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还是内外交困: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前因

李立威 成 帆 黄艺涵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摘 要] 数字化转型是赋能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的有效路径之一，科技型中小企业如何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北京市8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战略变革的整合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织、环境和管理者三个层面检验了组织惯性、人力资本、前期绩效、市场环境、疫情冲击、高管支持6个条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效应。研究表明，内外交困、居安思危、外部环境冲击3种组态均可引发程度高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为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QCA；组态因素

（图片来源：搜狐网）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数量最大的企业群体，构成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而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专精特新”的科技型企业对我国数字经济和创新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从研究对象上看，目前数字化转型研究多数关注转型成功的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研究还非常不足[1-2]，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因素的研究更是比较少。在实践中，大量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面临着认识不足、数字化基础薄弱、转型障碍多等问题[3]，数字化转型速度滞后于大型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字技术的应用强化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性，越来越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化为创新赋能[4]。探索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前因，对于中小企业管理者优化资源配置和路径选择、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从研究方法上看，目前主要是采用案例或实证方法探索技术、环境等单一因素的影响或者特定因素对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净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各种要素联合互动的结果[5-6]。受案例研究和回归、结构方程等定量研究方法的局限，现有研究没有探究战略变革各要素相互组合和协同联动对数字化转型程度高低的影响，难以解释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上的差异性与实现路径上的多样性。由于数字化转型中涉及因素的多样性和交织性，Hanelt等提出应考虑模糊性定性比较分析等组态方法[7]。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用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等数字技术触发组织战略变革的过程[1]。为了充分理解战略变革的复杂性，弥补单一视角的不足，Rajagopalan和Spreitzer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战略变革整合框架，提出战略变革是环境条件、组织条件、管理者认知和行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8-9]。

本文基于组织战略变革的整合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组织、管理者、环境三个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依赖和相互组合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联动影响作用。

二、研究框架和文献回顾

(一)战略变革整合框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环境变化、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战略变革。数字化转型重构了企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边界，使得组织结构敏捷化、决策模式分权化、业务流程自动化、生产模式柔性化、产业边界模糊化等[10]。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的战略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11]。基于资源基础观，资源和能力视角认为企业现有资源和能力是战略转型的关键因素；基于制度理论，外部环境视角强调外部环境在组织战略变革中的驱动和约束作用；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视角强调管理者认知和行动等因素对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12]。

Rajagopalan和Spreitzer在整合战略变革各种视角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变革的整合框架，认为环境条件、组织条件、管理者认知和行动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企业战略变革具有重要影响[8]。该框架为理解组织战略变革提供了系统的整合视角，张明等利用框架研究发现战略变革是组织内外不同因素相互协作的结果，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9]。

(二)文献与研究模型

基于战略变革整合框架，本文尝试运用QCA方法去探索环境、组织、管理者三类因素对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的联合效应。

考虑到模型的简洁性、数据可得性和战略变革相关理论，本文最终采用了组织惯性、人力资本、前期绩效、高管支持、市场环境、疫情冲击6个条件的组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的联合效应进行研究，如图1所示。其中组织惯性、人力资本和前期绩效是资源和能力视角关注的因素，高管支持是管理者视角的因素，市场环境、疫情冲击反映了外部环境视角的因素。

图1 研究模型

1.组织惯性与数字化转型

组织惯性是企业在与环境长期互动中所形成的维持原有状态的倾向[13]。企业的发展和战略选择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14]，组织惯性在保障组织运行稳定性的同时，也会对组织战略变革活动产生抵抗等不利影响[15]。组织惯性是阻碍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16]。时间和历史在企业战略演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常组织惯性会随着企业年龄和规模的增加而增大。企业年龄是常用的组织惯性的代理变量。年轻的企业资源相对不足，但是却更为敏捷和灵活[1]。存活时间久的企业，被认为是市场竞争力强，拥有丰富的资源，与此同时也容易产生组织惯性和僵化问题。余菲菲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企业年限等组织特征因素对互联网背景下企业转型路径选择有一定影响[17]。

2.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多种互补的资源，其中人力资本就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18]。有关调研显示，人才缺乏是很多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19]。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于人力资本的使用不断增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之一[20]。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不仅没有消除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还对企业员工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要求员工更加依赖其分析技能来解决日益复杂的业务问题，Eller等、Wong 等(2020年)研究发现企业员工的技能对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2]；另一方面，员工技能的提升，可以促进员工适应数字化的工作环境，也可以促进员工理解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理念[23]，认识到数字技术的好处，减少抵制的阻力[24]，从而加速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3.前期绩效与数字化转型

