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的核心问题述评

焦 佩 马小月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摘 要] 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差异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展开，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大部分美国左翼肯定了新时代的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创新，也有部分人士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不可调和。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大部分美国左翼高度评价了新时代的中国对资本的驾驭能力，也有部分人士悲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终将被资本所控制。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大部分美国左翼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是国际新秩序的建构力量，也有部分人士认定中国也会遵循国强必霸的逻辑。其中，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关系贯穿以上三个问题的始终。对此，我们需要坚持扬弃的原则，在加强交流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将美国左翼变为国际上重要的联合力量。

[关键词] 美国左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驾驭；国际新秩序

（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109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国际左翼阵营的两类评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是如此。一种声音认为它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另一种声音认为它已经走向了资本主义。近年来，在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之下逐渐走强的美国左翼，在该问题上同样存在认识误区，主要表现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和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上。对此，如何凝聚共识、化解分歧，不仅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反思和推进，而且可以为世界上致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国提供有益经验。

一、引言

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左翼阵营的广泛关注。美国左翼作为国际左翼阵营的重要力量，其观点态度对世界左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年一度的纽约“全球左翼论坛”已成为海外规模最大、影响力最高的左翼论坛，值得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系统研究。

然而，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较少，与实践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国内学者从海外左翼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走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世界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海外左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但很少专门聚焦美国左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其中，吴原元将美国左翼学者对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观点分为“市场社会主义之路”“资本主义的复辟之路”“‘忘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后社会主义”等几种。[2]李东明指出，美国共产党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成就，肯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力，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3]杨柠聪和钱政宇指出，美国左翼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为抗击新冠疫情所做的贡献，认为中国抗疫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并呼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4]这些研究或是宏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或是具体集中在美国共产党对中国的评价及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上，在系统研究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一般来讲，美国左翼是指美国社会中具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倾向并主张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向度上寻求解决方案的群体，可以分为学院派左翼和运动派左翼。学院派左翼以大学中研究各类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为代表，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大卫·科兹(David Kotz)等；运动派左翼以左翼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为代表，例如美国共产党、美国社会民主党、美国社会党、美国绿党、美国工党、工人团结联盟、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进步劳工党、革命共产党、工人世界党、自由社会党等。受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影响，近些年美国左翼组织数量持续增多、成员规模不断扩大，在引导社会舆论、组织社会运动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外，持续发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引起了美国左翼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试图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分析其理论与实践，探索其成功的原因。

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情况体现在相关的学术成果和左翼网站宣传文本之中。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美国左翼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每月评论》《科学与社会》《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批判社会学》等学术期刊上，左翼宣传文本主要刊登在“人民世界”“工人世界”“雅各宾杂志”等左翼网站上。当然，两种载体之间并无完全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一些左翼网站也刊登学术成果。

搜集476篇相关文献并分析发现，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问题仍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这一传统问题展开，具体探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的影响。这些新实践既包括国内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化改革，也包括国际层面对国际秩序的推动变革。具体体现为三个问题：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的关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关系贯穿以上三个问题的始终，发挥着暗线的作用。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5]148新时代，随着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由基础性变为决定性。然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之下，即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实践的明证，阔步走进新时代，美国左翼对市场和社会主义是否兼容的问题仍存在争论。

(一)社会主义与市场可以兼容

大部分美国左翼认为市场只是一种经济手段，是可以被社会主义加以利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在理论方面，美国左翼侧重从历史的视角来说明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不共时性，以此得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兼容的结论。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活动家、《科学与社会》编委会成员梅尔·罗森伯格(Mel Rothenberg)分析道，社会主义者往往妖魔化市场，从道德的层面批判市场经济，从而陷入理论困惑，然而，市场是商品生产的结果，只会随着商品生产的消亡而消亡，与资本主义并无历史对应关系。另外，资本主义在经济中也广泛运用计划手段，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市场和计划，而是由谁控制市场、实施的计划符合谁的利益。[6]同样，美国经济学家大卫·莱伯曼(David Laibman)提出“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包括三个阶段，即前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和完全的共产主义，他指出目前的中国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对市场的妥协是一种发展阶段上的权衡。[7]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人文系教授维克多·沃利斯(Victor Wallis)回顾了自20世纪以来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指出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来看，市场原则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但他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社会将包含事实上的市场因素”，因此，他认为之前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中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辩论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否冲突，而其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冲突与矛盾，也就是如何驾驭市场的问题。[8]

