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栏 | Luigi Rizzi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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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1年第50期，总第184期)“人物专栏”与大家分享Luigi Rizz教授的访谈，Luigi Rizzi，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理论语言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荣誉系主任，曾任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和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Rizzi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在生成语法领域和语言认知科学领域都是领军人物。在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他主要关注形态句法在儿童语言发展中的情况。
此次访谈中，Rizzi教授分享了生成语言学在意大利得以繁荣的“秘密”，其次对于一些具体的语言学问题比如为什么从嵌套疑问句中移出“how”要比移出“what”更难等做出了解释，然后对加标算法进行了详细讨论，最后表达了自己对于青年学者的建议和期望，具有重要的启发及指导意义。
此次访谈于2021年9月2日及3日分上下两期发表于公众号《形式语言学研究》，为杜雨桥（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博士生）于2020年8月10日所做，文字转写、翻译为徐国恩（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生）完成，术语、地名及文字审校由潘俊楠（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教授）完成。
本次转载已获公众号《形式语言学研究》授权。
人物简介
Luigi Rizzi教授
Luigi Rizzi，巴黎法兰西学院理论语言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荣誉系主任，曾任锡耶纳大学和日内瓦大学教授。此前他还在麻省理工学院、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他是日内瓦大学ERC项目“SynCart: 成人语法及语言习得的句法制图和局域性研究”的首席研究员。Rizzi教授还是国际顶级期刊Linguistic Inquiry的合作编辑之一，是如下国际知名语言学和语言认知科学杂志Language Acquisition, Probus, English Linguistics等的编委。Luigi Rizzi教授同时还荣任Institut des sciences cognitives (Lyon) and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Trieste Encounters in Cognitive Science (SISSA, Trieste)等机构委员会的成员。
Luigi Rizzi教授的研究主要包括句法理论以及罗曼语和日耳曼语的比较句法，尤其是在句法比较的参数方案、局域性理论、句法表征式、句法结构的制图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同时，他还致力于研究语言习得，特别是儿童形态句法的发展，以及局域性理论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Brief Introduction
Prof. Luigi Rizzi holds the chair of General Linguistics at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and is the Honorary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t BLCU. Previously, he wa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iena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He also was on the faculty of MIT, UMass Amherst, UCLA,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Rue d'UIm, Pari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he wa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the ERC project "SynCart: Syntactic Cartography and Locality in Adult Grammar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e has been European co-editor of Linguistic Inquiry for over ten years. He is a member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many journals, includ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bus, and English Linguistics.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nstitut des sciences cognitives (Lyon) and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Trieste Encounters in Cognitive Science (SISSA, Trieste).
Prof. Luigi Rizz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yntactic theory and comparative syntax of Romance and Germanic languages; in particular, h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ametric approach to syntactic comparison, to the theory of locality, to the study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 on the latter topic, he coordinated a series of projects on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He also works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syntax, and the role of locality and other theory-inspired notion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人物简介
杜雨桥博士
杜雨桥，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博士生。
Brief Introduction
Du Yuqiao, is currently a doctoral student in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访谈内容
01.
杜雨桥博士：Rizzi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祝贺您获聘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院士，同时您也是该学院语言学唯一的讲席教授。众所周知，句法学界有许多非常活跃的意大利学者；事实上不只句法领域，意大利是形式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与意大利不同，别的国家，例如法国，生成语言学的发展似乎要困难得多，原因可能是他们的传统语言学比较强势，例如话语理论（La théorie de l’énonciation）。但其实在意大利，传统语言学也很强势。所以想请问您，作为意大利生成语言学发展的见证者和生成语言学的重要贡献者，您认为生成语言学在意大利得以繁荣的秘密是什么？谢谢。
Rizzi教授：应该说，研究事业的成败总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生成语言学在意大利的成功也是这样。我想先说一下我现在的职位。法兰西学院是一个具有卓越声誉的学术机构，曾经担任我这个职位的语言学家也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入选。我认为这是对生成语法、对形式语言学整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的一种认可。在这里，我想提一下一位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Emile Benveniste，他也曾是法兰西学院的语言学讲席教授。Benveniste并非生成语法学家，而是著名的印欧语言学家，专门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但我认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是一致的。我的生成语法启蒙老师Nicolas Ruwet就深受他的影响。Ruwet曾在法兰西学院上过Benveniste的课程，并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我自己也很高兴能够身处这种学术传统之中。你提到话语理论在法国的影响，我认为Benveniste也是话语理论研究的重要人物，他有关代词系统的研究，比如对自然语言人称系统的研究令人瞩目。
关于意大利与法国之间的比较，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巴黎就是欧洲研究生成语法的唯一中心。我学习形式语言学也是在巴黎。巴黎吸引了来自其他欧洲国家想要学习生成语法的学者们，像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意大利的学者都来到了巴黎。曾有一大批意大利语言学家来巴黎学习了一年，并且很好地掌握了生成语法的基础。巴黎作为研究中心的地位是在上世纪60年代坐落于巴黎郊区文森森林的巴黎第八大学（文森时期）建立起来的。其重要地位始于Nicolas Ruwet在这里任教，并且Nicolas Ruwet 也邀请到了Richard Kayne来到八大任教。由于Ruwet和Kayne两位著名学者的影响，以及其他青年学者的努力，八大当时成为了欧洲语言学研究的重镇。二十多年后，由于Ruwet退休，Kayne返回美国，那个阶段语言学的研究确实变得更困难了一些，但是生成语法研究的深厚传统却在法国——巴黎八大、巴黎七大和其他一些大学延续了下来。现在巴黎的语言学研究非常活跃，特别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有一群积极从事形式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生成语法的影响下和句法学家们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说回意大利，由于当时的传统主要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所以最开始在意大利研究生成语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创建形式语言学核心力量的尝试最后取得了成功，这也得益于许多偶然的历史因素。合适的人物，正确的地点，恰当的时间，一样都不能缺少，否则事情就很难成功。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年轻的Guglielmo Cinque便在威尼斯大学建立了一个形式语言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很快成为学界的重要力量，现在在学界仍然举足轻重。当时我和Adriana Belletti都还在MIT ，之后我们去了日内瓦大学任教，然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到了意大利。那个时期事情发展相对顺利，包括锡耶纳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都相继开始了形式语言学的研究，由此形成了刚刚你提到的意大利活跃的形式语言学研究氛围。但是环境也不是一直都很有利，毕竟我们跟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还是相当不同的。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开展了好些国际学术交流。比如乔姆斯基1979年在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就管辖与约束理论发表的学术演讲，以及同时在比萨举行的GLOW会议，这两件事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仅仅是生成语法发展的转折点，也是语言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意义。而意大利正是这个转折点发生的地方。这些历史事件为意大利多个形式语言学研究中心之后多年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02.
