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生成机制与建构路径

高金萍 朱一达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最广泛的国际认同和支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和全球治理引领者的身份转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是指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策规章、执政绩效、政党形象等各方面的理解与认可。国际认同与政党认同拥有不同的主体和主客关系,造成两种认同心理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生成机制。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与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的认同客体均是中国共产党,认同主体分别是国际公众和中国国内民众。国际公众的认同存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三层递进层级;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资源包括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规章、国内执政绩效、国际责任担当、政党形象五个资源维度;而实现两者连接的重要中介是国际传播媒体。未来,中国共产党可从三个层面优化国际认同,与世界各国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深入整合认同资源,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国际公众调查研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认同资源;国际传播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站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已在发生,为了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各国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不论愿意与否,任何一党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都会卷入全球舆论中心;任何一党一国不仅需要争取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还需要争取国际公众的政治认同。执政党的国际认同日益影响它的全球治理能力和国际地位,已经成为各国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目标。

一、研究背景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态势做出的重要研判。百年变局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正在发生的系统性转变,科技高速迭代和全球产业转移带来全新的国际经济竞争格局,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新型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局势剧烈演变的精准总结,而走向世界、应对挑战是中国共产党对变局的回答,也是这一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中国共产党要走向全球,需要全球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寻求国际认同势在必行。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从国际事务参与者到全球治理引领者转变,这是中国执政党国际认同问题的现实依据。高金萍认为,中国将从全球治理的“贡献者”逐步转向全球治理的“引领者”[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在产业转移、贸易摩擦加剧的全球经济环境下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突显全球治理中国际合作的缺失、协商机制的匮乏。现代风险社会中全球治理的缺位极易引起各国的摩擦和误判,增加全球风险,阻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全球治理秩序的革新提供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推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而全球治理离不开全球公众的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取得的真知,也是宣传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这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公众的广泛认同奠定了基调。在新的全球舆论环境下,争取国际认同已经成为党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作为的重要支撑。

21世纪以来,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主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寻求全球公众支持和认同的重大事件。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认同度具有多领域的深刻意义,一方面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发展模式认同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另一方面获得国际社会认可能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赢得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如何增强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廓清政党认同的概念及生成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概念

全球化背景下,执政党的政党认同与国际认同的对象主体是不同的,前者的对象主体为国内公众;后者的对象主体是国际公众。显然,两类人群的执政党认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前者属于政党认同范畴,后者属于政治认同范畴。

(一)政治认同与政党认同

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fication)是指个体对特定政治组织的认可和归属感,实质是从政治学视角分析群体认同现象。现代社会中,公民的美好生活奠基于稳定的政治环境,始终无法摆脱政治权力的控制,从而使公民对特定的政治群体及其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产生了情感偏好、理性判断和功利计算。政治认同又可细分为国家认同、政党认同、民族认同等具体类型。

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最早出现于对美国的选举研究中。政党认同是选民对政党稳定的心理倾向,与其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经济状况等个人因素密切相关。[3]西方政党认同研究着重探究政党倾向与选民投票行为的相互影响,其中著名的有“密歇根模式”“负责任的选民模式”和 “杰克逊模式”。政党认同实则是群体认同的衍生概念,认同的主体和客体均是同一群体内的成员,政党认同特指本国国民对于本国政党的政治认同。政党认同概念的出现是与20世纪民族国家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情况相适应的。传统政党认同研究强烈依托于西方选举制,通常由政党提供经费,以民意调查为主要方式。

中国早期的政党认同研究直接借用西方的解释框架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随着中国本土化的政党认同研究的深入,柴宝勇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与西方政党认同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是高层次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国家认同、社会主义信仰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3]因此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与侧重多党制和总统选举、依赖民意调查和选举预测的西方政党认同有巨大差异。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属于政治认同范畴,是国际公众个体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的认可。但传统政治认同研究通常以国家民族地域为重要的认同维度,尚未讨论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域的国际认同现象。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与政党认同有密切联系,两者的认同客体均是中国共产党,认同主体分别是国际公众和中国国内民众,其认同路径有相似之处。

(二)全球舆论场中执政党的国际认同日显重要

21世纪以来全球联系更加紧密,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全球流行病等全球风险促使各国执政党不得不关注全球治理。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重塑了全球舆论场,普通民众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舆论场上的蝴蝶效应——“亚马逊雨林中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引发一场风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例如,2021年社交媒体上爆红的中国云南大象北迁事件,先在海外媒体中引发强烈关注,随后才被国内民众和媒体注意到。在这一背景下,超越政党认同的国际认同日益影响着政党的全球治理能力和国际地位,成为政党国际传播力图建构的重要目标。