在实践方面，美国左翼列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取得的多方面的社会进步，证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冲突。罗森伯格通过对比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的成功，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拥有先进的生产方式，资本、先进技术和发达的市场也同样重要，中国通过对西方市场的开放和资本流动而繁荣起来。[9]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多个左翼网站对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进行了报道。工人世界党领导人通过实地走访中国，报道了中国人民的繁荣幸福生活。[10]“反击新闻”网站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消除了极端贫困，大幅提高了人民平均寿命。[1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解放新闻”网站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延长、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教育机会更加普遍和公平、社会保障全面覆盖、数亿人摆脱贫困。[12]“工人世界”网站对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做出报道，指出中国大幅限制私人资本和加强公共部门的改革，对金融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这些举措释放出一个信息，即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已摆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13]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相互排斥

还有部分美国左翼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分别代表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和市场的竞争原则存在根本性矛盾，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会驱使一方消解另一方。

理论上，著名经济学家马丁·哈特-兰茨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和美国著名左翼作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作为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左翼代表人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社会主义只要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就会产生“湿滑的斜坡效应”，最终滑向资本主义。[14]另外，有学者从市场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相冲突的角度进行论证。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校区教授克利斯多夫·康纳利(Christopher Connery)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作为信息处理器和真理揭示者，竞争是效率的保证，国家干预以维持适当形式的竞争，或明或暗的反平均主义——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扎根，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不可避免地受到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冲击，这威胁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原则。[15]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保罗·刚伯格(Paul Gomberg)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的价值理念相冲突，市场竞争会削弱工作场所的民主与平等，形成精英管理和分配的模式。[16]

实践上，美国左翼主要关注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福斯特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结构失衡、城乡差距和“低工资的积累模式”等问题。[17]同样，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乔尔·安得斯(Joel Andreas)在一篇合作文章中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中国收入差距大幅扩大和地区发展不平等。[18]

(三)评价与回应

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否兼容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了争论和研究，但在国际社会中社会主义市场理论长期遭受冷遇，直到7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经济改革，其影响逐渐上升，后被我国广泛接受并付诸实践。美国左翼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认知，体现了其开放的视野和立足实际的态度；而其错误观点则是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绝对对立，片面夸大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没有抓住社会主义市场取得巨大成就这一主流，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具有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其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掩盖市场经济引发的各种问题，而是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上，社会主义是根本性的，市场是从属性的，从属于社会主义。“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9]77这从根本上回答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其次，社会主义对市场的主导性体现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中。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两手抓，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一方面承认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造成的诸多挑战，另一方面坚信社会主义可以扬长避短，用好市场这个资源配置的工具，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问题

“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20]市场是资本产生的前提，资本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之一，与人力、技术、自然资源、管理等要素共同发力。新时代以来，如何规范资本的有序运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成功驾驭资本要素，对此，美国左翼也存在意见分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制资本

大部分美国左翼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驾驭资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的所有制构成、准入规范和资本市场驾驭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且成效显著。

首先，他们认为资本具有社会制度属性，公有制之下的资本属于社会主义资本，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教授赛义德(Saed)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推翻或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并致力于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政治体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属于国家社会主义。[21]此后，福斯特在一篇题为《中国2020：简介》的文章中指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扩大公有制以促进共同富裕，新时代中国的实践表明，中国正在努力捍卫其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22]