杜雨桥博士：谢谢您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意大利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在Youtube上看到您和Angel Gallego教授就相对最简性（Relativized Minimality）和语段不可渗透条件（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讨论。现在的共识是RM和PIC各自分工，RM解释弱孤岛现象，PIC解释强孤岛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有待讨论，比如关于附加语，我们想问，“how”和“what”与RM相关的特征一样，为什么从嵌套疑问句中移出“how”要比移出“what”更难？
Rizzi教授：在与Gallego的讨论中，我的主要观点是RM和PIC各自分工，在我看来这是最有可能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的话，这两条原则都可以存在，各自有各自的作用。其实我自己曾尝试用RM来解释PIC。但是现在看来，我不确定这样的尝试是否有必要。当然，如果两条原则能够合并成一个原则，我们也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两条原则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PIC能够解释无论句子多么复杂，其每一阶段的运算总是在一个较小范围内进行的。很强的局部性效应可以保证运算能够使用较少的运算资源来进行，这和PIC的概念一致。然后相对最简性反映了心理学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即相似的事物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彼此，这种情形便可能导致所谓“基于相似性的干扰”现象。所以相对最简性或许可以看成是这种现象在语言中的语法体现。但是要说清楚的是，我不认为RM能够通过非语言的原则得到解释。RM是一种对特定语法范畴和语法特征敏感的语法现象。这和简化论（reductionalism）有很大不同，相对最简性在功能上的要求可能是普遍的，但是其具体体现是具有领域特殊性的，我们这里只针对语言官能来说。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RM和PIC这两个原则都是合理的。至于你提到的论元-附加语的不对称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倾向于将它们之间的不对称性看成是其各自特征的组成成分差异的体现。一个直观的认识是，论元具有附加语没有的特征。这个想法我在最初版本的RM中就提过，差不多同一时间，Cinque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到了这个想法。当时我把这个问题归因于指称属性的差异，即论元有某种附加语不具有的指称属性。这与论元会接收个体论元角色这一直观认识是吻合的。讨论论元的时候，我们其实谈论的是个体的人或者事物，但是讨论附加语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附加语也有论元角色的话，那这些论元角色肯定不是个体论元角色。因此论元具有一些附加语没有的内容。如果按照从Michael Starke的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对RM特征化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特征构成内容更丰富的成分要比特征构成内容更少的成分更容易移位。因此，论元比附加语多的那一个特征使论元比附加语更容易移位。这个特征现在有的人认为是论元特征。这是有可能的，但也有可能是别的特征。重要的是论元具有某种附加语不具有的特征赋值，正是这个特征赋值使论元更容易在弱孤岛条件下移位。以上就是我对论元和附加语之间不对称性的看法。接下来的关键是怎样确定这个特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特征系统来支持。
03.
杜雨桥博士：谢谢。您的想法很有启发性。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表征和推导的融合问题，您在和Gallego的讨论中也有提到。我们想问RM是否要考虑语段？在Biskup（2012）中，他提出RM是在一致（Agree）操作中起作用，而PIC是在移位操作中起作用。如果我们假设探测成分（Probe）能够获知推导的整个过程，那么在长距离条件下，一致操作也就能够进行了。关于这一点我想现在已经是大家都接受的。但是诸如不可解读特征怎样在跨语段条件下进行一致关系赋值仍然没有得到回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假设探测成分能够获知推导的整个过程，那么工作记忆的“负担”到底指的是什么？请问您会怎样回答这些问题？谢谢。
Rizzi教授：在我看来，如果将语段不可渗透条件看作是一条可以限制任何一个“探测成分在上而目标成分（Goal）在下”这样的关系的原则，那么这个条件的作用则过于宽泛，因为探测成分与目标成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样。有一些位置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比如同指。实际上不止同指，考虑到同指也能用其他的方法解释。比如在解释代名词时，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被算子约束的变量，我们可以假设在句子的一端有一个算子，比如everyone, 然后我们可以随意设置孤岛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最后在句子的某个位置出现一个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代名词解释为受算子约束的变量。算子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受成分统制关系的限制，因为如果两个成分之间没有成分统制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说这两个成分之间存在算子与变量的关系，但是这里并不涉及到局部性特征。所以，很明显，我们的语法系统要能够解释这种长距离关系。能够解释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一致操作能够跨越多少语段边界。这就是关于长距离一致的问题，对这方面研究有许多非常有意义的文献。就我们的理解来看，可以确定的是一致操作肯定要满足一定的局部性，和相对最简性类似的局部性。然后我们还要考虑移位对怎样的原则敏感。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样解释移位产生的原因，究竟移位是由某个原则诱发的还是移位根本不需要任何原则来诱发。Chomsky, Ott和Gallego最近发表的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他们认为移位是自发的，不是被动产生的。这个观点的理论出发点很清楚，因为如果移位就是内合并的话，那么合并这个操作就不用分为两种不同的合并。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外合并是自发的，那么内合并也应该是自发的。这样我们就只需要合并这一个概念。从理论上讲，这确实很有意义。但是问题是有无数的实际语料似乎证明移位不是自发的，而是由特征诱发的。这正是最简方案要解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指向移位是被动诱发的。拿常说的移位是“最后一招”（the last resort）这个表述来说，这个观点在最简方案最开始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拿探测成分与目标成分的关系是移位的必要前提来说，文献中的大部分问题都通过这个观点得到了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假设内合并完全和探测成分与目标成分关系没有联系，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需要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比如最小搜索的概念此时就和移位没有关系了，因为最小搜索的前提就是存在“探测成分—目标成分”这种关系，并且假设移位就是这种关系的结果。因此，如果认为内合并与“探测成分—目标成分”这种关系没有联系，最简方案以前采取的用最小搜索来解释相对最简性的方法就行不通了。这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并且就我的印象而言，还没有人就“完全自由合并”这个概念在最简方案框架下重新思考这里面的技术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概念并不使我吃惊，因为如果我们看之前的管辖与约束理论，当时的观念就是移位是自由的，然后我们设置表层的过滤原则来剔除一些结构，这个观念和自由合并是非常相似的。并且我一直都是从表层层面来思考相对最简性，而不是从推导的层面。这和移位是自发的这一观点也是相通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最简方案框架下的基本技术性操作，这一块目前做得还不够。
04.
