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公平取代憤怒

（德國之聲中文網）我想先從我和長平少有的共識開始：我支持他所發出的中國應有更多言論自由的呼籲，也認為關押那些想公開紀念六四受難者人士的這種做法是錯誤和有害的。但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持這種觀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我的著作的中文版在中國被嚴格審查，所以不得不在香港推出未被刪減的版本。

但是，我還是努力不讓我自己僅僅因為本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變得不公平。這也可能就是我們之間看法不同的地方。在我所成長的司法體制中，哪怕是罪大惡極的大規模屠殺者都有他屬於自己的權利。這是我深信不疑的價值，也希望這一價值能盡可能深的植根於中國。比如說，當一位法官在取證結束後判定一次殺人案是過失殺人，而不是蓄意謀殺的話，那麼這起謀殺起訴的結果就會變成對過失殺人的判決，無論這樣的結果對於受害者親屬來說有多麼的難以接受。但如果因此指責法官偏袒案犯的話，就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

消息來源無法歪曲歷史

以這樣的立場，我應德國之聲中文部主任馮海音（Matthias von Hein）的請求，闡述了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以及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同中國領導層的對話。因為這些和長平所提的那些一樣，也許是評價六四事件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關鍵的消息來源。現在，我被指責"歪曲中國歷史"，僅僅因為他不認同這個消息來源的內容。這尤其說明了一點：他對正義和公平的理解與我不同。他確確實實認為，我"按照西方對法治和公正的理念"來區別對待"一時失足還是有意為之，個案還是連環案"以及"避免集體判決"的看法是"不可接受的"。這樣一來我們之間的這次小小的辯論還是有意義的。現在每個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和我的立場有什麼區別：是的，我確實認為我們不再搞"連坐"是件好事。

長平傲慢地將赫爾穆特‧施密特說成是"自稱的鄧小平的好友"，這樣的做法更多地刻畫了他自己，而不是施密特。我可以向他保證，這種友誼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礎上。而且，施密特從來沒有像長平輕率斷言的那樣為那次鎮壓"辯護 "。他嘗試解釋它，就像夏偉（Orville Schell）在不久前的六月四日當天在一次德國之聲的採訪中講述一樣。夏偉親眼目睹了當時天安門廣場上所發生的事情，而他也絕對不會有親共的嫌疑。不過他所得出的結論還是，廣場上的民眾"受一股理想主義、樂觀主義浪潮的驅使"，"直到失去了對現實的認識，不能意識到事情究竟能發展到何種地步……示威活動的領導者最後失去了對那次運動的控制。"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消息來源，能夠讓人更加區別看待當時的事件。

東德政治人物拜訪北京確有後果

我也不同意長平關於六四對89年東德自由運動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和他不同，我不確定當年萊比錫示威者的正確立場是否足以說服當時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埃貢‧克倫茨（ Egon Krenz）不用坦克對付民眾。東德政治人物在北京得到的關於六四後果的個人印象，再怎麼高估都不為過。對此，人們可以有不同的觀點。說我的看法對當年東德示威者"極不公平"，讓我無言以對。

面對這樣的混雜局面，幾乎已沒有必要再強調我從來沒有"以全知全能的姿態""為六四定性"，而是再三呼籲每個想就此發言的人都應該有發言的權利。但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89顯然是中國當代歷史上的一時失足。雖然六四確實很糟糕，但在文化大革命過後的近40年裡，它幸好還只是一次個別事件。在1976年之前的40年中，許多更糟糕的事情更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對於我來說，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間時段與文化大革命之後時段的區別比它們的共同之處要大得多。所以，對於長平所提出的（中共統治）"系統性延續"的說法，我只能部分認同。

在現代中國進行洗腦？

他的文章加強了我就西方片面報導所導致的後果發出警告的決心。這會阻礙澄清真相的本意，因為它導致各方的戰線變得更加強硬。我願意再次說明我的意思：像"共產黨成功洗腦"這樣的標題，或者類似"人民前所未有的被洗腦了"，以及"全體人民被迫失憶"的評論完全誇大事實，就像其它許多在報紙上發表的言論一樣。

且不說許多毛時代的中國和北韓所發生過或者正在發生的事情更配的上洗腦的說法，問題是：在一個可以自由旅行，並且雖然需要面對重重阻礙，但仍然能接觸到全球多元化觀點的國家中，如何進行洗腦呢？長平說"媒體被封口"，網路被"嚴防死守"，甚至連與"六‧四"這一日期有關的隱語、聯想都不準說出。毫無疑問，他說的完全正確，但這只是事實的一面：通過VPN，人們能夠輕鬆而廉價地繞過審查。

許多中國人希望忘記

如此一來，人們就算在6月4日這一天也能夠瞭解到國際媒體對此事的相關報導，其中也包括流亡華人運動的立場。許多人沒有關注他們的立場，不僅僅與審查有關，其中必然還有其它的原因。原因之一就是長平最關鍵的一個錯誤判斷："人們希望公佈真相。"

遺憾的是，人們也很想要遺忘。在中國經常能聽到"讓下一代討論六四"的說法。遺忘也是人們不可被剝奪的一種自由。就像不能禁止紀念一樣，人們也不能禁止遺忘。我們應該、也允許就拒絕遺忘展開討論。只是在中國，購物消費比回憶糟糕的時代更有誘惑力，而這一點可能比世界其它地方更為突出。

弗朗克‧澤林(Frank Sieren)是德國之聲的中國特約記者，已經在北京生活了20年。

翻譯：任琛

責編：李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