(三)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是指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策规章、执政绩效、政党形象等各方面政治资源的理解和认可。[4]国际认同的对象主体是国际公众,即国际舆论场的主要参与者;国际认同的客体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内容,由表及里、从政党行动到政治理念,依次表现为国内执政绩效及国际责任担当(物质层面)、政策规章(制度体系)、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等。

就内涵而言,执政党国际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受人类心理和生理双重作用机制的制约。一方面,心理活动是人日常生活实践在意识中的反映。例如,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倾向,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接受的中国历史教育、媒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影响。另一方面,心理活动具有主观性和波动性。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度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增加认同资源、改进国际传播方式等得到提升的。

从外延来说,国际认同可分成认知、态度、行为三种认同层次。认知层表现为通过感觉、知觉、记忆等思维认知执政党的历史事件、宣传口号、媒体形象等。态度层表现为能够理性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策规章、执政理念等,形成对其所持理论的合理性、所走道路的正确性的基本判断。行为层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层认同,具体表现为国际公众在现实世界中支持或反对中国共产党,如在社交媒体上赞赏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倡议或支持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抹黑污蔑等。认知、态度和行为在认同心理上层层递进,国际公众与中国共产党从相知、相亲到相助,最终成为命运共同体和发展路上的“同路人”。

国际认同本质上源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行为引起的国际公众的共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造福国际公众。任何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目标有充分了解的国际公众都很难不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人类主义使命感所折服,进而产生情感共鸣。但是,在信息传播的后真相时代,事实并非传播效果产生的充要条件。现今国际舆论场中笃信修昔底德陷阱和零和博弈的国际公众仍不在少数,如何跳出西方媒体抹黑中国共产党的信息茧房,让国际公众了解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厘清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生成机制是必要的。

三、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生成机制

执政党国际认同的生成围绕着认同主体与对象客体的关系而发生,国际传播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国际公众通过日常生活信息和人际传播等途径产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表层印象;以国际传播为催化剂,表层印象演化为国际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最终形成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行为。

(一)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生成机制

西方经典政党认同理论认为,认同心理的产生就是区分自我和他者的过程,通过对自我的确认,个体对同类衍生出认可和支持的心理情绪。社会心理学者泰斐尔认为,人们会依照他人和自身的差异大小来对他人进行区分,将他人归为同一分类的内群成员或者是不同分类的外群成员,社会分类是认同心理产生的必要过程。[5]中国学者对政党认同生成机制的解释则偏向实践取向,试图解析政党吸引民众认同的政治文化资源。柴宝勇、孙会岩等均认为,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执政绩效、政策议题等元素是政党认同的构成要素。[6]史献芝、赵天娥认为,政党认同的生成机制包括满足公众利益诉求、同意其意识形态、达成政党信任和追求公平正义。[7]建构主义认为,认同心理并非先在的,而是主客体在互动中被建构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公众在意识形态和利益上的交集是有限的,但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可以通过国际传播来建构和扩大。

从实践路径出发,国际认同的生成机制是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执政绩效、国际责任担当、政策规章、政党意识形态等进行综合分析的心理过程。如图1所示,认同主体通过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想象等认知中国共产党,认知路径包括接受的中国史教育、信任度高的人际传播以及国际媒体报道等,国际传播中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事件成为催化剂,激发国际公众形成头脑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影响国际公众的决策和实践行动。在这一心理过程中,国际传播是联结认知与决策的重要中介;同时,国际公众的决策和实践行动,通过国际传播反过来又影响着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

图1 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生成机制

在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生成过程中,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认知是根基,态度是关键,认同行为是目标。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在国际舆论场中传播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信息,使国际公众能够理性认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现实行动,这是认同情感萌生的基础;认同态度的建立是整个认同心理环节的关键步骤,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正面情感,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行为,认可中国式现代化和发展模式,国际公众脑海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是其认同信念的外化表征;认同行为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国际认同的目标,在认同态度的基础上,国际公众自发地拥护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三者分别在信息域、意识域和现实域争取国际公众,使国际公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4]。

(二)国际认同生成的内容资源

国内执政绩效是构建国际认同的事实基础。政党认同研究发现,执政绩效是影响国内民众对执政党认同度的关键因素。同样,对于国际公众来说,一个政党是否称职,能否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关键的量化标准也是执政绩效。执政绩效的好坏标志着政党是否实现了其政治承诺,是否回应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决定了国际公众对政党的观感。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治国理政方面令人惊艳,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皮尤调查显示,更多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而非美国。[8]

