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紛爭百年綜述—日本亟待破解禪宗公案

《亞洲世紀》作者卡爾‧皮尼旅居東亞二十餘年，擔任一家著名英國律師事務所的專業顧問，系統追蹤中日兩國的歷史、經濟及政治問題的發展演變。這本名為《亞洲世紀》的新書今年剛在德國上市，便引起強烈反響，《法蘭克福匯報》、《新蘇黎世報》、《世界報》等多家權威紙媒紛紛發表書評，肯定該書對於亞洲問題研究者具有寶貴的借鑑價值。除了從各個角度對比、回顧、預測中國、日本這兩顆未來及今日亞洲之星的運行軌跡之外，探討中日紛爭也是本書的重點話題之一。現綜述如下：

中日之交源遠流長，大約從公元前600年開始，水稻種植、青銅器製造、煉鐵、紡織、鞣革、造船技術陸續經由韓國從世界文明中心——中國傳往日本。若干世紀以來，日本一直是以一種求知若渴的學徒身份拜倒在文化宗師的膝下，懷有一種潛伏的自卑心態。例如，公元5世紀日本引入中國漢字，並且原封不動地使用了四百年。正是這種仰視強勢大國不得不有的謙卑敬畏情緒長期以來醞釀成為一種強烈的出人頭地慾望，並對其後的中日風雲變幻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十八世紀，日本近代學者主張從中國文化中脫離出來並塑造大和的「民族認同」——即顛覆傳統的「漢魂」式世界文明史觀而建立以大和為中心的「和魂」主體地位。而此時的大清帝國內外交困、腐朽沒落，幾千年來由東亞大陸（中國）主導泛東亞的歷史局面面臨重組。

明治維新最終標誌著新紀元的開始。維新運動初期，清朝政府與明治政府之間還互派使者，保持友好睦鄰關係，1871年，雙方甚至還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這是2000多年來中日第一次以平等國家身份簽訂的雙邊協議！經過一番苦心經營和殫精竭慮，日本全面持續並且成功推動了工業化及內政改革，走上了一條富國強民的發展之路，按捺已久的民族主義也隨之蠢蠢欲動：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同年12月被迫撤軍）；1879年日本武力吞併琉球，設沖繩縣。而這只是「開疆拓土」侵略政策的開始。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日軍勢如破竹，而大清部隊則是節節敗退。戰爭歷時8個多月，日軍以損失2000餘人的代價，佔領了大清大片領土。1895年4月，清廷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賠款2億兩白銀，割讓台灣、遼東（後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下清廷以3000萬兩白銀贖回）以及開放7個通商口岸。大清朝敗給了「蕞爾小國」日本，在中國及世界範圍均引起了巨大震動。

清政府的羸弱愈加刺激了日本的貪欲，後者開始在軍事戰場之外策劃實施經濟控制，準備在中國東北地區和蒙古東部扶持一個傀儡政權，以「滿蒙獨立」來對抗俄國，並打開進入中國大陸的缺口。其間，中華民族愛國情緒高漲，蔣介石於1928年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表達了收復滿洲的願望。同年12月，張學良少帥出人意料地宣佈東北易幟，聽命於南京政府。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局面。 1930年，中國在滿洲的掌權人也正式承認了南京政府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的經濟、社會形勢拉緊，自19世紀起就主張武力爭霸的軍國勢力甚囂塵上，制定新的對華方針和「滿蒙政策」被當作是刻不容緩的急務。由此一來，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件也就不足為怪了，早已磨刀霍霍的日軍不過是為進攻找到了一個藉口，先是局部繼而全面佔領了滿洲。1932年3月，滿洲國成立，日本方面在6個月後稱其為主權國家。

1934年3月，末代皇帝溥儀在滿洲國稱帝，擁有自己的國旗、國歌及軍隊，並獲得德意日等國的認可。1937年盧溝橋事變標誌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升級，7月27日，日本首相在議會發表演說，揚言要給中國一個教訓，重建亞洲新秩序。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日軍在那一年的夏季攻打上海，與蔣介石的精銳部隊交戰，雙方損失慘重，軍民死亡人數約為25萬。幾個月後，上海淪陷，同年11月，日軍炮火緊逼杭州。

