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多面向的中國與失信的政府
2022年2月14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對該起令人悲憤的事情，可從兩個層面來闡釋。一是由此暴露的多面相的中國及隱藏其中、被表面繁榮而有意遮蔽的嚴峻的社會問題。從各方挖掘的八孩母遭遇看，此事涉及農村的貧困和社會兩極化、婦女的被拐賣及權益保護、精神病人的生存、底層百姓的濫生和傳宗接代、鄉村的民情和道德等問題，它們共同揭示了一個複雜的多面向的中國，並很大程度表明在經濟逐漸發達後，社會和文明轉型不是同步跟進的，後者要比前者艱難得多。二是政府的治理危機。八孩母之被全民關注，當然有它的悲劇性元素，打動了人們的惻隱之心，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維穩和社會壓力之下的擠牙膏式的被動反應和處置不力，讓民眾特別是中產階級有一個宣洩的理由和渠道，將平日對所受政府壓制特別是因疫情而遭受政府強蠻管制的不滿，借此發洩出。
八孩母如果不是因其「丈夫」董某為博流量在抖音上發布這種「賣慘」影片，原本是和過去一樣，淹沒於時間之中，無人注意的。她的遭遇在她生活的那個鄉村，鄉民們熟視無睹，最多是發一聲同情的嘆息。從此角度看，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不過事情的發生也撕開了中國社會的真相，而真相總很殘酷，讓人愕然。當像董某這樣的鄉民也玩起了抖音，懂得用影片娛樂和變現，科技的發展和城市化看似使得城鄉處於同一文明空間，然而，只要有心，是不難發生在貌似現代化的背後，有些東西是幾十年、上百年甚至幾千年都沒變過。比如，對婦女兒童的拐賣，將女人當成生育機器。
中國的陰陽兩面
八孩母的事情廣布後，人們發現在該村還有被拐賣的婦女差不多有同樣的「待遇」，原來這是一個有著「收容」被拐賣婦女歷史的村子，這裡的男人很多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娶了老婆，生兒育女，傳宗接代。因此，當董某一邊刷著抖音博流量，一邊將他被拐來的妻子因為疑為精神問題而把她用一根鏈條鎖住喉嚨關在黑暗的小屋，這種反差衝擊著許多人的心靈。他們萬料不到，在新時代的陽光下，怎麼會有這種事出現！但這就是中國，陽光和陰影總是相互伴隨的。
中國每年被拐賣的人口是多少，沒有一個確切統計，美國曾發報告稱中國是人口拐賣大國。在被拐賣的人中，女性佔大部分，尤其在早期，更是如此，因為窮。窮人家的女孩或女人被人販子賣給那些同樣窮娶不起老婆的男子，這樣的拐賣一般是通過欺詐和欺騙，但對於某些有精神病史的婦女來說，如果她的家裡兄弟姐妹又多，其父母有可能出於擺脫麻煩的原因故意把她丟棄，或交到人販子手上，這種事過去在中國鄉村也耳聞過。有人懷疑八孩母很可能也是她的母親以這種方式讓人販子拐賣的。可見，當貧困威脅到一個家庭的生存時，道德和愛也只能放在一邊。
由於被拐賣，在成為那些窮漢的妻子後，極少得到善待的，她們只被看作男人發洩獸欲和生育的工具，除非認命，順從男人擺布，否則都會受到虐待和毒打，這種情形下，精神就容易出問題。人們在電影《盲山》裡，就看到了這樣的情景。白雪梅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她被誘拐來到陝西秦嶺的一個閉塞山村，成為人婦，她不想像另一個被拐的女人那樣認命，反抗和逃跑，然而無濟於事。這裡的村民，包括村長、郵遞員和小學老師等所謂的鄉村精英，都是站在那個毆打懲罰她的丈夫一邊的，監視她，對她的反抗非但不施以援手，助她脫離苦境，反默認這種現實，成為壓迫她的共犯和幫兇，只因在他們看來，白雪梅是花錢買來的，她有義務成為村裡的一員，她的反抗會威脅這個貧困村全體村民的利益，《盲山》就這麼通過藝術的方式將這種殘酷的現實再現給世人。而真實世界很可能比電影展示的更不堪。當貧困威脅到所有人，有可能使每個男人都絕後時，村民的理性選擇就是犧牲「白雪梅」，維護男權社會。這是中國幾千年的邏輯。因此，在人們的觀唸得到更新和脫離貧困前，輿論的同情和聲援或許最多只能改變個案。
