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一场更全面、精细的文化大革命
2021年9月1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全国百姓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一次全面的规范，而这种规范与人们理解的普世价值正好相反。当初的规范的方式和手段有读"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同时，执政当局用尽手段实现社会群体里人与人的相互监督。在那时，人们在这种大环境下，被明确告知只有毛泽东倡导的那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是唯一正确的。
过了70年后，中国正在经历着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其目标跟毛泽东的思路基本一致，即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制定一个规范。但是，在方式和实行的手段上，远比毛泽东时代要来得全面和精细。表面上看，60年代式的封闭在今天的中国已被打破，但事实上，整个社会却被各种监控网络、监视器以及各种惩罚和奖赏的手段笼罩，从而形成了另一种封闭。而社会信用体系便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一般现代国家通常仅有用于信贷的金融信用评分，其功能就是记录一个公民或企业的金融信用表现。而中国在其管理现代化过程中却出了一个几乎什么都要管的"社会信用体系"。
事情应该从1990年8月说起。那时，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设立信誉评级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银行内部信用评级的组织体系进行了规定。而在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的通知》，第一次在国务院文件中出现"社会信用"一词。 当初该词是用来针对中国当时大量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证券市场各种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消费领域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等现象的。
在这种背景下，便产生了要学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类似于信贷的金融信用评分的机构的需求。但是，仅从上面官方描述一些现象来看，在很多问题的背后并非仅仅是信用问题，而涉及的是一整套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缺陷。所以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应该从制度上入手。但北京政府把这些问题根源都解释为社会信用问题。换言之，问题不是上面的，而是下面百姓层面的。即便如此，在那时的起始阶段，并没有太多涉及经济以外的领域。
而到了习近平领导的政府显然对此种努力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赋予了更广的含义，极力扩大了它覆盖的范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信用体系成了维护政权、塑造威权主义社会"公民"的一种工具，而不仅仅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其顶峰就体现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下称《纲要》），那个《纲要》囊括了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四大领域，而真正对整个社会起着最大影响的是所谓的社会诚信那一块。也就是说，这个评估体系大大超越了"信用"一词最初覆盖经济或金融领域的界限。
应该说，习近平执政期间，社会信用体系之所以这么火热，跟近十年来中国的大规模监控系统，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据估计仅以中国的"天网"系统为例，它在各地已设有约2亿个公共监控摄像头，至去年年底，公共监控摄像头数量预计将达到6.26亿个。这样也就不使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八个中国大城市居于世界十大最大规模监控城市的首位。
三大组成部分
简单地说，社会信用体系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主数据库、黑名单系统和奖惩机制。目前，中国省市一级政府、国家机构和中央银行已经将其数据汇集到一个名为"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NCISP）的"主数据库"中。不同机构在将各自的数据资料与主数据库关联起来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与此同时，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也制定了自己的黑名单和红名单（红名单为良好行为而设立），政府机构有权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公司和个人列入黑名单。这些黑名单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公开系统--"信用中国"的网站上能搜到。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计划针对个人推出全国性的打分系统。换言之，中央政府掌控着每个人的社会信用记录，但它并没有将这些数据纳入国家数据库进行统一打分。至于奖惩机制，到目前还是有地区之别。
社会信用体系实施的目的
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权比其前几任显然更自觉地更积极地与西方社会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全面的，即不仅要在军事、技术、贸易要高于西方一等，而且要造就出一个跟西方社会不同、与民主自由理念相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更符合威权制度的设计，即平时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当党召唤时，立刻响应。
如此看来，除了一般的经济和金融的监管功能外，"社会诚信"在这里实际上就成了法家式威权主义管理的替代词。而这个威权主义的要义就是人必须有外力来赏罚才能获取"文明"的能力。信用评分高的人可以获得额外津贴，并可以优先享受某些服务。信用评分低的人可能会失去获得一系列服务的机会，包括出国旅游和优质教育。 截止2019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数据显示，已有2682万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购买飞机票、596万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437万失信被执行人继而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社会信用体系的结构
中国目前的信用体系有三个层面。有发改委牵头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央行牵头的传统的征信体系，有芝麻信用等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民间征信。
发改委的一套体系，与银行系统目前是分开的，两者没有联网。因为发改委和央行对信用的理解其实是有偏差。这两个层面是官办的。
蚂蚁金服公司是最早获批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8家民办征信机构之一，因为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支付宝"芝麻信用"的运营商.。"芝麻信用"建立在用户自愿开通的基础之上。它对用户的消费行为和偏好等因素进行分析并评分，想增加积分的方式有很多，例如经常购买尿布等家庭用品，但如果购买大量电子游戏产品则可能被减分。
事实是，社会信用体系衍生品同时也不断出现在中国社会。2019年，中国共青团当局为了对青少年的控制，还专门推出了一款名为"优你通"、主要针对年轻人的信用评级手机软件。
各地不同的打分制度和标准
自社会信用体系计划于2014年发布以来，被官方命名的试点城市一直在试运行自己本地的系统，而实际在操作的城市数量超过官方钦定的。据不完全统计，到2018年6月底全国已经有170多个城市完成了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开发的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系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征信系统。
但是，收集信息是一方面，而在给公民和企业打分的范围则因地而异。以山东荣成市为例。该城的79万本地和外来居民、1.6万家企业和1420个社会组织已被纳入一个信用系统当中。据报道，这些对象被分配了1000分初始分，随后根据不同行为进行加分和扣分。参与志愿服务、献血等属于加分项，拖欠银行贷款、交通违章等则属于扣分项。此外，该系统还把不同分数人群划分为AAA、AA、A、B、C、D六个等级。最终的等级将影响个人贷款、职务升迁等诸多方面。例如，信用等级高的人去政府办事会享受优先处理。
在法律之外的党的意志以及其脆弱性
社会信用体系从其社会规范方面来说体现是党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在法律之上或之外的。比如说信用合法性问题，很多信用标准的政策定位、法律依据并不充分。又如不少处罚明显违反基本人权和隐私。例如，有相当多的处罚，根本没有官方文件，也没有警方的通知。使被罚者对此毫无办法，根本无法到什么地方去申述抗议。除此以外，有的处罚做法有意地在羞辱当事人，毫无隐私可言。例如2017年7月，山东莱州的一家法院要求三家通信公司将多名失信被执行人的手机号码被叫语音改为"老赖"提示音。在河南开封，当地法院还尝试将失信人的照片植入年轻人流行的短视频社交App"抖音"中。社会信用体系实际上成了一种党控制国民的良民证。比如在睢宁社会信用体系中， "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利用网络、短信诬告他人"等，就要被扣分。而这里，对上述活动的定义随意性很强。
前几年，德国的一项学术研究发现，80%的中国网民对政府和民间的信用体系都持积极态度。 这本身已说明，社会信用体系框架下的中国社会威权的政治文化基础已经凸显。但是，这种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个强力威慑和信息半封闭、真假混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是不牢靠和非持久的。一旦哪天中国实现民主，人们就会像今天嘲讽60年代的文革那样，鄙夷当今的中国威权制度的种种试图对社会做出规范的努力。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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