企业前期绩效是企业之前的经营业绩情况。尽管很多研究强调前期绩效是影响战略变革的重要因素[9]，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企业前期绩效对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根据组织适应性理论，低的企业绩效会引发企业战略变革，所谓“穷则思变”，研究发现企业绩效不佳和战略变革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当企业前期绩效不佳时会谋求战略变革，而当企业绩效良好时，企业倾向于维持现有战略[9][25]；另一方面，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前期绩效良好可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物质保障。数字化转型周期长、成本高，资金欠缺和成本过高是制约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大量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面临着“没钱转”的困境。企业前期绩效良好、资金充盈，才有可能推动数字化转型。

4.市场环境与数字化转型

市场环境反映了消费者或客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状况。根据环境学派理论，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是引起战略变革的主要动力[26]。数字化转型不是孤立的实践，而是企业与环境共同进化的结果[6]。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为了应对环境的挑战而不断变革自身、提升动态能力与复杂市场环境匹配的过程。市场需求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于，在市场需求向好和稳定的环境下，企业倾向于保持原有轨道，变革动力可能不足；而市场需求恶化的情况下，企业为了生存，有可能产生新技术或新业务的创新。由此可见，企业市场需求环境的变化和差异会对数字化转型程度产生影响。

5.疫情冲击与数字化转型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虽然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危机，但也发挥了“倒逼变革”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摆脱既有轨道，实现路径突破[26]，而疫情是促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显著的外部冲击因素之一。疫情产生的严峻冲击使得原来对数字化转型摇摆的企业认识到了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迫切性，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速度[27-29]。调查显示，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同疫情的影响成反比[30]，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企业的动态应变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疫情这一动荡环境带来的危机。

6.高管支持与数字化转型

企业高层管理者是连接内外部情境和战略变革的桥梁。高管支持是高层管理者在心理认知和实际行为两个方面发挥的实际作用[31]。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启动依赖于管理层对数字化战略的认知和重视程度。高管支持有利于增强高层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影响员工参与转型的积极性，减少内部转型的阻力，促进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实施，从而加速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谢卫红研究表明高管支持对企业的大数据应用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1]，Li等人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更新认知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2]，Steiber等研究发现管理层的信念和支持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必要因素[32]。面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和保持自身行业竞争力的需要，企业高层管理者必须制定和执行数字化转型相关战略，创造更好的运营绩效[33]。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基于组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数字化及信息系统领域研究越来越多的使用QCA方法[34]。fsQCA方法采用整体的视角，聚焦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对结果变量的综合解释能力，突破了过去无法进行多条件相互依赖分析的局限性，在承认因果复杂性和非对称性的前提下，可以识别出引致同一结果的不同条件组态，以及结果产生和结果消失的不同条件组态[34][35]。

在文献梳理和企业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和结果会根据企业特征和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在实际中可能存在多个实现转型的等效组合，导致转型程度高或低的因素存在非对称性，组织、环境和管理者等因素的独立作用都无法有效解释数字化转型背后的逻辑，需要从整体性视角来考查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机制。

(二)数据来源

为研究不同因素的联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调研时采用定向问卷调研的方式，调研企业均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调研对象是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调研时间是2020年7月—12月，调研回收数据152份。对问卷进行筛查，去除数据缺失、数据异常以及未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本文选择其中88家企业进行分析，这88家企业均获得了政府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属于典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样本数量属于中等样本容量，样本企业结构分布与北京科技型中小企业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分析企业均为开展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体现QCA方法对案例总体充分同质性的要求。分析的企业涵盖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既有成熟期企业，也有初创期企业，满足QCA方法对案例总体内异质性的要求。

表1 样本企业的描述性统计

(三)变量测量和校准

1.前因变量

组织惯性。参考程露等[13]、余菲菲[26]的研究，用企业年龄作为衡量组织惯性的代理变量。企业年龄计算方法为2020减去企业成立年限。将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 3 个校准点分别设定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

人力资本。借鉴裴政和罗守贵[37]对上海科技型企业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本文采用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比例衡量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其中20%以下的赋值为1，21～40%赋值为2，41～60%赋值为3，61～80%赋值为4，81%以上赋值为5。对被调研企业员工学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本科学历占80%以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占到27.6%，本科学历占61%～80%的企业比例27.0%，本科学历占41%～60%、21%～40%的企业比例分别为21.1%、17.8%，6.6%的企业本科学历员工不足20%。基于这样的等级划分和被调研企业的员工学历总体分布情况，将3作为交叉点，1作为完全不隶属的阈值，5作为完全隶属的阈值。

