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德語夢
2019年2月3日(德國之聲中文網)1987年一個夏日的早晨,我站在廣州一飯店門口,向大巴上的德國旅遊團揮手告別。團裡那個一路讓我操心的大男孩兒透過車窗盯著我,任憑淚珠滾落。頭天晚上他請我去舞廳,我沒答應。說心裡話,在警察局陪了他一天,晚上我沒有興趣再見到他了。不過現在看到他的眼淚,我仍然有些感動。對團裡其他朝夕相處20天的德國人,我就更是依依不捨。
用德語思維和做夢
這三個星期不停地講德語,漸漸地,開口之前腦子裡從中文到德文的翻譯過程消失了。講話的時候不再是搜腸刮肚地尋找恰當的詞匯,那些德語單詞好像已經在嘴邊排好了隊,我一張嘴,它們就自己往外冒。這意味著,我向以德語為母語的人大大靠近了一步。
回到父母家,我疲憊地在沙發上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媽媽搖著我的手臂說:"你剛剛嘰裡咕嚕說夢話,我一個字都沒懂。"我禁不住笑了:生平第一次用德語做了一場夢!
我想把這一飛躍帶入隨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不急於離開象牙塔。畢竟歌德和海涅對我的吸引力遠遠大於機床。
海涅研討會:一項真正的挑戰
研究生的第一個學期果然成為海涅的學期。我的導師張玉書為紀念海涅冥誕190周年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世界各地的日耳曼學者接受他的邀請來到北大。我除了負責接待以外,還得到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只要張玉書教授上台,我就要跟在後面,之後站到他旁邊,他說中文,我就翻譯成德語,反之亦然。
每天晚上筋疲力盡地一頭栽倒到床上,我有時想:為什麼我的導師不能再等十年,等海涅冥誕200周年的時候再舉辦國際研討會,那時我的德語或許也會像張教授的德語那樣考究而優雅。對了,他的德語功夫據自己說是文革期間在牛棚裡練就的。
不過,研討會這樣的鍛煉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刺激出大量腎上腺素,加速血液流通,提高反應能力。一次會議休息時,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國德語界前輩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將成為中國最優秀的德國文學專家之一。"
失落和無奈
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位前輩的預言不會成真。海涅研討會結束之後,研究生學業重回常態。這意味著:老師講課,我們聽課,很少講德語的機會。在結識了幾十個真實存在的德國人後,我不想再面壁練習口語。旅遊團患難與共的德國男孩子給我寫來幾十頁的情書。破譯他的筆跡雖然也要花費一些功夫,但這也替代不了口語。
我當時唯一的德語對話夥伴是奧托-沃爾夫公司的瑞先生。他曾經在一個博覽會上給我上了一個工業機械速成班。讀研期間,我時不時去奧托-沃爾夫駐京辦事處坐一坐,和瑞先生及其同事聊聊天。我談到我的無奈,感覺德語在原地踏步。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名眼看快到終點卻不能沖刺的運動員。"那你為什麼不去德國呢?"瑞先生很認真地問,好像這是天底下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回到宿舍我還在想著瑞先生的那句話。不行,我不能現在去德國,因為這意味著我將主動放棄一位知名德國文學專家得意門生的地位,放棄經過嚴格考試打拚來的中國精英大學的研究生位置。別人會認為我發瘋了。我看著張貼門上的海涅"羅蕾萊"詩句(海涅研討會的紀念)發呆:"不知道什麼緣故,我是這樣的悲傷。"我並沒有悲傷,但是很躁動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