杜雨桥博士：是的，现在确实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理论。谢谢您的回答。接下来我们转到另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加标算法，这也是最简方案中的新理论。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看Chomsky提出的基于加标算法对您的判别性冻结效应（criterial freezing effects）的解释？您觉得这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冻结效应吗？
Rizzi教授：首先，冻结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两种主要的冻结效应。一种是满足了某一判别条件的成分的冻结，比如如果wh-成分满足了Q-准则（疑问判别条件），则该成分就会被冻结在所在的位置，不能移位到别的位置。这是一种类型的冻结效应；另一种类型的冻结效应指的是位移对象所处的语法结构本身被冻结，以致里面的成分移不出来。例如，某些结构里的标识语（specifier）以及所有的左分支（left branch）类型的冻结效应都是因为这种原因。简言之，一种是满足了某个判别条件的成分不能移位的类型；第二种是，在满足了某个判别条件的语法结构里面，其内部成分不能移出。我只谈第一种类型的移位，即满足了某个判别条件的成分不能移位的情况，这也是Chomsky的文章要研究的。现阶段，我采用了Chomsky的加标算法理论，尽管我认为这个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冻结效应。这个理论还需要补充一个条件，我称之为“最大限度原则”。是的，我们有“最小限度”，但是我们也需要“最大限度”。最大限度原则要解释的现象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传统的X-杠标理论下，只有最大投射才能移动，如果不是最大投射就不能移位。中心语移位则不同。在X-杠标结构中，非最大短语投射，比如X’节点，是不能移位的，这样会导致标识语搁浅。这正是最大限度原则要解释的现象。如果我们承认存在最大限度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冻结效应是标签算法和最大限度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满足某种准则的{XP，YP}结构中进行加标操作，进行投射的特征就是判别条件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是范畴特征），因为这是这个结构中XP和YP所共享的特征，所以整个短语就通过范畴特征进行加标，比如说，疑问特征、话题特征或者焦点特征，或者任何同类型的特征。
但是当加标完成后，标识语XP就不再是一个最大成分，因为它被和它具有同样范畴特征的成分直接支配。因此，如果我们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定义最大限度原则的话，标识语XP在{XP，YP}结构中就不再是最大成分了，所以XP也就不能再进行移位。我个人认为，假设最大限度原则是有必要的，必须要假设某种最大限度原则才能解释加标后的冻结效应。2016年，Željko Bošković在The Linguistic Review编辑出版了一期特刊，专门讨论加标算法，我在上面就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文章。
05.
