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一台駐北京女記者考萊爾：我愛中國

我愛中國，這不是秘密，因為我的中文名字就叫柯愛華。我喜歡這個名字。向中國談話對象遞交我的名片時，我更喜歡他們的笑容。有時候，他們也問我，我作為外國人怎麼起了一個這麼愛國的名字，它使人想起意識形態的激情，使人回憶起文化革命。

我認為，選擇這樣的名字才有魅力。它就像一個可以放在對方面前的鏡子，使人回憶起當今被集體忘卻的過去時代。一個國家以對經濟增長的無限信念代替了自己的傳統，這樣的國家還值得人們、尤其一個外國人去愛嗎？

在現代化、全球化的北京，在這個美好的新世界中，名片上表達熱愛中國的情感好像有些不恰當。此外，對於我這樣的記者，中國人總認為這種情感不過是口頭說說而已。為什麼我要批評一個我自稱熱愛的國家呢？再說，一切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嗎？空氣比以前好了，吃的比以前好了，中國的婦女也比改革前漂亮了。對此，我只能說：很多事都變好了，但並非一切都好。

恰恰我這樣的職業，界限變得更嚴格，灰色領域也變得更小了。我們記者仍然受到中國當局的控制、限制和愚弄，只不過他們比以前做得巧妙多了。當網路又遭到封閉、每個數據一個一個地從線路中擠出來的時候，據說這不是新聞檢查，而是我們的電腦有問題。我們的電話突然中斷，這肯定是因為我們沒有交付電話費的緣故。北京的電訊部門對一切都有藉口。如果一次採訪沒有辦成，肯定是由於我們沒有完整填寫二十五份申請表中某一份。例如，要在世界著名的天安門廣場採訪，就必須填寫這麼多的申請表。如果我偶爾在那裡散步，發現一艘航天飛船正在著陸，那麼我必須閉上眼睛、封住耳朵，先向國家安全部的警察提出採訪申請。

有一次，我想採訪天安門廣場清晨升旗和傍晚降旗的儀式，德國的編輯部難以等待這麼長的採訪申請時間。我面臨的選擇是：要麼違反這種荒謬的規定，要麼放棄一個好的報導。前者的結果是我可能被驅逐出境，後者是我被解聘，因為這樣違反了記者的本能。

中國的幹部公開說，新聞界應該幫助實現更多的透明度，然而在官方允許的範圍內。這種話，我聽起來猶如諷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日常生活中，這是正常的荒唐。沒有一個中國人希望我停止批評這樣的荒唐，因為我如果停止批評，就意味著我放棄了中國，等於把中國視為不可救藥的國家。

（考萊爾)

本文作者考萊爾同中國有著不解之緣。據家史記載，當年為她授洗禮的是一名來自中國的神父。1984年，考萊爾來到中國南京留學。1995年第一次作為記者被派往中國報導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此後，凡值德國一台正式記者休假之際，考萊爾總是受命前往中國做代理駐京記者。自1999年至今，考萊爾作為德國一台電台記者在北京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