其次，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可以对资本进行有效监管，在中国，资本并未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罗森伯格指出，中国一方面主张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坚持国家控制经济生活核心领域，这种渐进主义和改革主义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控制中国走向何处。[23]美国密苏里大学李钟瑾和科兹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虽然中国非公有制的比重大于公有制，超过80%的工业劳动力在私营企业工作，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控制国家权力，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系列不同于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经济目标正在实现。[24]此后，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经济思想史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也指出，中国正在加强对房地产、金融领域的监管，是唯一一个真正将银行和信贷部门保留在公共领域的国家，实现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25]

最后，他们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驾驭资本的经验，在可持续发展和防范重大风险挑战中表现优异。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左翼多次将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归功于坚持了医疗领域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解放新闻”网站指出，从抗击疫情的行动中，人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迅速的反应能力，还可以看到中央计划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政府积极协调保障基本生活用品和医疗必需品，打击哄抬物价，并建设医疗基础设施，显示了公有制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的原则。[26]沃利斯同样指出，社会主义的医疗体系不是仅仅关注市场需求或私人利益，而是保障人民的紧急需求，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会主义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方面比资本主义更有效、更及时。[27]随着气候危机的增加，部分左翼主张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存在必然的冲突，但有学者指出，中国在控制资本改善环境方面成效显著，给世界带来了希望。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经济系荣誉退休教授梅尔文·雷曼(Melvin Leiman)指出，过去十年里，中国积极引导绿色资本成长，是太阳能、风能开发和应用的世界领先者，在节能减排行动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让世界看到了改善气候的希望。[28]

(二)资本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也有部分美国左翼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最终会被资本所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会趋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首先，他们认为私有资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安得斯认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将劳动力从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相似。[29]他们还考察了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认为土地正在通过市场化改革集中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集体所有制的含义。[18]美国工党党报的一篇文章列举了中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认为这些方针只能强化现有的资本主义属性。[30]

其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私人资本已经控制了国家权力。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教授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认为，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控制了国家权力，政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地方政府的政绩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资本扩张引发的剥削和压迫问题被忽视。[31]

(三)评价与回应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具有驾驭资本的能力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看待和处理资本的问题。凡是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驾驭资本的美国左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持肯定态度，相反则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其实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国已经认识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不仅坚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方针不动摇，而且强调对资本进行有效监管，“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20]。当然，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免于资本要素的影响，所以必须学会如何对资本的作用进行扬弃。一方面，要认识在社会主义之下也会出现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权钱勾结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标违和的状况，虚心接受美国左翼客观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要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革命的能力，能够通过提高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地学习中有效驾驭资本，建立起健康的资本市场。面对美国左翼的质疑，可以立足中国共产党利用和约束资本的成功经验，揭示其驾驭资本的规律，从理论上回应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这一理论课题。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5]15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日益强大的中国是世界的希望还是威胁？围绕此问题美国左翼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一)中国塑造世界新秩序

大部分美国左翼认为，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加，将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民主、平等和包容的世界。

首先，他们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力量有助于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福斯特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道路，认为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来说，都代表着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方案。[32]同样，世界政治经济学协会学者大卫·佩纳(David S. Pena)认为，中国在解决气候危机、促进和平发展和摆脱极端贫困等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好得多，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继续推进建设充满活力、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给整个人类带来新的希望。[33]丹佛大学国际金融教授艾琳·格拉贝尔(Ilene Grabel)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金融治理架构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并将这些风险转移到弱势群体和国家身上，同时让新兴市场经济体缺乏发展资金，而中国凭借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正在组建新的金融机构，将使金融治理架构发生变革。[34]北美全球研究协会杰里·哈里斯(Jerry Harris)指出，中国独特的国家计划体系和市场社会主义使其在领导全球替代能源革命的竞争中占据了强势地位，极大促进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并推动了全球市场的发展。[35]

