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以「電視認罪」行使沉默權？

（德國之聲中文網）2002年底，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已經排版付印的我的一本文集，被中宣部叫停。那本書的名字叫"你有權沉默"，來自其中一篇小文《你終於有權保持沉默》。用它來作為書名，是因為我對沉默權特別看重。

1999年，中國媒體發現一個"重大新聞"：公安機關沿用了幾十年的警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從武漢一間審訊室裡消失了！這被認為是警方意識到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的訊號。1998年中國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規定，任何人都享有這樣的權利：不受強迫作出於己不利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

記者和法律專家開始講述"米蘭達警告"。這是來自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的對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的保障，因為警匪電影中反復引述而廣為人知。銀幕上那些英勇帥氣的美國警察和檢察官，在審訊犯罪嫌疑人之前都要申明："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而且將會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你的不利證據。"

武漢警方大概被自己的"前衛"嚇了一跳，趕緊出來支支吾吾地否認，給媒體潑了一瓢冷水。

2000年8月，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檢察署於８月初推出了《主訴檢察官辦案零口供規則》，規定允許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保持沉默。沉默權首次在中國司法規章中予以確認。於是，我寫了那篇小文，作為當時任職的《南方周末》的聲音予以支持。

刑訴法的規定哪裡去了？

2012年修訂的中國《刑事訴訟法》進一步明確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署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中國媒體再一次歡呼。

本周一，新華社發表消息：中國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五部門發布《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其中強調"防止刑訊逼供，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媒體紛紛以"重磅"標示轉發此消息。新華社發表評論《以審判為中心：維護司法公正的築基之舉》，並報導專家分析意見，稱多位法學專家及業內人士表示，此次意見出台將從根源上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跟16年前的樂觀不同，這些媒體歡呼讓我感到悲哀，甚至覺得可怕。好像以前的規定並不存在，那些媒體歡呼也不曾發生。沒有人追問已經寫入法律的條文為什麼沒有變成"根源"，更沒有人提及對人權律師及異議人士的酷刑及"電視認罪"。

用酷刑保障律師權利？

多年間，中國各類法律文本進步不小。很多人認為，即便它們難以明顯改變司法實踐的荒唐與黑暗，至少可以讓它保持在進步的軌道上。"依法維權"成為律師群體主導的一個主流策略。哪怕是不合理的規定，比如禁止"煽動顛覆政權"（實際上是限制思想及言論自由），人們也自覺遵守，甚至主動表達"擁護中國共產黨"，以為這樣可以換取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事實並非如此，對一條惡法的容忍必然導致全盤不公，公權力一經濫用就必然擴展。

在新華社訪談中侃侃而談的專家學者，對"709"打壓律師案視而不見。例如，案中被逮捕的律師謝陽的妻子陳桂秋10月9日在網上發表聲明，表示"已確切知道謝陽遭遇了多次酷刑，逼供、逼認罪"，而"家屬委託的律師會見、辯護的權利"被剝奪。

在這些酷刑面前，關於"沉默權"的法律規定就是一個笑話。當事人不僅自己無權沉默，還被迫發表聲明或者簽署意見拒絕家人聘請律師，甚至拒絕家人旁聽庭審。不僅在羈押過程中受盡折磨，甚至被釋放之後仍然被逼說謊。今年8月，律師張凱經過良心煎熬之後發表《告知書》，承認自己獲釋之後接受鳳凰衛視等媒體關於周世鋒案件的採訪，"並非本人真實意願，系恐懼之下的被迫表達"，乃因"經歷過半年之久暗無天日的羈押，家中年邁父母跟著擔驚受怕，我始終無力克服因此帶來的恐懼與心靈的傷害，更無力抗衡來自強權的壓力"。

更荒唐的是，新華社的分析報導稱，五部門的意見"進一步強化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能作用"，"強化辯護律師在庭審中的辯論權"，"強化辯護律師訴訟權利保障"。

此意見書所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際上早已經進行，乃是"以審判秀"為中心的惡政。官方視之為得意之作的"電視認罪"，更是把與"沉默權"及國際人權公約規定的其他公民權利背道而馳的劣行推到極致。

可悲的是，大量犯罪嫌疑人及政治犯的沉默權無人問津的同時，前不久中國輿論界竟然發生了一場關於"知識分子沉默權"的爭論。爭論的一方認為，在政府屠殺無辜民眾、摧殘思想文化的時候，知識分子有權保持沉默，而且不妨礙他們成為受人崇拜的"大師"！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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