1937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面臨失守，此時此刻，日本依然沒有正式對華宣戰——這種狀況甚至一直持續到1945年。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希望能夠繼續從英美方面獲得至關重要的資源，一旦正式宣戰，勢必引起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憤怒，美國也應本著中立原則中斷與中日雙方的貿易往來。

日軍在南京大搞屠殺競賽，日本報紙點名表揚砍頭人數最多的「優勝軍官」；成千上萬的婦女、幼女遭到奸殺；兒童、嬰兒被拋擲空中，再用刺刀接住；活埋、燒殺、剖腹取嬰……種種罪行罄竹難書，持續了整整6周時間，超出了正常人類的想像極限。據比較現實的估計，南京慘案的直接遇害人數高達30萬。

必須指出：南京大屠殺是有據可查的戰爭罪行，大量的圖片資料、目擊證人可以證實這段歷史，然而當今的日本公眾人物卻矢口否認。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殺絕對不是突發事件，那些試圖將之解釋為偶然性個例、被上海戰役和殘酷戰爭環境搞得血性大發的日本士兵的野蠻發洩的藉口根本無法掩蓋內中罪惡。我們應該從更深的層面上來探討問題：日本士兵多年來接受嚴格軍訓，軍紀如山，兩耳所聞的又都是支那人是劣等人、應當被斬盡殺絕之類的宣傳。

「殘忍」二字貫穿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始終。千年卑微史鑄就的自卑感深埋日本人心底，不自覺地騰竄而成一股誓絕中華人種的怒火。日軍「731特種部隊」所進行的臭名昭著的人體實驗正是另一個例子，表現了這種混雜種族使命感和挫敗感的扭曲心態。日軍駐華期間大規模姦淫民女事件愈演愈烈，引發的國際譴責甚至令東京最高指揮部感到不安，決定設立軍中妓院。被強令徵集的慰安婦大多來自東南亞、中國、韓國，還包括一些歐洲戰俘，如英國、澳洲护士。慰安婦遭遇了令人發指的折磨，生還率不足10%。據估計，1937年至1945年間，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國人多達1800萬至2000萬人，其中80%是平民。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中日戰爭結束。相較於中方的慘重損失，日本陣亡士兵不過區區100萬——大約是德國的四分之一，平民傷亡人數更是寥寥。在美國的堅持之下，日本既未遭到分裂，也沒喪失領土（被蘇聯佔領的千島群島除外）。

二戰過後，世界陷入了冷戰格局。日本1952年與台灣建交，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僅限於民間私人交往。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國際政治局面發生了變化。鑑於日本國內經濟界及公共輿論的壓力，以田中角榮首相為首的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與台灣斷絕邦交，轉而親近中國大陸，但剛剛恢復的政治經濟往來還是相當有限。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第一次正面談及中日貿易逆差、日本如何看待近代歷史之類的敏感話題。當時，中日自建交以來已經鑑訂了兩份重要文件：《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中國政府表示放棄戰爭賠款，日本轉而以提供長期低息貸款的形式給予中國一些間接經濟補償。

進入八九十年代，中國政府雖然對日本軍國勢力上升、淡化戰爭罪行多有不滿，但鑑於日本當局在89年六四事件中採取溫和立場，中日兩國關係得以繼續平穩發展。但是，日本與中共友好的背後依然留有隔閡，「過去」這一道牆擋住了雙方的未來指向，對於歷史問題的歧見，導致江澤民在1998年訪日時未能就侵華道歉及台灣「三不」問題與日本達成共識，不得不放棄共同宣言空手回國。另外，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也不斷發生衝突。

即便是在21世紀的今天，日本對於韓國、中國等亞洲鄰國的傲慢態度不減，一種傲視群國、自我陶醉的民族優越感深深根植於國民潛意識中，並且對歷史話題反應過激，將受害者的合理要求看作是無理挑釁。

日本方面一再提出：中國自身亦是傷痕纍纍，國共兩黨內戰犧牲者近1000萬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上百萬人……然而這些都不能與日本當年在大陸推行的有系統的種族滅絕政策相提並論。要比也只能比作一場國際範圍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翻身農民革地主的命，而是旁門弟子革文化宗師的命，無情、有計劃地干掉上千年來的導師和楷模。