杜雨桥博士：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事实上，Chomsky在TP是怎样加标的问题上做了区分，比如意大利语和英语对TP加标的方式就是不同的。在意大利语中，T的形态特征很强，所以可以单独加标，即使违反了EPP和ECP也没有关系。但是英文中T的形态特征很弱，因此我们认为由于phi-特征是英语主谓共同的特征，所以英语的TP可以加标为<phi,phi>，因而为了满足加标的需要，必须将英语的主语移到TP的标识语位置。我们想知道，您接受中心语的特征强弱有差异这个观点吗？您怎么看“将XP移动到中心语的标识语位置来增强中心语加标的能力”？
Rizzi教授：我认为这个想法的核心观点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操作上的细节我觉得还可以再讨论。首先，我们要想一下“特征强弱差异”到底指什么？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中心语的“强”与“弱”或者特征的“强”与“弱”这个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Jean-Yves Pollock和Joe Emonds分别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当时他们想要解释小句结构中的屈折中心语在有的语言中能够吸引词汇动词，但是在有的语言中却不可以的现象。Pollock和Emonds认为英语和法语之间就是这种差异。在英语中，屈折中心语不会吸引词汇动词，但是在法语中屈折中心语则会吸引词汇动词。并且他们将这种现象与动词屈折变化的形态丰富程度相联系。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强“指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弱”指具有较弱的形态变化。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存在具有同样意义的“强”与“弱”两个概念，即我们在谈到空主语参数或者代词脱落参数时，我们也会引入“强”和“弱”这两个概念。Tarald Taraldsen 发现，如果我们比较罗曼语族语言和英语，我们可以看到在允许空主语或者代词脱落的语言中，其动词都具有丰富的屈折变化形式，特别是跟一致相关的特征。意大利语有非常丰富的屈折变化，相对而言，英语的屈折变化就要弱很多。比如：在现在时的情况，英语动词smoke所有的屈折变化就只有smoke-smokes这两个形式，但是在意大利语中，同样的动词在现在时的情况下有六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在其他每种时态或者语态的情况下，都会有六种不同的形式。因此，Taraldsen认为空主语是在具有丰富的一致特征变化的语言中才被允准的（Taraldsen’s generalization）。在这些语言中，屈折变化很丰富，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出现空主语的情况。现在，如果我们比较一下Taraldsen的观点和Pollock以及Emonds的观点，我们发现这时我们就需要两种不同程度的“强”，因为比如法语在前一个“强”的意义下可以吸引动词，但是还不足以允准空主语。所以，这里关于“强”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便是“特征强弱差异”这一概念最开始产生时的意义，当时的“强”与“弱”和形态变化的丰富性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后来在最简方案中，“强”与“弱”不再指和形态丰富性之间的关系，而是指中心语携带的某种抽象特征的强弱。因此，知道这些概念的由来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说，重点是我们需要参数来解释跨语言的差异。我们需要参数来为中心语的特征赋值。这个过程中便涉及到移位和对空主语的允准。在最开始的分析中，一些参数值包括“I吸引动词”或者“I允准空主语”这些，并且这些参数值是和形态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这个分析的基本思路肯定是对的，因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与形态有关的因素，尽管我们都知道决定这些现象的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我们不能仅靠这样简单的联系来解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强调这个分析总体上的思路是正确的。
如果只看Chomsky对意大利语的分析的具体细节的话，我不同意的一点是我认为意大利语中是有空赘词的。在一个带论元角色的主语出现在较低位置的动词短语结构中即动词后主语（postverbal subject）位置时，我不认为在更高的IP结构中定义主语的中心语（可能是tense或者Subj, 任何可能的内容）的标志语位置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我认为这个位置有一个零代词（zero pronominal）。总体上，我认为，对允准空主语的语言进行分析需要假设零代词的存在。在允许空主语的语言中肯定有一个具有指称性的空代词，因为在一个没有主语的句子中我们必须将论元角色指派给某一个成分。如果存在空代词（null pronominal）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作空赘词。英语中的显性代词“it”和“there”就被用作形式主语。如果一个语言中有空代词，我们很自然会将这个空代词看作一个赘词。因此，我的观点不管怎样都是依然假设意大利语中的T（或者其他任何能够定义主语位置的功能成分中心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势的，但不是因为它可以允许其标志语位置不被填充，而是说它允准空代词的存在，通过空代词出现在标志语位置来满足EPP或者任何在这里需要满足的原则。所以，在相同直觉的实现方式上我和Chomsky的假设略有不同。但是我认为“强”与“弱”的概念是很好的想法，80年代以来的很多文献都强调了这个概念。记得有这些研究很重要。
06.
杜雨桥博士：是的。那么我想您也会认同将XP移动到某个功能成分的标识语位置来加强这个功能成分中心语的加标能力这个观点吧？
Rizzi教授：是的。这和EPP到底指什么有关。和前面一样，EPP这个概念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概念，或者说不是奇怪，而是涉及到术语的语义变化的一种情况。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EPP的内容是很明确的，但是后来慢慢发生了改变。在管辖与约束理论时期，按照投射原则的要求，如果一个中心语指派一个论元角色，那么必须要存在一个句法位置来接受这个论元角色。但之后又有了拓展式的投射原则（The 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 简称EPP）来处理主语位置的问题。主语位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不管主语是否带有论元角色，主语都是小句结构中必须要有的一个成分，在这一点上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是不同的。但后来在最简方案中，EPP变成了一个不同的概念，EPP变成了一个允准标识语的特征，这就和原来的概念意义不同了。我一贯的观点是任何能够定义主语位置的中心语，不管是T还是Subj，都要求投射出标志语。标志语位置是必须存在的（就像在小句结构中的其他位置一样），但是标志语位置可以由代词填充，而在允许空主语的语言中，这个代词可以是零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这个现象的看法自管辖与约束理论时期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07.