其次，他们认为新时代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优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著名经济学家、左翼新自由主义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21世纪的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必须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秩序，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只会加速世界多极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大的贸易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最大的储蓄国，将在建立一个更稳定、更高效的多极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新秩序将继续促进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各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36]“人民世界”网站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寻求摆脱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提供了一条有吸引力的路线，即通过国家主导的改革体系和对外国资本进入的严格控制，既能够利用市场的优势，又能够实现中央计划高效配置资源。[37]美国时政评论家瓦尔登·贝洛(Walden Bello)提出，今天，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西方主导的多边体系的危机只会随着美国疫情的失控、政治机构的侵蚀和经济的崩溃而加深，中国展示了一种替代发展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38]

最后，他们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正在通过独具特色的“一带一路”倡议改变着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旧秩序。“工人世界”网站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了介绍，强调它为促进沿线国家的城市规划、饮用水净化和粮食供给提供资金，指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促进与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9]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教授大卫·法森费斯(David Fasenfest)分析指出，“一带一路”正在创造一个全球网络，它不会重现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历史上的剥削关系，以及全球南北之间的殖民和后殖民关系，中国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伙伴关系中，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旨在促进共同发展。[40]美国共产党前主席约翰·巴赫特尔(John Bachtell)阐释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指出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一个明确无误的趋势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衰落，中国正积极建立多极化、共享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41]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而中国梦的实现方式是和平合作的，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投资者和商业伙伴，正在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平等、更和谐的世界。[42]

(二)中国延续世界旧秩序

也有部分美国左翼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同样会融入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走上帝国主义的霸权之路。

首先，他们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霸权之争而不是新旧秩序之争。哈维认为，中国持有大量美国政府债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土地掠夺，这使得“中国是否是新的帝国主义强国”的问题值得认真考虑。[43]同样，“社会主义工人”网站的一篇文章指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帝国主义竞争，近年来，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加速了这种竞争；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源而进行斗争，而且还为了控制资源和市场而竞争，非洲是中国经济增长和霸权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洲的新争夺只会加剧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44]

其次，他们认为中国倡导的国际规则对现有国际秩序并不构成挑战，甚至会加深现有秩序的危机。兰茨伯格怀疑“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进行资本扩张以缓解产能过剩、债务增长的手段，他指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的贷款增加了当地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能会造成世界金融不稳定。[45]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因坦·苏旺迪(Intan Suwandi)等人在新帝国主义理论框架下分析全球商品链中的剥削现象，指出中国仍是全球商品链中的外围国家，受西方国家的剥削，生产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商品链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位于全球南方，那里的劳动力后备军更大，单位劳动力成本更低，剥削率因此相应更高；其结果是跨国公司的利润率要高得多，产生的附加值更大，在整个过程中世界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46]

(三)评价与回应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促进世界秩序向积极方向变革的问题，关键在于是否相信中国共产党有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美国左翼由于其反对资本主义、渴望社会公平正义的立场和追求，对中国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中的崛起既有所期待，又有所忌惮。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美国左翼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日益改观，但仍有部分左翼人士遵循国强必霸的逻辑，用担忧代替现实，将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投射到中国身上，主观臆测中国国际战略的负面效应，误解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和行动。

其实我们早就注意到国际上存在的各种“中国威胁论”声音，即认为强大的中国将对现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包括经济、政治、生态和科技等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威胁，美国左翼认为中国对世界产生负面作用的观点多少也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是“新帝国主义论”的简单套用。与国际右翼势力不同的是，美国左翼不是拿美国主导的现有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为参照物，而是用理想的国际共产主义模式作为参照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苛责。对此，我们要在团结的基础上消除误解，让“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果说话，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实践说话，讲清楚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与促进国际秩序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

五、结语

尽管大部分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友好态度，而且趋势向好，但是也存在辛辣的批判和误解。对于有客观依据的批判，要认真吸取其中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于基于未来预测和价值偏见之上的误解，要积极加以引导和澄清。