日本人對於戰爭罪行的真正懺悔體現在個別老兵敢於發表自己的傳記資料，例如1987年出版的東史郎的《陣中日記》。這本戰時日記一經問世就登上中國書店的暢銷書榜，但在日本的出版卻至今受到限制。而且書中關於日軍將中國人裝入郵袋、用汽油燒死、用手榴彈炸死的描寫，引起了當事人橋本光治的訴訟，要求東史郎賠償其名譽損失，並導致法院三番下達禁書令。88歲的東史郎經常被邀請去中國做報告，或者在網路上回答網友提問。據說他一出現在聊天室裡，幾個小時之內跟進的訪客人數爆增到19萬，證明此類話題在中國永不過時。

戰爭總是令無辜民眾淪為犧牲品。許多國家也曾在二戰期間雙手沾滿污血，60年過去了，雖然德國一再聲討納粹、澄清歷史罪惡，但有關第三帝國的討論依然成為媒體熱點，令人熱血沸騰。如果說，一個已被深深挖掘、經過反復思考的歷史問題仍然能夠收到此等效果，更何況日本侵華戰爭這樣一塊高度敏感、嚴禁碰觸的雷區呢？

西方公眾由於缺乏對於亞太地區歷史背景的瞭解，往往很難理解，為何在一段塵封已久的歷史糾葛中還能夠埋藏這樣多的極具爆炸力的火藥？不該忘記的是，中日戰爭雖然已成往事，但一些政治家出於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考慮，將很多歷史謎案就此打入冷宮——例如「731特種部隊」或者其它的戰爭罪案。美國就似乎對追究日本歷史罪行缺乏興趣，英國和俄羅斯稍微多一點熱情，恰恰是諸如紐西蘭、澳洲之类的實力不夠強大的國家積極敦促日本正視自己的歷史陰影。

然而，日本實在是太過敏感了，生怕別人揭到自己的傷疤。東西方評論人士——如政治家、記者、作家或者個人必須做好遭受打擊報復的心理準備，可能會收到形形色色的恐怖電話、恐嚇信，甚至受到人身攻擊。

例如在亞洲長大的美國人大衛‧伯干米尼（David Bergamini）就有過類似遭遇。由於日本在美軍發動進攻之前幾乎燒毀了所有的文件和檔案資料，加大了日後調查工作的難度。伯干米尼為此走訪了許多日本高級軍官，蒐集老兵遺留的戰爭日記——其中不只包括負面證據，還有許多正面材料，但即便如此，伯干米尼在日三年受夠了威脅、失竊、以及各方面的壓力。1971年，他所著的《日本帝國之陰謀》終於完成，並在日本掀起了軒然大波，不久，伯干米尼便英年早逝，而這本書也隨之銷聲匿跡了。

又過了二十幾年，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1997年創作了一本《南京大屠殺》。張的父母來自南京，他們當初做夢也沒有想到，南京大屠殺竟然能夠如此迅速地隱退在國際公眾的集體記憶裡，並且鮮於被人提及。八十年代，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接受《花花公子》採訪時竟然全盤否認了日軍在南京的罪行。這一彌天大謊促使張純如堅定了寫作決心。她調查了大量史料，奔波於大西洋兩岸採訪了許多二戰倖存者，嘔心瀝血完成了這部紀實文學作品。該書出版後在美國立即引起轟動，連續數月名列暢銷書排行榜，總共發行了近50萬冊，並被譯成多種文字。但是，張純如同時也遭到了日本右翼的惡毒攻擊與中傷，還有人對她進行威脅恐嚇，極大增加了她的心理負擔與精神壓力，另外書中描述的人性陰暗及扭曲變態情節也加重了張的憂郁情結。正當張在為自己的新著做著研究工作時，精神崩潰，於2004年11月自殺身亡。

日本社會試圖驅散過去的幽靈，但是這種用一隻手拍巴掌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最終只會害人害己。撫平創傷、排遣罪責需要付出極大的心力，如果這股罪惡之氣郁積在日本國內，不能得到疏導，必將噴薄而出，造成非理性、無法預測的後果。因此，日本認知自己的過去，正視歷史問題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缺少這一點，中日之間的現在和未來便是一座空中樓閣，隨時面臨著崩潰。（亞思明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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