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柱銘：國際有道德義務替香港人民發聲

德國之聲：您認為香港警方4月18日對多名泛民派人士進行的大抓捕背後有任何政治意涵嗎？

李柱銘：毫無疑問的，這整起事件背後有著更深一層的政治意涵。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已完全改變了鄧小平當時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的理念。當年，鄧小平答應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如果她在1997年7月1日讓香港丶九龍與新界都回歸中國的話，中國政府將不會直接治理香港，而是讓香港人來自己治理香港。

當時，鄧小平許下了「港人治港」丶「高度自治」與「五十年不變」這三點承諾。然而在2014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表了一份《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重申北京中央政府擁有香港「全面自治權」，和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力。北京這個說法完全推翻了鄧小平當年的承諾，而他們的目的很明顯是想要制定新的香港政策。英國政府怎麼能容許中國這麼做呢？

實際上，國際社會是有權利對中國違反了一國兩制的承諾做出評論的。當初在中國與英國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後，許多外國政府都出面表態支持。當時我對此感到訝異，因為這份聲明是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所簽的協議。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為了避免大批香港人移民，便積極的游說各國政府表態支持《聯合聲明》。

所以很明顯的，這些政府有道德上的義務要替香港人民發聲，畢竟這是一份他們當初都出面支持的國際協議。如果國際社會讓中國政府輕易的便摧毀了一項重要的國際協議，那麼未來誰還能保證中國政府不會再次毀壞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國際協議呢？

德國之聲：您在1980年參與了基本法的制定過程。然而，過去二十多年來，香港的基本法面臨了許多挑戰。在您眼中，香港基本法面臨哪些重大的挑戰？

李柱銘：基本法是由許多重要元素所組成的一個法律。鄧小平當初一開始提出一國兩制的想法時，我認為要實踐這個治理模式是有可能的，但是因為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實力差距，這個模式在實際執行上會面臨許多挑戰。

一國兩制的實踐包含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實踐真普選以及確保北京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香港事務。真普選的意思是讓香港人民能夠真正選出自己的特首以及立法會議員。因為透過真普選選出來的政治代表在香港與北京中央政府立場不同時，會記得為了不要在下一屆選舉落敗，他們必須捍衛香港的利益。

而確保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香港事務，主要是因為中國在與香港的關係中，是擁有更多影響力與權力的一方。雖然當年中國政府在回歸前承諾會讓香港實行真普選，但是自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以來，中國政府便不斷的延後實行真普選。香港回歸至今已23年，但是我們仍不知道何時才能落實真普選。中國政府早已忘了這個承諾，他們現在也不想在香港落實真普選。

中國政府現在完全透過中聯辦來治理香港。這次的新冠疫情便是個非常好的例子。當武漢宣佈封城時，香港仍持續讓中國人民從內地進入香港。香港人民原本預期武漢宣佈封城後，林鄭月娥會宣佈暫時禁止中國人從內地各處進入香港。但她卻拒絕這麼做，而這個決定也迫使香港的醫護人員在疫情初期進行了短暫的罷工。她在醫護人員進行罷工後，才勉強關閉部分內地人民進入香港的渠道。

港府直到疫情爆發很長一段時間後，才宣佈所有從內地進入香港的人都必須進行14天的隔離。但在這段期間，早就有許多人從中國內地進入香港。這個事件再次突顯她無法替香港人民做決策，因為真正替香港人民決策的是中國政府。從這個事情就可以明顯看出一國兩制方案已不可行，因為香港人民無法依靠政府來保障他們的權益。他們必須自己想辦法來保障自身的權益，這也是為何香港在這次的新冠疫情中，能夠將疫情控制住的主要原因。

德國之聲：港府在周日清晨發布新聞稿，稱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稱「中央各部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您認為外界應該如何解讀港府的說法？

李柱銘：基本法第22條是個非常重要的法條，因為它明文規定中央各部門在香港設立的機構不得干涉香港事務。這個法條是當初為了要防止大量香港人離開香港而特別制定的條文。照理來說，中聯辦也是中國中央政府根據基本法第22條在香港設立的機構，但是現在港府卻出面表示中聯辦不是中央部門根據第22條在香港設立的機構。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請問中聯辦是個什麼樣的機構？

港府的最新說詞是，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設立的機構，而其主要的目的是監督香港事務。這個作法等於是刻意的將中聯辦獨立出來，不讓它受到基本法第22條的管制。

德國之聲：自從去年香港爆發了「反送中」的示威行動後，我們目睹了不少香港年輕世代的憤怒與不滿。在示威過程中，有些示威者開始採取比較暴力的示威手段。您能夠認同香港年輕世代的做法嗎？您認為在香港警察開始大規模抓捕泛民派人士的前提下，香港年輕世代還能透過哪些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李柱銘：我完全能理解香港年輕人為何憤怒。事實上，去年不少年輕人曾質疑為何我這個世代的香港人會選擇支持《聯合聲明》與一國兩制。我告訴他們，當中國與英國政府已針對相關的措施達成共識時，我這個世代的香港人還能做什麼？

如果我們當時向英國政府表明要獨立的話，英國政府會因為懼怕中國而不同意讓香港獨立。難不成我們要發起革命嗎？如果我們發起革命的話，中國便有可能派解放軍進入香港。香港的年輕世代其實都能夠理解我這個世代的香港人所面臨的處境。

相對的，我也能完全理解他們的不滿，因為中國政府確實沒有實現當年鄧小平做出的承諾。如果中國政府有遵守承諾，讓香港實行真普選並不干預香港事務的話，所有人都會很高興。然而，他們不但沒在香港實行民主，甚至想直接控制香港政府。所以他們哪有資格將過錯都推給香港年輕人呢？

如果我現在是大學生的話，我也有可能加入他們，所以我並不怪罪他們，但我永遠會告訴他們，他們無法透過訴諸暴力來達到目的。香港人所擁有的優勢是道德價值觀與理性，而我們只能透過愛與和平才有可能達到真普選與停止中國政府繼續干預香港事務。

我也相信大部分參與「反送中」示威的香港年輕人並不支持使用暴力。我希望從現在起，香港示威者能停止使用暴力，因為這種作法並不能替他們的民主訴求帶來任何好處。反觀，暴力只會讓中國政府有理由將香港示威者稱為恐怖份子，我們也會同時失去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德國之聲：您接下來可能會因周六被逮補而面臨相關的訴訟。您如何分析接下來事件的發展情勢？

李柱銘：我寧願與其他泛民人士一起被起訴，也不用獨自一人奮斗。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透過和平的方式來問責港府，但很顯然的，這個做法並不管用。所以即便我反對暴力，我也不會抱怨某些使用暴力的香港年輕人，因為他們只是想嘗試另一種方式來問責港府罷了。

如果港府最終決定起訴我的話，我願意承擔相關的後果，但我永遠不會訴諸暴力。如果法院判我有罪的話，我願意去坐牢，因為我相信正義是在我這一邊的。如果中國政府實現了當年的承諾的話，香港也不會出現這麼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

相反的，如果中國能以如此荒謬的方式破壞一項國際協議的話，國際社會還能期待中國實現其他承諾嗎？國際社會該做的，是持續向中國施壓，要求他們實現當時對香港做出的承諾。在我眼中，香港在各國政府與中國交涉的過程中，仍然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

李柱銘是香港目前最資深的大律師，也是香港民主黨的創黨主席。他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員，也曾任多屆立法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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