前期绩效。参考张明等的研究[9]，本文以企业近三年平均利润增速衡量企业的前期绩效，其中亏损赋值为1，0～5%之间赋值为2，6～10%之间赋值为3，11～20%赋值为4，21～30%赋值为5，31%以上赋值为6。2017—2019年全国中小企业利润平均增速不足10%(2017年12.9%，2018年11.4%，2019年1.4%)[38]，以此为参考，将3作为交叉点，1作为完全不隶属的阈值，5作为完全隶属的阈值。

高管支持。基于管理者认知和行动视角，本文以企业是否有数字化战略、是否有数字化团队来衡量企业高层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两个调研题目的选项分为四级，包括没有、准备启动、已经有但是比较少、已经有并且比较多，分值依次为1、2、3、4，通过两道题的汇总加和数据衡量高管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和行动。将变量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校准点分别设定为该汇总数据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

市场环境。以企业目前是否面临市场需求及订单不足的问题进行衡量，采用二分变量，如果否，赋值为0；如果是，赋值为1，表明企业目前面临着市场需求和订单不足的困境。

疫情冲击。尽管疫情对所有企业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同。对于该变量的校准，以疫情是否让企业经营陷入困难衡量，如果否，赋值为0；如果是，赋值为1，表明疫情对企业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冲击。

结果变量和前因变量的校准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校准

2.结果变量

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并内化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实现效率的提升[36]。不同企业在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度方面都存在差异，简单采用数字化转型这一概念去描述并不准确，因此本文引入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概念作为结果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反映了中小企业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企业各个价值链环节的程度。企业价值链主要包括采购、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销售、仓储物流、经营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本研究以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上述8个关键价值链环节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情况衡量数字化转型深度。每一环节共有四级，包括没有应用并且不准备应用、没有但正准备应用、已经应用但应用较少、已经应用并应用较多，分别赋值为1、2、3、4，通过8个环节汇总加和的数据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从行业看，根据APEC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等机构发布的《2021年中小企业数字化指数报告》[39]，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行业的中小企业是设计开发、产品设计、流程设计、产供销等环节数字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在本次调查样本企业中均有涵盖。

变量校准是指将常规变量转变为0～1之间的模糊集变量。本文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数据校准。参考通用做法[38]，本文将变量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 3 个校准点分别设定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如表2所示。

四、研究结果

(一)必要条件分析

首先对各个影响因素是否为被解释变量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必要条件是导致结果发生必须存在的条件，如果必要条件在组态中不存在，那么对应结果一定不会发生，且其他条件无法弥补必要条件不存在的影响，然而必要条件的存在并不能保证结果必然发生，仍需要与其他条件组合才能产生对应的结果[35]。

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当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则可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表3为使用fsQCA 3.0软件分析的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从中可知，对数字化转型非常重视是实现数字转型程度高的必要条件(一致性0.931>0.9)。对于数字化转型程度低，5个条件中不存在必要条件。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运用 fsQCA 软件对校准后的变量进行标准分析，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1，得到不同路径的三类解：复杂解、简约解及优化解。遵循通用的做法，本文在此汇报中间解，并辅之以简约解，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知，产生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组态有4种，其中H1a、H1b大部分核心条件一样，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4个组态的一致性指标分别为0.802、0.974、0.864、0.819，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模型覆盖度是0.301，与组织管理领域QCA研究基本持平(张明等，2019年)[9]。总体一致性较高，达到了0.842，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3 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必要条件分析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表4 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组态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 表示辅助条件存在，⊗表示辅助条件不存在；空白处表示该变量存在与否对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

在组织与环境多种因素的协同影响下，本文发现了以下3种促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路径。

1.组态一：外部环境促转型

H1显示，高层管理者重视程度高、前期绩效良好、组织惯性低、需求环境不佳或疫情冲击严重为核心条件，在核心条件中疫情冲击和市场需求环境不佳之间存在替代性，人力资本低为辅助条件，在以上情景中可以产生高程度的数字化转型，即“外部环境促转型”。前期经营绩效良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面临市场需求环境恶化，或者受疫情冲击影响比较大时，如果组织惯性低，即使人力资本不足，在高层管理者的推动下也可以产生程度高的数字化转型。这反映了企业在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时高层管理者推动的数字化转型，环境恶化起到了倒逼变革的作用，而前期绩效良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物质保障，组织惯性低减少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力。

