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是中國山寨版
2014年3月4日(德國之聲中文網)"歷史虛無主義"是2013年社會熱詞之一,2013年5月起,多位官方學者於官媒密集發表"倒憲"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的文章以及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社論。
本人曾於2013年5月23日,在各大門戶網站微博下帖約辯:"就當今中國是否需要憲政、中共黨史上的憲政主張、憲政與人類文明歷史潮流等主題,由正反方組團公開辯論,媒體、網路現場直播";但未見有人出頭,唯一的回應是:11月間中共三中全會閉幕的當日,我在各大網站的部落格、微博被全部 "暗殺",未能明正典刑,"理論自信"何在?與其用"文革"大批判手段將對方封口禁言批倒批臭,還不如公佈毛澤東時代全部歷史檔案來得光明正大,只怕有權者無此膽量和擔當。
"歷史虛無主義"只是一個"中國造"的政治名詞
據筆者考證,虛無主義(Nihilism)是一個外來名詞,這一概念首先被哲學家引入哲學范疇,後逐漸擴展至文學藝術領域;在學術意義上,"虛無主義"不是一個史學用語,也沒有"歷史虛無主義"這個名詞。在中國,這個名詞在1989年批判政論片《河殤》時才開始出現。
1990年1月10日,"歷史虛無主義"被寫入中共領導人的講話稿:"近幾年來,在我國文化戰線上,圍繞著民族文化問題的論爭,實質上包含著重大的思想政治鬥爭。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宣揚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所主張的'全盤西化論'的一部分。"(《求是》,1990年第10期)
1993年,"歷史虛無主義"首次被作為文藝理論術語收入辭書。定義為:"虛無主義在歷史問題上的一種表現,認為'歷史'是虛構的概念,蔑視民族歷史。它作為一種文化主張,在中國萌芽於本世紀初,到三、四十年代發展成熟。其主要觀點是否定中國歷史,把中國歷史說得一無是處。它最後必然導致'全盤西化'論。"(《毛澤東文藝思想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
由此開始,中國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解讀逐漸政治化,被作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政治名詞,收入1999年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名詞術語辭典》。第二年又變身歷史理論術語,被《史學理論大辭典》收錄。2005年,出現了一個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小高潮,前北大副校長樑柱在這場批判中脫穎而出。
2009年以後,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文章數量逐漸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日報社社長梅寧華。2010年5月21日,《紅旗文稿》發表了他的《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一文,羅列了"五宗罪":一、否定和歪曲中國革命的歷史;二、刻意導演和假設歷史;三、打著"還原歷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四、"戲說"、"惡搞"歷史;五、追求 "價值中立"和"純客觀"。
綜上可知,"歷史虛無主義"只是一個"中國造"的政治名詞,其來源與馬恩列斯無關,與學術無關。在去年的"反憲政"論戰中,"歷史虛無主義"被當作帽子四下濫扣,其主要功能,反倒是將中共黨史和共和國歷史虛無化。
被虛無化的中共歷史主張
"歷史虛無主義"成了中共當局一直起來的靶點,但縱觀中共黨史,自20世紀40年代起,中共一直是憲政的倡導者和支持者,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演說,指責國民黨"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同年12月,劉少奇在《論抗日民主政權》中指出:"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還承諾"民選政府,實行三民主義,即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這類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比比皆是。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又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對內講"黨指揮槍"對外講"軍隊國家化",倡導過歐美式民主又朝蘇聯"一邊倒",主張過聯邦制又拒絕聯邦制,反對過一黨專政又搞一黨專政,主持制定了憲法又踐踏憲法,宣佈了"言者無罪"又搞以言治罪……,歷史上出爾反爾,說了不做、做了不說的事很常見,但從不公開否定自己主張過的東西--領袖不會打自己的臉。
中共的前輩理論家們深諳此道,從陳伯達、胡喬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乃至鄧力群,個個文采飛揚,且不論觀點如何,文章都成一家之言,不會留下矛盾自伐的話柄。過去經常宣稱"我們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如今卻是無知者無畏,有家報紙年復一年地反"軍隊國家化",理論刊物發起反憲政運動,公然否定本黨的歷史主張。某副教授甚至玩起詭辯術,將執政前的憲政承諾演繹為一種政治鬥爭謀略。
如果真有"歷史虛無主義",將本黨歷史及領袖的主張虛無化,可謂"歷史虛無主義"的標準樣板。號稱"三自信"的官方理論界,果真一代不如一代,退化得沒有拿得出手的人了?