但這是否意味著人們今天還必須接受這種情況。當然不。人的可貴之處在於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以及為此付出的努力，它包括對不公不義的監督和批評，否則社會就難有進步。而八孩母的遭遇是一個縮影，映照出中國社會醜陋的一面。對於向來把人民利益掛在嘴上的中國政府而言，顯然更有責任去改變此種醜惡現象。這不僅因為產生醜陋的部分根源如貧困和兩極化很大程度上由政府造成，也是因為在出現這種現象時政府打擊不力。如果說在電影《盲山》反映的年代政府打擊不力有部分不得已的因素，如前面指出的鄉情如此，在中國政府有很大財力並掌握著許多專政工具，民眾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特別是在人人都玩抖音，現代技術改變了許多人包括底層百姓的觀念，許多人對生男生女、傳宗接代不再特別看重的今天，對於這種嚴重損害婦女權益的事情，還容忍其存在，做不到在第一時間迅速有力的反應，它遭到輿論的批評和抨擊，就完全理所當然。
四次通報壓不下質疑
豐縣和徐州兩級地方政府在八孩母事件中被輿論推著走，擠牙膏似的應對遠未達到公眾對政府應有的處置方式的期待。該起事情涉及十幾年前，當時訊息有限，官方調查會遇到一些困難，要花一定時間，民眾其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地方政府很可能基於冬奧維穩的考量，想輕描淡寫地把它應付過去。結果民眾不買賬，發起一波波質疑和聲討。當地政府在半月左右共發布四次通報，1月18日第一次通報稱該女子為楊某俠，於1998年8月與董某領證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時隔兩日的通報再稱楊某俠98年6月流浪乞討時，被董某已故父親收留，此後便生活在一起，且楊某俠有智障表現，同時承認在為其辦理結婚登記時，工作人員未對身份訊息進行核實。一周後的第三次通報則改稱楊某俠原名為小花梅，為雲南省福貢縣亞谷村人，是被同村的桑某某帶走丟失的。第四次通報稱，楊某俠的丈夫董某以及桑某和其丈夫時某因涉嫌非法拘禁和拐賣婦女罪被拘留。
事情到此似乎水落石出。然而有前媒體調查記者到亞谷村實地調查，推翻了官方第三次通報中的訊息和細節，結論是八孩母不是亞谷村的小花梅。眾多網民繼續扒糞，認為官方為平民憤採取移花接木的手段，一些人咬定八孩母其實就是20多年前被拐賣的成都女孩李螢。情況再次撲朔迷離。官方的公信力至此喪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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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官方在類似事情中第一次喪失公信力，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起因固然是官方的表現不合人們期待，但大眾恐一開始就不信任官方的調查和表態，這才是問題的要害，事情這個樣子，就陷入了無論你做什麼，我都不相信的怪圈，用學理的語言講，中國政府和大眾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塔西佗陷阱」，在民眾眼裡，政府已經完全沒有信用。
塔西佗陷阱的出現，每起事件都有具體原因，但它是官民關係長期不睦累積的後果。雖然官方口頭上喊為人民服務，然而當政府的政策安排和財富分配不利於民眾特別是弱勢階層而集中權力集團時，這樣的結局並非讓人意外。
可以講，八孩母事件讓人們看到了平日容易被忽視的中國社會的另外一些面相，她的悲劇遭遇很多人都有可能碰上，這是輿論特別關注該事件的一個原因。這起事件及其引發的輿論反響，凸顯了中國政府的治理失敗。在喪失政府信用的條件下要解決八孩母背後涉及的諸多社會問題，對中國政府是一個艱難挑戰，很可能是一個完成不了的任務，社會危機隨時有可能在此過程中因某個微不足道的意外引爆。這就是該事件給我們的啟示。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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