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主要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第一，缺乏科学的研究指导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误解的美国左翼，或是受到了“西式民主自由”“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等资本主义理念的影响，或是受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不相容”“社会主义排斥资本运行”等教条主义理念的影响。当他们用一套预设的标准来机械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他们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力、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务实灵活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47]43美国左翼要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摆脱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一党执政的刻板印象，看到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断自我革命的能力，可以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实现超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工人世界党发文表示祝贺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具有在面对新情况时调整战略和策略的能力，利用社会主义组织经济发展的优势，提前进行规划的能力，团结动员中国群众的能力。[48]第二，没有充分占有研究资料。部分美国左翼对现实的中国并不了解，既没有到中国进行实地调研，也无法阅读中文资料，只是基于美国媒体的片面甚至是虚假的报道，不加求证，以讹传讹。如“雅各宾杂志”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就曾引用反华组织“人权观察”的报告资料。[49]第三，采取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激进立场。虽然左翼在美国社会的力量在上升，但仍为边缘势力。为了谋求政治活动空间，一些左翼人士，特别是左翼政治活动家会发表激进的批判言论，以此标榜其“革命性”和“纯洁性”，进而否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进步劳工党党报《挑战》的一篇文章就将美国和中国放在一起批判，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加入进步劳工党，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50]

美国左翼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世界的关系上的误解，直接导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前途和方向的误判。这不仅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会妨碍国际左翼力量的团结合作。对此，有必要通过加强交流、积极引导，来澄清事实。第一，加强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左翼政党之间的党际交流和合作，正如习近平在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信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交流对话，立足本国国情，把准时代脉搏，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让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51]树立中国共产党民主、和平、进步的国际形象，增进国际左翼力量联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加强国内各界与美国左翼团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在倾听国际左翼观点的同时，拓宽对外传播渠道，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和谐包容的理念。第三，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鼓励国内学者参与国际会议，走出国门在美国左翼期刊和网站上发出中国声音，关注左翼研究动态，寻找共同关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对外阐释，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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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omberg, Paul: “Proletarian Democrac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Soviet Experience?”, Keith Breen & Jean-Philippe Deranty (eds.),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Contemporary Work, Routledge, 2021, pp.196-210.

[17] 刘顺：《经济结构·生态环境·农民境况——福斯特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重维度》，《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

[18] Andreas, Joel & Zhan, Shaohua: “Hukou and Land: Market Reform and Rural Displacement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43, No.4, 2016, pp.798-827.

[1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

[20]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21] Saed: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State-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27, No.4, 2016, pp.1-15.

[22] Foster, John Bellamy: “China 2020: An Introduction”, Monthly Review, Vol.72, No.5, 2020, pp.1-5.

[23] Rothenberg, Mel: “Who Rules China?”, Perspectives on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Vol.14, No.1-2, 2015, pp.26-41.

[24] Li, Zhongjin & Kotz, David M.: “Is China Imperialist? Economy, State, and Insertion in the Global Syst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53, No.4, 2021, pp.600-610.

[25] Hudson, Michael: “Is Chinese Socialism Working?”, https://michael-hudson.com/2022/03/is-chinese-socialism-working/.

[26] Brown, Nino: “Coronavirus Panic Stoked by Anti-China Media, Politicians: Myth vs. Fact”, 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coronavirus-panic-stoked-by-anti-china-media-politicians-myth-vs-fact/.

[27] Wallis, Victor & Zhuo, Mingliang: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COVID-19 Epidemic: Interview with Victor Wallis”,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10, No.2, 2020, pp.153-160.

[28] Leiman, Melvin: “Notes from the Editors”, Monthly Review, Vol.72, No.10, 2021, pp.1-62.

[29] Andreas, Joel: “Book Review: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56, No.3-4, 2015, pp.301-303.

