封锁的实用性之道。
因此，综上所述：以“快、快！”（빨리빨리！）之高效精神而急速实现汉江经济奇迹与社会民主化转型，从而被誉为“东亚政经模范生”的东北亚重要国家韩国，倘若能于当前复杂的尹锡悦总统弹劾案中适当放慢步伐，充分秉持法治与程序正义，并借此契机静下心来寻求民主体制的全面检视、回望与补漏，即使这一过程伴有阵痛或不够“激情审美”，亦或能助力韩国迈向更为成熟的民主道路，为自身及世界继续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曾求学于韩国延世大学、檀国大学，并执教于韩国弘益大学、庆州大学等多所高校。此后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国际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导，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 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