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記者上海筆記：難纏的電話線

我一直都在想，還從來沒有在哪個國家，可以生活得這麼舒服，真太美了！不論大事小事，只要是能想到的，都可以抄起電話，聽差召之即來，把事情辦得盡善盡美。在上海，把要在超市購買的東西對著電話說一遍都行了，一名送貨的伙計會將裝得滿滿的購物袋直接送進你的住宅。電話幾乎萬能，訂來鮮榨橘汁或足按摩什麼的，都不在話下。

絕對沒有問題

到了中國，我才領會了「服務社會」的真實含義，比如電信方面。5年前，我在上海第一次簽租房合同時，我向出租者提出裝兩條電話線的要求。陳先生告訴我，「絕對沒問題」。這樣的話，後來我常常聽到。我原想，等待我的是一大摞申請表格，排不完的長隊，我得跑斷雙腿從一個衙門跑到另一個衙門。不過，完全想錯了。

第二天一早8點， 4名面帶微笑的工人扣響我的門鈴，進門前，不用招呼，一律都先脫鞋。僅這一下，我便由衷生起了對中國電信的熱愛。不過，急顧客所急在計劃經濟的國度裡，還是一個嶄新的思維，這一點，要到後來才慢慢領教。

兩年前，我搬進了新的辦公室。電信工人來了，來的很準時，他對我說：「要在這扇牆上打洞」， 我說「可以」。但我們倆誰都沒有電鑽。他對我說，「街上的民工有時會有電鑽」，說完就走了，說待會兒還回來。我跑遍上海半個老城，終於找到了電鑽。當我帶著電鑽回到嶄新的辦公室時，電信工人說，「鑽頭太短了，不行。」我這人動手能力很差，也沒經驗，無可奈何之下，決定我們從兩邊動手鑽洞，希望能在中間會合。

一連數月，我們打電話沒問題，我們都很滿意。一天，突然有人按響我們辦公室的門鈴。來人是電信的，進來就說，「據我們發現，你們這裡裝有多根電話線，你們是一家公司。「」不，不，我們只是記者，我們分用這間辦公室」。來人又說，「這兒有辦公桌，你們分明是家公司。」他瞧著我們，說要我們補交4萬塊人民幣，「否則，我們就掐斷電話線」。

兩天後，這人又打來電話，說，也許他可以免去我們的4萬罰金，但我們必須接受中國電信的一項上網和收看網上電視的合同。這是對我們的處罰，可是為什麼罰我們？我們的辦公室雷根本沒有電視，但，沒有辦法，當時的情況下，接受新合同算是較為劃算的妥協方案了。

擺脫不了的電線

現在，我縮小了辦公室，也多出了電話線，但同中國電信的合同卻退不掉，它一如既往地牽制著我。我一次次去有關部門說明要解除合同，我排了一個又一個長隊，填了一份又一份申請單。多次有關會談，最後在一片激動的爭吵聲中結束。我們被告知，至少要等兩年時間，才能撤掉多餘的電話線，至於我們用不用這根線路，根本不關電信的事。

我開始做惡夢，夢見自己身穿囚服，被關在一處地窖裡，捆綁我的是那根擺脫不了的電話線。另一間囚室裡的犯人正拿著電鑽，我們商量怎樣逃離這一牢獄，不幸的是，電鑽鑽頭太短。

沒有哪位中國電信的工作人員給我們解釋，為什麼不能將多餘的電話線解約。應該說，全中國的情形基本如此。計劃經濟體系還在運轉，什麼「替顧客著想」或者崇尚服務的心態常常只浮於表面。我曾聽說，過去，人們在民主德國需要花10年時間才能等來一根電話線，在中國，要取消這根線，也要等上長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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