杜雨桥博士：好的，我明白了。说到“强”与“弱”和形态信息或者音系信息之间的关系，汉语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语言，因为我们都知道汉语在形态或者音系上都没有显性的基于phi-特征的一致出现。因此我们可能不会说T在汉语中是很强的，至少没有信心这样说。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们质疑汉语中到底是否存在T。但是在另一方面，汉语确实允准代词脱落（pro-drop），这既违反了EPP也违反了ECP。从这个角度来说，T在汉语中好像又是较强的。这些现象导致的问题便是汉语中的T到底应该怎样加标。在Miyagawa（2017）中，作者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我们承认在汉语中有phi-特征一致，只不过它们不显性地表现出来，二是我们说汉语中的限定小句实际上是TopP，所以实际上是delta特征下的Topic子特征在起作用，因为汉语毕竟是一个话题凸显的语言。对于这个问题，请问您怎样看？
Rizzi教授：谢谢。首先我想说一下关于汉语或者东亚语言是否是主语脱落型语言。从粗略的观察层面来看，他们当然是主语脱落型语言，因为在这些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带显性主语的句子，就像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一样。但是我一直认为在谈汉语或者东亚语言时说到的空主语参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参数。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这些语言的特点不仅仅是允许主语脱落，从更广义来说，其实是允许论元脱落。所以在这些语言中我们会看到宾语脱落，间接宾语脱落等等现象。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说有两种代词脱落现象。一种是特指主语位置的情形，比如我们在罗曼语族语言中看到的情况。除了法语，所有的罗曼语族语言都允许代词脱落，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反映了Taraldsen的概括。在某个时间点，法语动词的屈折变化变弱，可能就造成空主语的丧失，当然在法语的历史演化中肯定也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比较现在的法语和现在的意大利语或者现在的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或者葡萄牙语，我们可以看到法语中的动词屈折变化相对而言要少得多，并且法语动词的不同屈折变化之间的差异也很小。所以，我认为Taraldsen对于这个现象的直觉观察是正确的。关于形态丰富性和代词脱落之间的关联，巴西葡萄牙语是一个很有趣的证据。与欧洲葡萄牙语不同，巴西葡萄牙语并不能像意大利语或者欧洲葡萄牙语那样允许代词脱落。这两种语言其实非常相似，它们的词库是相似的，很大部分的句法特征是相似的，但是在是否允许代词脱落上这两种语言却有明显的不同，当然还有其他的参数差异。研究巴西葡萄牙语的专家曾尝试在空主语特征的新近消失与形态屈折变化弱化之间建立关联。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与Taraldsen概括类似的一些分析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看汉语、日语、韩语、越南语和其他的东亚语言，我们发现这些语言都没有与Taraldsen概括相关的现象。我们看到这些语言中没有显性的一致特征却仍然允许空主语，但其实这些语言也还允许空宾语。更广义上说是允许空论元，当然是有限制条件的。但是在这些语言中代词脱落被允准的方式在意大利语、法语、罗马尼亚语等语言中却是没有的。所以，我认为是存在一种广义上的论元脱落特征，或许带有一些具体的特点，形成了这些语言中普遍的论元脱落现象。这是我对东亚语言中空主语现象的本质的看法。
至于Miyagawa提出的两个方案，我想我会选择第一个，即汉语中存在抽象的phi-特征一致，而不是简单地将主语与话题等同，看做是同一个成分。虽然主语和话题确实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他们是不能等同的，因为话题可以说是主语再加另外的某种内容。特别是当我们看罗曼语族的诸语言时，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这些语言中，主语和话题在“关涉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一般我们选择了一个论元，我们就呈现了某种关于这个论元的事件或者情状（eventuality）。例如，对比主动句和被动句之间的差异，它们的情状都是一样的，除了主动句表达的是关于施事的状态，被动句表达的是关于受事的状态。但是两者的差异会对语篇组织和照应语的消解等产生影响。同样，述题（comment）是关于话题的，所以这里也涉及到关涉性。但是话题还有其他的特征，因而比主语在选择性上更强一些。例如，话题结构在没有预期或突然出现的语境中是不能使用的，至少罗曼语族的诸语言是这样的。比如假设在一个没有预期的语境中，像问“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比如你听到了一些噪音，然后问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有事情发生了，但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中有哪些参与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语可以用一个带有置于动词前的主语（preverbal subject）的句子来回答，但是不能用话题结构来回答。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只能用主语不能用话题的语境。此外，还有其他的成分，比如像光杆量词（bare quantifier），是完全合法的主语，但是它们不能用作话题。“No one”或者“nothing”也不能用作话题，因为话题要求在语篇语境中有一个凸显的指称对象，或者至少和一组凸显的指称对象有联系。像“nothing”这样的成分没有这种联系，所以也就不能被用作话题。但是像“nothing”这样的成分却可以出现在主语位置，比如我们可以说“Nothing happened during the night”这样的句子。总之，主语和话题有共同点，但是就我的认识而言，它们不能被看作是同一个概念。我不想提太宽泛的总结，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语言来说，这两个概念在这些语言中都应该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如果我们准备采用一种形式化的手段来定义主语位置的话，我会倾向于使用抽象的phi-特征这个方案，而不是使用抽象的话题特征这个方案。但是对研究汉语和其他东亚语言的研究者来说，需要检验基于罗曼语族语言得出的结论在解释你们语言时的有效性。
08.
杜雨桥博士：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加标。加标最吸引人的方面在于我们的语言中有太多的结构在加标算法下是不能进行加标的，所以学者们都在尝试找到不同的方法来避免这个问题。我们选了三个问题，想请问您是怎么看的？首先，根据Chomsky最初的分析，已经移位的句法成分的底层拷贝对加标算法是透明的，我们想问为什么是这样，并且“透明”具体是什么意思？
Rizzi教授：这和我第一次读完Chomsky关于加标的分析的反应差不多。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理解来看语迹，语迹实际上是一个空范畴。语迹只有一些语类特征，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语迹会被加标算法忽略是完全说得通的，因为语迹作为一个没有结构性的范畴没有中心语，所以在{XP, YP}结构中就不会有两个中心语竞争来对整个结构进行加标。因此，传统的语迹理论是可以进行分析的。但是我们并不想采用这种语迹理论。我们想将语迹看作拷贝，并且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种看法。但是这样在拷贝理论和加标算法的运行之间似乎就产生了一种张力。这好像只是技术细节的问题，但是技术细节在精准的形式化理论中是很重要的。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假设我们从{XP, YP}结构中移出短语XP，XP的中心语X就并不完全在{XP, YP}结构的内部（internal）了，因为现在既有一个在这个结构内部的X出现，也有一个在这个结构外部的X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认为加标只考虑内部成分，并且认为“内部的”这个词就是它表面所表示的意义，那么在{XP, YP}结构中，没有移位的YP的中心语便完全在这个结构内部，但是已经移位的XP的中心语既在这个结构内部也在这个结构外部，因为XP的中心语既在这个结构的外部出现，也在这个结构的内部出现。所以如果我们从表面上来理解“内部的”这个词，我们便可以得到X是不可见的，更宽泛地说，语迹是透明的。这就是我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我记得我在The Linguistic Review上的那篇文章中提到过这个观点。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Chomsky在labeling那篇文章中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09.