国际责任担当是构建国际认同的利益吸引点。国际责任担当包括经济责任、安全责任、环境责任等多种维度,往往与海外民众休戚相关、利益相涉,是其建构认同的重要依据。国际责任担当体现了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使命感和造福全人类的决心。中国自1990年以来就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国“蓝盔”彰显了中国军人的英姿风范,也在其帮助过的海外民众中树立了正面的国际形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成效显著,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政策规章是构建国际认同的话语框架。议程设置理论认为,政府框架能够引导媒体框架,媒体框架能够一定程度上决定受众对事件重要程度的判断,即设置受众讨论的框架。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而具有现实力量。因此,政策议题就是政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喉舌。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政策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赞誉,中国话语被引入国际舆论中心,为构建国际认同提供了话语支撑。

意识形态是构建国际认同的逻辑基础。意识形态是观念的总和,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基本理解和认知;意识形态还是政党合法性、权威性的底层逻辑架构,能使人们出于内心的道德义务感而对政党产生积极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让国外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让海外民众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9]。争取国际认同要求同存异、扩大双方的共识,更要注意以我为主,坚守意识形态底线。

政党形象是构建国际认同的招牌广告。政党形象是政党行为在国际公众心中形成的感性印象,反映了国际公众对该政党的直观感受。政党形象影响着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恶判断。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10]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就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清正廉洁形象著称,十八大以来其在反腐倡廉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效。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政策法规践行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些举措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正面的全球形象。

(三)五种资源的作用机理

1.五种资源的相互作用关系

中国共产党拥有的五种认同资源并非独立作用于国际公众,而是同一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结构要素,通过相互作用在国际公众心中形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共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度。其中,意识形态和政策议题属于政党执政理念;执政绩效和国际责任担当属于政党执政行为;政党形象是从理念导向行为的过渡。

执政绩效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国际责任担当是政党领导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两者一方面是政党政策议题在执政实践中取得的成果,受到政党意识形态的深层制约;另一方面,政党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是政党理论生长的沃土,是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规章的现实源泉。政策议题在认同资源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政策议题是中观层面的理论,一方面,它是具体化实践化的政党意识形态,体现着政党的精神理念,始终以维护政党的利益为己任;另一方面,它对执政实践有直观的指导作用,是施策治民的说明书,决定着政党的执政绩效和国际责任担当。如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的重大政策,分别指导着国内建设和国际交往,是政党执政绩效和国际责任担当的重要抓手。意识形态是其他认同资源的底层逻辑,意识形态之于政党,犹如根系之于树木,决定着政党的生死存亡和发展前景。在五种认同资源中,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和思想理论资源的高度抽象,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他资源的思想理论基础,引领着其他资源的发展方向,在五种资源中起着思想指引的重要作用。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资源,它决定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外交和国际传播的努力方向,特别是在思想上指导着“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议题的制定和实施。政党形象是其他认同资源在国际公众心中的综合镜像,即国际公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当然,镜像并非现实的镜面式复刻,它往往是模糊的、混乱的,甚至扭曲的,但是这种镜像往往与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恶倾向和认同反对直接相关。正如威廉·哈森所言,当前的国际新闻场域是一个多棱镜,信息经过美联社等西方主导媒体过滤而发生了偏折。[11]由此可见,能否通过国际传播将真实、全面、客观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传达到国际公众心中,是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重要环节。

2.国际传播的中介作用

国际传播在国际认同的形成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中介作用,它将国际公众与政党联结起来。现代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成为社会运行机制的中枢,社会行动者根据自己所拥有的有限信息进行决策,实现社会行动。作为认同主体的国际公众和作为认同客体的中国共产党往往被政治国家和地域分割,信息沟通渠道受限。国际公众易受限于西方主流媒体编织的信息茧房,难以接收到客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信息。因此,国际认同的生成依赖于信息沟通机制的建立,国际主流媒体传播的相关信息是国际公众形成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信息基础。

构建国际认同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政党拥有充分的认同资源,还需与海外公众建立桥梁。中国共产党已经积蓄了基础厚实的五种认同资源,然而“做得多,说得少”。认同,是民之心;舆论,是民之口。不改变国际公众的认知,就无法改变国际舆论环境;而要改变国际公众认知,还需要从国际传播入手。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需要建构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构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仍然严峻的形势下,要“说得巧,说得好”,帮助国际公众建立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

