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前的主義之爭

社會民主主義是航標

謝韜一文試圖在不否定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前提下採取「修正主義」的方法，將「民主社會主義」變戲法地演繹為「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將瑞典社會民主黨視為中共改革的樣板。謝韜說，「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是民主」，這無疑是承認他心目中的「民主社會主義」和歐洲現實存在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回事。

實際上至少從胡錦濤接掌中共最高權力以來，「社會民主主義」已經是中共醞釀政治改革時的最重要的和最容易接受的意識形態參考，因此謝韜提倡「民主社會主義」並沒有遭到官方的打壓，反倒是一些地方和中央權力中心之外的左派保守學者和幹部反應強烈，對謝韜試圖蓋上「反黨」和「反社會主義」的帽子。《炎黃春秋》雜誌本身並沒有因為刊登謝韜和其它一些呼籲民主改革的文章(3月號刊發表的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山西大學教授吳敏的《沒有民主就沒有共產黨》以及4月號刊載的前中宣部長陸定一之子陸德《陸定一晚年的幾個反思》)而受到整頓。

值得注意的是，中組部前部長張全景以大體上合乎學術探討規範的方式(引用原文和文本釋義)「批判」了謝韜一文，而代表中共官方政治立場的「人民日報」在4月10日也十分低調地以編輯部解答讀者問題的形式間接否認了「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文章同時還為再次出現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制定了一個毫不含糊的底線－「絕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只要不否定馬克思主義是燈塔，社會民主主義完全可以拿來當航標，這就是目前官方允許的政治改革思路的討論自由度。實際上目前中國大陸以內討論政治改革和民主並不被禁止，討論甚至可以在所謂的「體制內」學者中進行。這個體制內還不同於「黨內」。在「黨內」，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如既往地屬於禁區，無論是「以人為本」還是「和諧社會」，都不是從民主價值體系中推導而來的，也不會被允許從中推導出中國要搞「西方式民主」的結論。但是，這並不是說「黨外」的政治改革討論對「黨內」不重要，而是恰恰相反，「黨外」的討論總是受到「黨內」的密切注意。

有關中國政治改革的討論甚至在中央黨校裡已經能公開進行，去年更是以「新西山會議」事件為標誌，對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價值取向在「體制內」進行了大膽的討論。客居美國的政治學者王軍濤曾在評價「新西山會議」時認為，這場討論甚至還可以看作是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並在九十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派與「自由主義」派的爭論中找到話題與立場上的親緣關係。

民主是好個東西，如何實現百姓說了不算

今年48歲的俞可平作為中共理論界的新生代，熟悉西方政治學理論，並有過在國外與西方社會科學學者共事的學術經驗，他在隸屬黨校的《學習時報》上發表的《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是迄今為止具有官方正統身份(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筆桿子所寫下的最接近西方民主理論的「民主科普」型文章。如果說黨齡超過60年的謝韜的觀點是對正統馬列意識形態的「修正」，並沒有出軌，那麼俞可平的文章簡直可以說是方法論上的「離經叛道」了，因為他對民主的詮釋是非意識形態的，是遵守了概念精確、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 )和邏輯正確這些基本社會科學規範的。這也難怪，他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可以當成一個學術概念拿到美國學術講堂上去討論。

「增量民主」不過是漸進式民主的一個更帶有唬人味道的學術話表述，它主張的是一種漸進的、穩定的、在現有政治秩序內進行制度創新的民主化，本質上說的是民主的「路徑問題」，前提是已經肯定了民主作為一種「好的或者相對來說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設計」，用俞可平的話說就是「政治民主是歷史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國的必然趨勢」。這等於是說，民主是中國最後的必然選擇。但是，俞可平在肯定民主作為終極目標的同時，又將如何達到這一目標看成是一種「制度設計」和「政治技巧」問題，重新回到了歷史和文化相對主義的辯護模式，認為「一種理想的民主政治，不僅與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水準、地緣政治、國際環境相關，而且與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政治人物和國民的素質、公民的生活習慣等密切相關」，從而也就得出了「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的中國式「政治正確」結論。由此可以看出，「增量民主」與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新權威主義」或者「新保守主義」具有相同的內核。請看「新保守主義者」蕭功秦的經典表述：

「新保守主義思想的根據在於，成功的變革過程決不可以是斷裂式的，變革必須在新與舊之間保持歷史的連續性，而要實現這種連續性，就必須在新舊制度、規範與秩序之間，尋找某種積極的中介與槓桿，而這種槓桿與中介又必須來自於這個社會內部，換句話說，只有這個社會內部原先已經具有的東西，才能充當變革過程所必須的中介與槓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現代化變革過程，必須籍助於現存的各種制度資源，籍助於現存意識形態與現存權威政治形態。當然，這種制度資源必須是具有創新性的，經過改造與變革的。」(蕭功秦：《從新保守主義立場看中國變革中的激進主義》，發表時間當在2001年，編者注)

俞可平對民主理解和闡述與被成為是西方式的民主本來在價值觀上沒有偏差，例如他說「民主最實質性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選擇」以及「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但是，在如何實現這一價值上，也就是說該如何走向民主上，俞可平得出的結論卻是應該由政治或者是知識精英(如他本人)代人民作出選擇。也就是說，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中國人民並沒有自己選擇的權利，而且需要增量增到多少才是個盡頭，俞可平也沒有或者說無法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