杜雨桥博士：谢谢您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在Cecchetto和Donati (2015)这篇讲重新加标的文章中，作者提出当推导进行到根句节点时，此时便不需要再进行加标了。这种方法似乎可以让我们解释对{XP, YP}结构加标的很多问题。您怎样看这个方法？
Rizzi教授：我认为Cecchetto和Donati 这本专著写得非常好，里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我喜欢他们看待加标算法的角度，他们的方法和Chomsky的方法有一些不同。我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值得深入研究并认真探索的。但是书中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对根句节点不需要加标这个观点表示怀疑，这个观点很难让我接受，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涉及到完全加标的问题。Chomsky的方案要求所有的节点在到达界面时都要完成加标，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解释一些现象，比如当{XP, YP}结构不是一个“冻结”的标准结构时，我们可以根据Andrea Moro的动态反对称理论解释{XP, YP}结构中为什么其中一个短语从该结构中移出来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所有的节点都必须在界面处完成加标？Chomsky简略地提出过一个可能的解释，他说在界面处完成加标是为了进行正确的解读。需要再强调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并且组构语义的算法可以有多种可能性。但是考虑到DP, VP, AP的解读方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解读系统需要通过获知要解读的节点的范畴标签才能够正确解读范畴信息也是一种对句法标签存在的必要性的合理解释。
现在我们回到Cecchetto和Donati提出的方案。如果完整地对一个结构加标是因为解读的需要，那么当我们想要将一个根句解读为一个陈述句，问句或者疑问句等其他句式时，我们也需要一个相应的标签来引导解读的过程。所以，如果必须加标的要求是解读系统的一个副产品的话，根句不需要加标的观点就很难成立。但是Cecchetto和Donati的观点确实是建立在自然语言中存在根句现象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的，因为自然语言中有一些句法现象只在根句域（root domain）才会出现。这一点J. Emonds在许多年前已经发现了。他发现自然语言中存在符合短语结构规则的“结构保存转换”、“根句转换”以及只在根句域进行的“非结构保存转换”。关于根句域的定义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文献。它体现的基本事实是自然语言中存在一些只出现在根句层面，不出现在嵌套层面的句法操作。Cecchetto和Donati的这本专著是为解释这一问题所作的一次认真并且有趣的尝试。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我不会用加标来处理根句域的赋值问题。我会通过其他的方法，比如利用根句和嵌套句的根本差异，即在嵌套句中存在着选择机制来让正确的标签出现在嵌套句中，但是在根句域中一般不需要对标签进行选择；标签必须在话语中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插入，但是这和从两个中心语中进行选择来加标的操作是不一样的。很久之前，在我和Ian Roberts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我尝试了从选择性特征中推导一些在根句环境中存在的特殊特征。总的来说，Cecchetto和Donati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值得继续探究。
10.
杜雨桥博士：所以，正像Takita（2020）中所提出的，加标有可能是出于语音形式的要求？
Rizzi教授：关于标签为什么必要，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值得探讨的。正如我提到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解读的需要。毕竟，不同语类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语类（句法范畴）信息来进行解读。这是一种可能的看法。另一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标签的存在是为了在记忆中完整地储存表征信息。换言之，可以认为一个没有加标的节点在记忆中是不能被完整储存的，因此，我们也不能用它来进行接下来的操作。这是另一种可能的看法。对于语音形式，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些语音形式的操作需要语类标签才能进行，这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完全加标的假设是可以成立的话，以上这些都是可以进行探究的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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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雨桥博士：谢谢。最近，Miyagawa, Wu and Koizumi (2019) 发在GLOSSA上的文章提出，日语中的一些语素和助词能够通过诱发或者阻隔加标来辅助加标操作，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如何对一些原本存在加标问题的结构进行加标。具有争论的地方是文章作者认为具有相同功能的成分在许多语言中都存在，虽然他们的形式不一样。请问您怎样看待他们的观点？
Rizzi教授：我认为学界存在许多与这一观点类似的看法，Mamoru Saito也从加标算法的角度对格（Case）进行了研究。虽然对于Miyagawa等人提出的方案的具体操作过程我不认同，但是对于在加标问题上不同的中心语有不同的功能这一观点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在Chomksy方案最初的表述中就已经是这样了。比如，看一下Chomsky对词根的看法。Chomsky认为词根本身是不带标签的，因此在加标过程中它们是不被考虑的。它们实际上允许与其进行合并的其他成分的标签传递到下一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方案的主体部分Chomsky已经提出来了。或者，如果我们想一想并列结构的加标是怎样进行的，会清楚地看到从加标的角度会有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并列结构，比如“John and Mary”或者“come and go”等，尽管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来认为并列连词是整个结构的中心语，但是很明显该成分并不是直接投射的成分，而是该成分的标志语和补足语进行投射。所以在并列结构中加标的操作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如果认为格助词有影响加标算法的特殊属性，这一观点并不意外。当然，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我们认为比较句法学的统一性假设是成立的，我们自然会期望该观点在跨语言的事实中也会成立。如果我们在一种语言中发现了某种规律，我们会推测这一规律在其他所有的语言中也会成立，虽然它可能直接出现或者以另一种更不易被发现的方式出现，但总之它应该是存在的。
12.
