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犯罪與出身:不能劃等號!
2018年3月24日(德國之聲中文網)此案似乎很快就清楚了:一名年輕女子被強姦後遭殺害。作案人是來自阿富汗的男性青年,一名難民。社群網站上群情激憤。2016年秋在南德城市弗萊堡發生的謀殺馬麗亞‧L.事件引起輿論大嘩。德國國內恐懼外國人的心理增加。
不久後的一個現象未引起多大關注:在弗萊堡內城,有人燃起蠟燭。那是阿富汗人,集聚一起,向被殺害的馬麗亞的家人表達同情。其中一些年輕難民說:"我們想要表明,絕非所有難民都是罪犯。"
謀殺事件發生後的數星期裡,聲張難民利益的弗萊堡動議組織被迫關閉自己的網頁,原因是,謾罵和敵意潮水般撲向這些組織。它們被申斥為"作案人的保護者"。
日前,凶手侯賽因‧K.被判處終身監禁。審判案結束,爭論依舊。
嫌疑人、作案人的出身有多重要?
柏林洪堡大學法律專家利卜舍爾(Doris Liebscher)提醒說,很多人只聚焦非德裔作案人,卻忽視了這對受到不公平懷疑的人群會產生何種影響。利卜舍爾的研究領域是反歧視和種族主義。她指出,"幾年來,種族主義和蔑視人性的栽贓重又成為潮流,深受其害的正是那些少數族群"。
刑事犯罪學專家胡諾爾德(Daniela Hunold)認為,相關的爭論沒有多少意義。她在德國警察大學研究作案人課題。她指出,從犯罪學角度看,作案人的出身並非關鍵,"作案人之成為作案人,與其出身無關;出身不能解釋其刑事行為"。她表示,"若作案人有過可怕的戰爭經驗和心理創傷經歷,這有可能對其心理造成影響。不過,並非必然如此" 。
胡諾爾德解釋說,如果只聚焦作案人的出身,其它重要的方面會被忽視:犯罪行為發生時,有誰在現場?是否有毒品因素?這位刑事犯罪學專家強調,聚焦作案人的出身有時也會導致犯錯。例如,在調查極右恐怖團伙"地下國家社會主義"對移民的系列謀殺案時,當局便犯有這樣的錯誤。因被害人主要來自土耳其,警方即懷疑被害人家族本身,並猜測懷疑作案人可能來自土耳其販毒集團。出身這一標記將調查人員們引向了錯誤的線索。
媒體進退兩難
自2015/16年科隆跨年夜事件後,關於是否應說明作案人出身的討論趨於激烈。當時,主要來自北非地區的男性群體在科隆大教堂廣場及中央火車站區對婦女進行了大規模性騷擾。事件發生後,人們不僅指責警方工作不力,而且也指責諸多傳媒姍姍來遲而且最初非常有限的報導。在部分報導中,有關作案人中亦有難民這一事實也被隱瞞。
很多德國新聞從業者為此變得無所適從。德國媒體行為準則也不能提供明確的規定,只是建議,只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情況下,才提及作案人的出身。然而,什麼情況下才算是涉及公共利益呢?
在德勒斯登的《薩克森日報》看來,這一利益總是存在的。該報很早以來就提供有關作案人出身的訊息。負責採訪警方的記者施奈德(Alexander Schneider)說,對他而言,說明作案人的出身屬於報導的全面性,若不這麼做,讀者就會認定,作案者是外國人。他指出,這一點同跨邊界刑事犯罪行為頻繁發生有關,"要是你報導說,一名約30歲的人偷竊了汽車,而不同時寫出,他來自捷克,那幾乎會讓人感覺可笑。不過,如果作案人是德國人,該報現在也會明確寫出來。施奈德指出,他在報導中會明確指出作案人或嫌犯是德國人,是為有助於消除人們以為的和事實的難民刑事犯罪之間的逆差。
洪堡大學法學家利卜舍爾則不同意這種看法。她表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仔細權衡,確認公共利益是否大於個人或整個群體受到的傷害"。她指出,基本法提供了完全清晰的方向,並且在很多情況下,換一種視角會帶來很多幫助:"如果右翼民粹主義者宣稱,隨著難民入境,謀殺和打人致死的現象來到了德國,那我會贊同這種說法的。因為有難民營被縱火焚燒、難民被殺害。而根據法律,難民是我們本應保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