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安門到萊比錫

（德國之聲中文網）1989年"六四"事件剛剛過去一個月，民主德國的一名高官便到訪北京。他的名字就叫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當時他是東德統一社會黨（SED）的領導幹部和該黨權力中心--東德中央政治局的委員。他此行肩負著東德黨和國家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的兩項任務。他要向中國政府轉達昂納克對"成功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祝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強硬派對強硬派的兄弟般問候。

此外，沙博夫斯基還要弄清楚"天安門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並不是說東柏林中央政治局不相信北京採取了強硬手段，而是它不相信西方的媒體。在前東德的領導人看來，西方媒體只是宣傳機器。因此，沙博夫斯基應該在北京收集自己的印象。作為一位水電工的兒子，大學新聞專業畢業的沙博夫斯基在統一社會黨內青雲直上，但他並不是唯一一個前來尋找第一手資料的人。

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Bush）也悄悄地派遣了一名使者：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然而，他的使命有所不同。他的任務是向北京承諾，美國雖然對外要表示憤慨和震驚，但是私下裡則希望盡快與中國恢復正常關係。美國要傳達這一訊息的道理很簡單：七十年代初，毛澤東和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曾結盟反對蘇聯。華盛頓希望繼續這一聯盟，特別是在五月中旬，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chael Gorbatschow）曾前往北京，成為自1959年中蘇決裂後訪問北京的的第一位蘇聯國家元首。雖然戈爾巴喬夫的訪問過程不盡人意，但是美國人還是想避免風險。

戈爾巴喬夫：中國領導人失去對局勢的控制

由於示威活動，戈爾巴喬夫只能從後門進入人民大會堂。他不但沒有支持鄧小平，中國領導人反而成為戈爾巴喬夫批評的對象。在結束他的訪問之際，他以一副西方深諳世故的姿態對俄羅斯塔斯通訊社說，中國領導人已失去對局勢的控制，令鄧小平顏面掃地。這無疑也是促使鄧下決心以軍事手段結束示威活動的原因之一。

昂納克多年來一直不滿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因為這些改革令昂納克看起來像一個不知改進的頑固分子。現在他希望通過派遣沙博夫斯基訪問北京來強調自己的立場。沙博夫斯基與新任命的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舉行了會晤。這位前上海黨委書記取代了支持大學生的趙紫陽。

承認弱點

江澤民對其德國同仁說，雖然軍方在天安門廣場和平清場，但是附近的街道陷入失控狀態。示威者和士兵發生衝突時，造成 400人死亡。沙博夫斯基感到驚訝的是，江其實承認發生了流血事件是因為領導層顯然已對局勢失去了控制。沙博夫斯基後來回憶說，"（江澤民）那次承認領導的弱點令其大為吃驚。 "

沙博夫斯基也觀察到，國際社會的指責令那些與他會晤的中國政治家們如坐針氈。因為在此之前的十年中，他們一直被作為模範的改革者受到讚揚。沙博夫斯基回憶說，自己人民血流成河一事對江澤民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致於沙博夫斯基決定不再向他轉達昂納克對"成功鎮壓反革命運動 "的祝賀。因為當時江澤民並未稱呼示威者為反革命勢力，而只稱其為迷失的大學生。通過江的敘述，這位來自東德的訪問者既不能證實西方謠傳的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也沒有聽到預期的北京表態：在重新恢復秩序的過程中，"不幸"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傷亡。

萊比錫不採用"北京的解決方案"

江的語調對兩德統一進程所產生的作用不可被低估。因為僅僅五個月後，前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治局也面臨著是否使用坦克鎮壓萊比錫示威的問題。沙博夫斯基回憶說，當時他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埃貢‧克倫茨（ Egon Krenz）一致認為， "必須汲取北京事件的教訓，絕不能對示威民眾使用軍事鎮壓手段。 "

一年後，中國領導層底氣不足的語氣也得到第三方的證實。1990年，當時的聯邦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北京與鄧小平會晤，成為1989年後訪問中國的第一位德國政治家。鄧也提及困惑的大學生，他試圖將事件歸咎於黨內的不團結。鄧小平沒有給施密特留下他會重蹈覆轍的印象。他最關心的是如何使中國重新回到對國際開放的道路上。確實： 1989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時的失足。

現實和公平的看待六四是可能的

為什麼這一歷史章節如此重要？因為它展示了一張有關1989年6月的更貼近現實的畫面。如果西方單方面誇大事實描述該事件，無助於任何人。這和中國政府對1989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樣的可恥。因為兩者都旨在阻止人們達成共識，例如當一個黨自己不願就六四事件發言時，同時又監禁那些想發聲的人，這是錯誤且目光短淺的行為，這一點應該成為普遍共識。而只有當國家安全部門不用再強調他們必須阻止自己的人民因為聽信西方誇大事實而可能發動暴亂的時候，才能達成上述的共識。

在西方，我們用了數百年的時間發展了一種法制和公正理念，這一理念則建立在舉證義務的基礎上，並用來區分一時疏忽還是有意而為、個案還是連環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連。即使我們有時感到憤怒，也應該遵守這一原則。其中不是要誇大或描清某個事件，而是強調公平對待每一個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為和如今仍在犯錯的人。因為只有維持公正才能讓自身的價值站住腳。

弗朗克‧澤林(Frank Sieren)是德國之聲的中國特約記者，已經在北京生活了20年。

編譯：李京慧

責編：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