2.组态二：内外交困促转型

H2显示，前期绩效不佳、市场需求环境差、受疫情冲击大、组织惯性低、高层管理者重视程度高、高人力资本为核心条件，可以产生高程度的数字化转型。组织惯性低减少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力，高人力资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人才保障。前期绩效不佳，市场环境恶化，企业面临生存的危机，这反映了组织惯性低的企业在面临内外危机的情况下，通过高层管理者推动的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面对内外部环境恶化做出的反应性数字化转型，即“内外交困促转型”。

3.组态三：居安思危谋转型

H3显示，前期绩效良好、市场需求环境良好、受疫情冲击不大、组织惯性高、高人力资本、高层管理者重视为核心条件，可以产生高程度的数字化转型。不同于组态二的“穷则思变”，组态三中企业业绩良好，市场环境良好，组织运行稳定，反映了企业在有财力、有人才、无危机的情况下开展的前瞻性数字化转型，即“居安思危谋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该组态的覆盖度是3条路径中最高的，即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是通过这一路径实现高程度的数字化转型的。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在对88家开展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调研基础上，应用组态思维和 QCA方法，基于组织战略变革整合框架，分析了组织、环境、管理者三个层面六个条件因素的协同联动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主要发现：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是组织内外不同条件相互协作的结果。组织、环境或者管理者任何单一维度的因素均无法导致高程度的数字化转型，这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受到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该研究结果与张新[5]、Chen &Tian[6]基于组态视角的研究结论一致，并将研究情景扩展到科技型中小企业。

3种不同的组态均导致高程度的数字化转型，说明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存在唯一最佳路径[7]。根据核心条件的不同，可以将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归纳为外部环境促转型、内外交困促转型、居安思危谋转型三种，其中居安思危谋转型是大多数企业的转型路径。该研究结果与张明[9]等对战略变革前因组态的研究结论呼应，并将研究问题从笼统的战略变革细化到数字化转型战略。

从驱动因素看，高管支持构成了所有路径的核心条件，并与组织内外其他因素协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说明了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作用。在组态一、二中，人力资本与企业前期绩效形成替代关系，说明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资金和人力资本两个资源要素至少具备其中一个。疫情的冲击并非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组织惯性低或高均可能产生高程度的数字化转型。

(二)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管理启示。首先，存在多条驱动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路径，其中高层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和行动是促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必要条件，应充分重视高层管理者的作用。作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在认知上应理解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要性，在行动上匹配数字化转型需要的资源，并引领推动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其次，前期绩效和人力资本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说明中小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资金和人才两个资源要素至少具备其中一个，当企业自身人力资本不足时，企业需要充裕的资金，通过外部解决方案开展数字化，反之亦然；第三，组织、环境和管理者多重并发因素的存在揭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企业应基于整体性视角，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外在条件制定有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前因要素选择的局限性。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要素非常多，本文基于战略变革整合框架，选择了其中6个要素，还有很多可能的影响因素并未纳入模型；其次，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深入的动态过程，本研究探索了影响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组态效应，没有考虑到时间效应，下一步可以考虑采用动态QCA 方法，或者基于时点分别搜集数据，将时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第三，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问卷数据，没有能对数字化转型的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在目前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未来可以进一步融入案例分析，深入的剖析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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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Vigilant in Peach Time or Passive Changes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Antecedent Configuration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tech SMEs

LI Li-wei,CHENG Fan,HUANG Yi-han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enabl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ir capacity to turn out products that are new, distinctive,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high-tech SM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strategic changes,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s of organization inertia, human capital, prior performance, top manager’s support, market environment and epidemic impact on degree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explored with the data of 88 high-tech SMEs by us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iving path for hi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ssive changes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proactive changes in peach time and passive changes in poor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high-tech SMEs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chang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high-tech SM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onfiguration factors

[收稿日期] 2022-05-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组织变革视角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悖论产生机理与破解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BGL237)；北京市教委社会科学计划重点项目“疫情背景下北京市中小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SZ202111417021)；北京联合大学2021年科研项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悖论：异质性、产生机理与破解路径”(项目编号：SK70202102)。

[作者简介] 李立威(1981—)，女，山东聊城人，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成帆(1999—)，女，陕西铜川人，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黄艺涵(1996—)，女，北京人，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3)01-0092-08

(责任编辑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