被虛無化的毛澤東時代
一年來討伐"歷史虛無主義"的先鋒,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最近他發表了《對毛澤東幾個誤解的澄清》一文,總結出毛對新中國的"六大貢獻",還解釋了三個"誤解"。
李指毛的頭條貢獻是打贏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兩場戰爭,並通過建設"大三線"、"小三線",成功化解蘇聯的"核打擊";其他貢獻還包括:"兩彈一星一潛艇"、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大量的基礎設施、重返聯合國,甚至連"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也拿來湊數。
前兩場所謂"反侵略戰爭"的戰場都不在中國境內,卷入朝鮮戰爭是为史達林火中取栗,捲入越南戰爭是為輸出革命;建設"三線"不僅是為了防範"蘇修",還有"美帝",而戰爭卻根本沒發生,只是一場自我大折騰而已。如果1949年後不實行"一邊倒"政策,而是與蘇美保持等距離外交的話,中國不大可能捲入對外戰爭,也不會在國際上長期限於孤立。至於捍衛"主權和神聖領土",1949年以後,中國國土面積由1141.8萬平方公里變為960萬平方公里,此後與周邊國家幾經劃界還剩多少?至今沒公佈過。
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及基礎設施,一直被宣傳為毛時代的經濟成就,作為"前後30年互不否定"的重要證據。我很贊成最高領導人今年紀念毛誕時提出的觀點:"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準、認識水準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只須將中國與同期發展的國家作比較,就不難總結出毛的貢獻。
所謂舊中國,並非像毛澤東說的那樣"一窮二白",而是能造艦船、造飛機槍炮,有工業化基礎的國家,二戰結束後與日本等周邊國家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如果不打內戰,不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經濟上不搞"大躍進"等各種瞎折騰,走上憲政治國之路,正常建成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應該不成問題。20世紀60-70年代,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先後起飛,而同期中國正處於毛所發動的十年動亂之中。毛澤東的貢獻,是使中國的現代化至少推遲了20年。
所謂三個"誤會:一是60年代蘇聯確有逼債,二是沒處決"右派",三是否認大飢荒餓死3000萬。這三個澄清,除了引用他人及自己的見聞外,沒有給出任何檔案史料證據。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表示願意借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蔗糖,幫助中國度過困難。3月8日,周恩來答覆赫魯曉夫:先接受50萬噸蔗糖,至於100萬噸糧食,可作後備。是否借用,以後再作決定(後來未用)。同年4月,中蘇雙方達成協議:1960年中方貿易欠款可在5年期間分期歸還,中方借用的50萬噸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歸還,均不計利息。"出於政治鬥爭考慮,中方後來未接受蘇聯的糧食,改从澳洲、加拿大進口,並提前一年還清了對蘇欠款。大飢荒期間,中國從未停止過對外援助,並於1969年自我宣佈為世界上第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毛澤東對外死要面子,黎民百姓忍飢挨餓而死,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反右"後有大批"右派"陸續被判刑或勞教,雖當時未被處死,但因飢餓、虐待而死的不在少數,著名的夾邊溝慘案盡人皆知。北京大學所劃716名"右派"中,有8人先後被判死刑,除哲學系學生黃宗奇因與看押他的學生發生身體衝突,在"反右"期間被處死外,中文系學生林昭、數學力學系教師任大熊、西語系學生顧文選、物理系學生吳思慧、歷史系學生沈元、哲學系學生黃立眾、化學系學生張錫錕7人,均在"文革"期間遭處決。
關於大飢荒年代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和人口負增長,很多親歷者猶在,民間記憶並未消失。儘管在統計數字和統計方法上存在分歧,但死亡人數從未低於1000萬。死亡1000萬與死亡3000萬以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主政者的歷史罪責。身處訊息時代還想屏蔽這段恐怖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
治學要講證據,論史不容詭辯。官方定製的"歷史虛無主義"可謂作繭自縛,大帽子不妨奉還製造者自用。
作者:章立凡
責編:達揚
作者簡介:章立凡,中國歷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八九民運"時,章立凡應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邀請,參與調停學潮。事件結束後,章立凡受到壓力,脫離體制成為獨立學者。曾出版《君子之交如水》、《記憶:往事未付紅塵》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