[30] The Red Phoenix: “In China, Capitalism is Being Consolidated, Not Socialism”, https://theredphoenixapl.org/2018/04/06/in-china-capitalism-is-being-consolidated-not-socialism/.

[31] Robinson, William I.: Into the Tempest: Essays on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 Haymarket Press, 2018.

[32] Foster, John Bellamy: “Toward a Global Dialogue on Ecology and Marxism: A Brief Response to Chinese Scholars”, Monthly Review, Vol.64, No.9, 2013, pp.54-61.

[33] Pena, David S.: “The Six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Sustainable Socialism: From Build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to Combating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4, No.3, 2014, pp.267-288.

[34] Grabel, Ilene: “Toward a Pluripolar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nd the New Landscape of Developmental Financ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50, No.4, 2018, pp.653-659.

[35] Harris, Jerry: “Can China’s Green Socialism Transform Global Capitalism?”, Civitas-Revist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19, No.2, 2019, pp.354-373.

[36] Stiglitz, Joseph E.: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Trump Era: US-China Relations”,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Vol.13, No.2, 2018, p.133.

[37] Goodrum, Ian: “Correcting the Record on China and Africa”,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correcting-the-record-on-china-and-africa/.

[38] Bello, Walden: “The Rise and Fall of Multilateralism”, Dissent, Vol.68, No.2, 2021, pp.56-64.

[39] Flounders, Sara: “China Builds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https://www.workers.org/2017/05/31498/.

[40] Fasenfest, David: “Is Marx Still Relevant?”, Critical Sociology, Vol.44, No.6, 2018, pp.851-855.

[41] Bachtell, John: “China Embraces Rather than Fears a Multi-polar World”,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china-embraces-rather-than-fears-a-multi-polar-world/.

[42] Kumar, Krishan: “What 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Empire Tell Us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ory and Society, Vol.6, No.1, 2021, pp.1-32.

[43] Harvey, David: “David Harvey’s Response to John Smith on Imperialism”, https://urpe.org/2018/02/23/david-harveys-response-to-john-smith-on-imperialism/.

[44] Wengraf, Lee: “China Versus the U.S. in the Battle over Africa”,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5/29/china-versus-the-us-in-the-battle-over-africa.

[45] Hart-Landsberg, Martin: “A Critical Look at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http://www.cadtm.org/A-critical-look-at-China-s-One-Belt-One-Road-initiative.

[46] Suwandi, Intan, Jonna, R. Jamil & Foster, John Bellamy: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MonthlyReview, Vol.70, No.10, 2019, pp.1-24.

[4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48] Flounders, Sara: “Salute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100th Anniversary”, https://www.workers.org/2021/06/57124/.

[49] Bessner, Daniel: “The Last Thing We Need Is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4/new-cold-war-china-trump-coronavirus-pandemic.

[50] Progressive Labor Party: “EE.UU., China Dan Tumbos Hacia La Guerra”, http://www.plp.org/desafio/2020/8/7/eeuu-china-dan-tumbos-hacia-la-guerra.html.

[51] 《习近平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贺信》，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7/28/c_1128872611.htm。

A Review of the Core Issues of American Left-wing’s Cogni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JIAO Pei，MA Xiao-yue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the American left-wing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still focus on whether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ocialism or not. Following the new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uns throughout them.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and the market. Most American leftists affirm China’s innovation in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while some people insist that socialism and market are irreconcilable.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and capital. Most American leftists speak highly of China’s ability to control capital in the new era, while some people pessimistically believe tha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ould eventually be controlled by capital. Th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and the world. Most American leftists believe that China in the new era is the force for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also follow the beaten track of big powers in seeking hegemon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ublation, actively guide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turn the American left wing into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joint force.

Key words: American left-w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market economy; capital control;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收稿日期] 2022-06-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008)；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CKSJ16)。

[作者简介] 焦佩(1979—)，女，山西晋城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小月(1998—)，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3)01-0025-09

(责任编辑 朱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