四、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现状与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在多种维度上是共通的、重合的。作为新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及治国理政绩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对中国的认同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依据西方社会多党制特点,将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切分,实质上是出于政治化目的、背离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消解甚至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12]当前,中国共产党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积极重塑更合理的全球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总体积极,全面从严治党和学习创新能力是最受国际公众认同的两大亮点。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弘扬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还需要寻求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与实际作为呈现反差

中国历史悠久,国家认同有其历史延续性,许多国际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青花瓷、丝绸等历史文化印象中;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正值青春,在过去的国际传播中往往被赋予意识形态色彩,其国际认同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2022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19国对中美的态度对比调查中,对美国持有好感的国家更多一点。但高达6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在每个受调查国家中都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加,而美国只有32%。在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受调查国家中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更积极,30岁以下的人对中国的好感明显高于50岁及以上的人。[13]在19个受调查国中,华裔比其他族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有信心。随着中国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一些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不绝如缕,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度的提升仍面临诸多困难。

根据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自2012年以来连续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国民形象、产品品牌形象的评价总体偏正面,基本稳定。2021年针对11个国家公众的调查显示,中国总体印象约为8分(10分制),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较高,而发达国家较低;从年龄来看,青年人比老年人对中国的印象更积极;在国际事务影响力排名中,中国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全球发展贡献者是中国最突出的国家形象。[14]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自2016年以来连续发布《国家形象蓝皮书: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执政理念和主张中受认知度最高;各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看法有较大分歧,发达国家民众评价最低,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众评价较高;年轻受访者对中国看法更积极,问卷结果呈现代际差异。[8]

民调显示,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其中,年迈的受访者更认可全面从严治党的形象,而年轻受访者更认可“学习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国共产党形象。[14]部分学者通过媒体话语来解构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有学者发现,《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绩,但质疑和曲解仍然存在。如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一带一路”倡议说成是军事扩张,等等。[15]部分学者通过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来解构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发现海外研究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正在发生变化,从苏联式政党向中国式政党转变,从学习型政党向创新型政党转变。[16]

一方面,中国民调机构开展的国际公众调查显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总体偏正面,与皮尤等西方民调中的负面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另一方面,皮尤等西方民调中呈现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与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现实行动,也形成了强烈反差。当前,国际舆论杂音不断,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和误解也始终存在,国际认同度无法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务中的贡献相称。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建构的现实困境

中国共产党建构国际认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既有当前国际舆论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有中国国际传播本身的诸多不足。

首先,中国共产党认同资源体系的吸引力有待挖掘,西方公众头脑中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意识形态上,国际公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颇多偏见,视中国共产党为红色政党、专制政党。政策规章方面,国内议题的海外影响力不足,难以引起国际公众的关注,如乡村振兴议题在国际媒体上报道量极少;国际议题覆盖程度有限,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度上升明显,而在部分其他国家却产生了相反效果。执政绩效上,国际公众对中国模式很感兴趣,但认为中国模式难以在其他国家复制。国际责任担当上,民调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在安全、政治、生态领域全球治理的表现评分不高,认为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民众不足30%。[14]政党形象上,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和获得民众支持的形象上认可度不是很高,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可目前局限于治党严明和开拓创新。

其次,部分西方国家利用其掌握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媒体控制权污名化中国共产党,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效力有限。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旨在振兴地区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了“有地缘政治色彩”的经济计划,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目的在于“扩张”“新殖民主义”和“掠夺资源”。这样的报道被国际公众广泛阅读,形成错误认知。而中国媒体传播力影响力不足,民调结果显示,国际公众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当地的传统媒体,占比为47%,而通过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了解中国的只占17%和15%。[14]海外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该看什么中国媒体”,“语言表达不地道,看不明白”。事实说明,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任重道远。

再次,海外调查研究匮乏,对海外民众了解不足。一方面,大量民调显示各国民众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认同度差异很大,对中国的经济、军事、人权等问题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17]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国际传播高度依赖海外民调机构和孔子学院开展的小范围调查,数据缺乏信度和广度,难以支撑本土化细分化传播策略的制定。

五、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建构路径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10年居世界第二位,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国际公众密切关注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是否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引领全球治理。国际公众前所未有地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执政理念和全球计划,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建构国际认同的黄金机遇期。

(一)充分发掘认同资源,加强党的对外交往

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必须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感性魅力和理性吸引力,即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深入整合中国共产党的五种认同资源,从全球治理角度向国际公众介绍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有助于吸引国际公众的目光。

