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的命运

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大同市政府对这一事件做出的反应与中国当局通常做出的反应一样。它们先试图隐瞒，几天来不允许山西省和华北地区的报纸报道此事，到达大同的外省记者前往医院时受到阻拦。最后，当局试图诬蔑兰成长。官员们说，兰成长并非报社固定职工，所以不是真正的记者。广为散布的流言还说，兰成长向企业矿主勒索金钱。而兰成长之所以没有记者证，是因为他几周前刚开始担任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此前，他曾在杂志社工作。

煤矿采掘是山西最重要的工业，许多不安全的矿井及部分非法矿井控制在各县和地方当局手中，成了它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按官方公布的数字，去年有4746名矿工死于井下事故，实际数字也许大大高于这一统计。

为了堵住批评人士和记者的嘴，中国的当局和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黑社会手段。2006年6月，报道三峡工程腐败事件的农民傅先财显然遭到地方警察局授权打手的殴打。他虽然勉强活了下来，但颈部以下全身瘫痪。报道工业污染的环保积极分子和记者也成了虐待的受害者。”

柏林出版的日报写道：“警方说，兰成长收集有关非法矿主的材料，企图向他们勒索金钱。当局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并不像听起来那样不合情理。中国今天有无数非法的私营煤窑，这些煤窑因矿难死亡人数居高不下而臭名远扬。北京政府要关闭这些煤窑，希望借助于记者调查。由于记者对一些煤矿的调查卓有成效，矿主很怕他们，所以也容易受到假记者的敲诈。山西政府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建议矿山企业要求记者出示记者证。这样，记者就走进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对峙的地带。

兰成长也许身上没有记者证，难道这就可以成为一伙矿山职员打死他的理由吗？兰成长事件反映了中国新闻业的一个大问题：记者如不能出示国家新闻局颁发的记者证，就会被视为‘假记者’，受到讨伐，实际上30%至40%的中国记者都没有这一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