杜雨桥博士：谢谢。我想您的回答应该可以为对加标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接下来三年的研究任务了。现在我们说一下附加语。我认为附加语和标志语之间的区分现在仍然是必要的。例如标志语不会产生加标的问题，因为它们是通过共享特征来加标。但是如果我们不假设存在某种非对称的合并操作，如“对子合并”（pair merge），附加语的加标就会存在问题。在约束理论Condition C条件和孤岛条件中，附加语都是作为例外处理。并且更棘手的是，这些明显的例外都表现出选择特征。但是最为糟糕的是，我们还不确定应该怎样对最简单的附加语进行合并。似乎除了晚合并的方法，最好的办法便是假设存在一个不同的层面，这个假设是直觉意义上的，很符合直觉，但是不能解释选择性。请问您在附加语的问题上是怎样看的？您支持这种非对称合并的方案吗？
Rizzi教授：谢谢你的问题。与附加语的分布及其句法行为相关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很难将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起讨论。就附加语的研究和我所集中研究的主题之间的关系来说，我对附加语的看法是相对朴素的。我假设Kayne提出的反对称在某种形式是存在的，因此语言系统自身不存在能够区分标志语和附加语的方法。这是反对称理论一直坚持的观点。这一观点和标志语的唯一性兼容：语言中不存在这样一种结构，该结构只有单独的一个中心语，而该中心语所携带的不同的特征却能够由多个标志语来承载。我们可以有特征丰富的中心语，但是这种中心语只能是由多个携带简单特征的中心语通过移位而合并得到的，并且由此得到的复杂中心语也只能有唯一一个标志语。关于附加语，尤其是状语，我同意Cinque的理论，他提出状语是生成于特定的功能性中心语的标志语位置。在建立Cinque提出的层级结构之后，我们假设存在时态、体态、语态、语气、情态等成分，并且在这些成分中，每个成分的中心语都能允准唯一的标志语，而这正是附加语生成的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理据不是很充分，具有允准能力的中心语和标志语上的状语具有语义选择关系，而不是一致关系。一致关系涉及到的特征比语义选择关系涉及到的特征要少许多。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例如一个时态中心语会通过语义选择关系允准一个时间状语作为它的标志语，同样地，一个体态中心语会允准一个表示体态意义的状语作标志语。不考虑各种不同的重要的技术操作问题的话，根据附加语的生成方式来看，我会将Kayne的理论和Cinque的理论结合起来分析附加语的问题。其他类的附加语，比如关系子句的中心语也经常被认为是附加语，我认为也可以通过结合Kayne的理论和Cinque的理论来分析。根据这两个理论，限定词存在某种与允准子句中心语能力相关的选择属性，该限定词同样是作为标志语出现，而不是附加语。以上是我对附加语的基本看法。但是正如你所说，关于附加语还存在很多问题，许多甚至还没有开始研究，例如晚合并处理的反重建效应(anti-reconstruction effects)，加标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仍有待解决。
13.
杜雨桥博士：是的。我认为可以确定地说，语义的选择关系是附加语具有特殊的句法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将语义选择因素纳入到对严格的句法结构的分析中，这一方法与将附加语分析为完全由语义驱动的结构的方法相比，有什么不同？您对此是怎样看的？
Rizzi教授：我假设的方法可能与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我的看法是附加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嫁接到不同的投射上，然后解读系统会负责对它们进行解读。我认为Cinque是非常支持子句是由具有特定顺序的功能中心语组成的主架构成的这一观点的。Cinque认为通过助词表达这些功能特征的语言的存在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直接的证据。通过后缀表达同一特征的语言会表现出助词顺序的镜像，而这是由于相同的句法结构和Baker提出的镜像原则共同形成的。根据前面的观点，使用状语表达同样特征的语言也会采用相同的句法结构，状语会出现在相同的、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序列的某中心语的标志语位置。但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恰恰是我们认为的这样一个序列，而不是其他可能的序列？语义特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不想假设这样的层级关系是原始构建来的，而不能通过推导得到。很有可能我们看到的排序是由语义的原因形成的。比如，正确的时体解读可能会要求体态要位于时态的辖域之中，而不是时态位于体态的辖域之中，这是有可能的。但重点是这种方法和在句法系统中堆叠各种结构（比如副词通过多次嫁接到vP形成堆叠）然后语义系统对整个结构进行解读的这一观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一些使用助词或者词缀的语言中，很明显这些特征是通过中心语的序列表现出来的。同时，Cinque也发现，在使用副词的语言中，动词通常可以出现在副词序列中的不同位置，这说明我们需要不同的中心语位置来作为移位的移入点。这在我看来是很有力的证据，说明在使用副词的语言中，中心语确实需要有系统性的序列，如果认真考虑Cinque（1990）的专著中所讨论的丰富的跨语言比较的证据的话。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比Cinque更好的解释出现。
14.