首先,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圈”。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世界各国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多边政党对话,着力建设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与外国政党、智库、社会组织和有识之士等协同发声,坚决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国际冲突和外交事务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国际霸权主义,伸张公平正义。

其次,丰富涉党政策议题,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议题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能够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下行,国际社会亟需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此时正是中国共产党贡献中国智慧、通过政策议题引领全球治理的关键时期。

再次,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执政绩效的核心是人民的幸福感。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和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兑现自己的执政承诺,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

复次,努力承担国际责任,成为世界稳定的理性力量。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努力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并引领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更多国际事务中让国际公众感受到中国风采;主动向各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积极向世界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疫苗[18];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主流媒体要善于使用中国特色话语向国际公众讲述“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稳定的理性力量”,是当今动荡世界的压舱石。

最后,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营造良好的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改革创新,全面从严治党,打破国际公众的刻板成见,塑造一个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勇于创新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二)广泛建设沟通桥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度,要从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入手,必须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为抓手,架起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公众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当前全球传播秩序仍然主要被西方媒体所掌控,如何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给国际公众,是国际传播的一大难题。

首先,中国国际传播应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污名化、妖魔化的符号联结,构建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新语境。在视频为王的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高度集中的表意空间使抽象化和符号化的表达成为主流表达,传播内容被高度浓缩为单一的象征符。中国共产党要寻找有中国特色的象征符来武装自身,如清正廉洁的党、锐意创新的党等,通过传播这些符号来宣传党的形象,加强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与这些符号的联想。其次,中国国际传播应借用民间媒体形成复调式传播。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活跃着许多中国网红及对中国共产党感兴趣的外国网红,他们具有海量的粉丝群体,是平台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领袖。培养和利用这些网红,运用他们的传播资源建构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无疑将事半功倍。再次,中国国际传播应借力情感传播将微观叙事和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微观叙事是贴近日常生活的叙事,容易被海外民众认知,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促进传播效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等系列中国共产党英文国际宣传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红,其原因正在于微观视角所独具的情绪感染力。

(三)加强对国际公众的调查研究,为建构国际认同提供支持

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必须增强党对国际公众的了解。国际公众是认同心理的承载体,也是国际舆论的生产者。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承的国际公众,其评价政党的方式和标准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深耕调查研究,了解国际公众,制定细分策略。

中国共产党应创新国际调研的方式方法。当前,中国了解海外受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其他国际媒体的受众调查;二是依托孔子学院展开的海外调查;三是依托海外机构开展的民调。这三种方式都有规模小、数据单一的缺点,只能管中窥豹,了解海外受众的部分情况,很难据此分析其认同路径,制定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一方面,党中央可以设立或扶持针对国际公众的调查研究机构。开展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而引领全球治理需要海外数据,设立有海外调查能力的研究机构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党中央可以整合调查资源,形成调查矩阵。中石油等国企、高等学校等科研机构、CGTN等国际媒体都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分部或海外调查资源,但其海外调查往往只针对自身的细分领域,内容多有重叠,造成资源浪费。执政党应牵头整合多维调查资源,系统化、整体化地开展调研,使调研结果更具实用性和广泛性,为摸清海外公众的认同路径提供支持。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国际认同的建立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只有认同主体的认同路径、认同客体的认同资源、作为中介的传播渠道完全打通,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在国际公众心中建构真实、客观、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促使国际公众认可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因此,认同体系的建立需要各层党组织、国际传播机构、调查研究机构的团结协作,发挥党统领一切的指挥作用,整合认同资源和传播资源,深化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与沟通,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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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CPC: Concept,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Future Path

GAO Jinping,ZHU Yid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has been pursuing 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 since its birth.The background tha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identity change of the CPC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leader have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PC’s 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CPC refers to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s understanding and approval of the CPC’s ideology, policy and regulation, governing performance and party image.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have different subject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resulting in two generating mechanisms of identity psychology sharing dissimilarities as well as commonalities.The 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of the CPC share the same identity object: the CPC, but the identity subjects ar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people and domestic people.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cognition, belief and behavior.The CPC’s 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 resources include five resource dimensions: ideology, policy and regulation, domestic governing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party image.The important intermediary that implemen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s international media.In the future, the CPC can optimize 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ntegrate identity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and strengthe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dentity resource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3)02-0021-09

[收稿日期] 2022-11-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1&ZD314)。

[作者简介] 高金萍(1970—),女,山东莱芜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北外卓越人才计划;朱一达(1993—),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