杜雨桥博士：谢谢您的回答。现在我想问一个更普遍的技术性问题。Chomsky提出合并的推导空间的设想之后，最简方案的研究形势也再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怎样形式化地定义合并和推导空间？研究者也正在对此进行研究，比如，Milway最近提出了一个模型，在此模型当中，他提出在操作层面，而不是在词库层面，区分外合并和内合并，并提出根部的句法单位在每一个推导空间中都具有特殊地位。请问您对合并的重新定义是怎样看的？
Rizzi教授：关于合并和推导空间，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和我之前简要写过的内容，虽然之前写得并不是非常详细。我认为推导空间这一概念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对它的看法和你提到的观点有点不一样。我认为是最简的推导空间。比如合并，合并是双分支的操作。为什么是双分支？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双分支是最简单的组合机制。我们认为自然语言中存在组合机制。如果是单分支的合并，不能够充分实现语言的表达能力。如果是多分支（N-nary）的合并，则会产生过多的可能性，这会导致非最简的情况。我们可以假设有三分支结构、四分支结构等等，但我们在自然语言中并没有实际观察到这样的结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认为语言系统会采取与语言表达能力一致的最简机制，而这也是最简方案的一个基本理念。我认为这样的推论也可以运用到对推导空间的分析上。推导空间的存在是为了保证语言的递归性。如果没有推导空间就不能产生递归现象。我对推导空间的理解是，它是一个能够储存临时表征的空间，而这些表征还将被继续用于下一步的句法运算。但是结合这些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要求推导空间必须是最简的。比如，我们可以要求推导空间有且只有一个成分。如果这样假设的话，我们自然会有一个关于合并复杂度的分类，而这对处理很多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例如拿中心语与中心语合并，中心语与短语合并，短语与短语合并来说，这样的分类是为了解决加标和其他问题。在合并的应用上，这是对合并复杂度的一个合理的分类，因为中心语与中心语的合并自身并不需要推导空间，句法系统会直接从词库中抽取两个词项进行合并。有人可能会假设合并是一个有两个空位的机制，然后运算系统会在两个空位各放一个成分，最后得到一个输出项。这样在没有推导空间的情况下系统会得到一个像由根节点和语类标签构成的合并项，或者是任何最先应用合并时想要得到的输出项。但是这样的的合并是没有递归性的：运算系统首先选择两个词项，然后将其合并在一起，完成之后就停止了。我认为有一些动物的交际系统是像这样进行的。这些交际系统中的信息可能由两个单位构成，但是不会更多，不会有更复杂的信息。现在为了使合并具有递归性，便需要推导空间的存在来作为临时表征的储存空间。比如，中心语和短语的合并需要推导空间是因为短语具有不同的复杂度，因而需要将其暂时储存在某一个地方，然后运算系统再从词库中抽取另一个成分与其合并成另一个单位，然后再储存在推导空间，之后运算系统又再从词库取词然后合并，不断这样重复。中心语和短语的合并是运算系统中基本的递归合并。现在如果在最简的推导空间的条件下再看短语与短语的合并，这时便需要两个推导空间，因为运算系统必须要能够暂时储存两个可能具有不同复杂度的表达式。比如在主谓关系中，主语可能非常复杂，轻动词短语（vPs）也可能非常复杂，因为它可以包含嵌套句等内容。因此短语与短语的合并便需要两个推导空间。由于这些因素，对合并的复杂度进行分类也就非常自然了，这样的分类也有助于处理人类语言系统中的许多问题，考虑到前面我们提到由于至少在非人灵长类的动物中，它们的交际系统由于没有递归性，导致语言的计算在很早的阶段便停止了。并且我们在习得语言的时候也会采用这些不同的合并类型，当然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更复杂的合并操作要在更晚的时间才会出现，因为产生复杂的标志语是很困难的。这也为语言习得研究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以上是我的看法，和你前面提到的观点很不一样，但这是我对合并和推导空间两者关系的思考。以上是现阶段我的看法。
15.
杜雨桥博士：我想那您应该会同意任何进行内合并的结构都需要有自己的推导空间，是吗？
Rizzi教授：是的。是这样的。
16.
杜雨桥博士：好的。请问您认为推导空间和语段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Rizzi教授：非常好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究竟怎样的范畴算是语段有不同的定义。我前面提到，我认为语段的概念是非常自然的，在我看来语言的运算就是这样的，但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语段是由什么定义的。Chomsky第一次提出语段理论时的核心观点可能是可行的：语段应该有一种接口自主性。这个看法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留下了很大的可以解释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围绕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假设。推导空间的概念是和对生成无限复杂的语言结构必需的工具加以限制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我们并不想用一个有无限复杂性的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受限的推导空间可以限制每一步运算所需的资源。但是对于你的问题，我觉得现阶段我还不能给出回答。我能回答的是这些概念是相互关联的，我非常期望未来的研究能将这些概念研究得更清楚。
17.
杜雨桥博士：我明白了，谢谢。以上是所有的技术性讨论。最后一部分的问题是关于您对生成语言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总的看法。一方面，研究者现在假设的机制越来越“最简”，但是我们面临的是以推导的方式还是原则限制的方式来解释接口条件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自由合并（Free Merge），这也是以前表征式（representational）和推导式（derivational）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发展和方法论的创新，语言学研究中的实验研究正在不断取得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对理论语言学家们的核心主张有怎样的帮助还不明朗。我们在两个方面既都面对着快速的发展，同时也面对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您作为本领域既深谙理论路径也熟悉实验方法的著名学者，请问您对生成语言学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看的？谢谢。
Rizzi教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是有风险的，因为当我们在试着想象未来的情形时，我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出现，但是最后的发展也可能按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说一些宽泛意义上的想法。真正的实验语言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最近这些年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学和句法学领域的实验转向。为理论思考提供实证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看来一个能够不断催生新问题和新困惑的理论才是真正具有能产性的理论。这对一个领域的活力保持是至关重要的。对理论研究来说，源源不断地有新问题出现非常关键。研究者们一个语言接着一个语言持续不断地对语言结构进行越来越细致的描写，这样的研究非常重要，既是因为语言描写本身，也因为细致的描写能够产生新问题，对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挑战。理论和描写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对通过实验获得的数据也是如此，因为实验数据能够不断地对理论提出新的挑战，这些数据或者证实某些理论，或者产生不曾预计到的结果。如此，研究者便不得不仔细考虑这些结果的意义，然后对理论模型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改。还应该补充一点，我们应当思考形式语言学在更大语境即认知科学中的所谓角色和形象问题。语言学荣列认知科学的创始学科之一，归功于Chomsky思想的深度和革命性。
当然，整个领域的研究都对此有所贡献。但是如果认为形式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创始学科之一的话，这和Chomsky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语言学能够保持这样一种优势地位对于我们继续与其他认知科学领域的专家，比如认知心理学家、心灵哲学家、病理学家、医生、神经生物学家、计算建模专家等等保持对话，并且与这些领域进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实验语言学已经作出的尝试之一就是为形式语言学与其他认知科学领域的交流搭建基础。正如你所说，这样的努力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严峻的挑战，但是事情在向前发展。现在已经培养了几代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有牢固基础的学生。在我开始关注实验研究的那个时代，是没有真正理论与方法并行的训练的。当然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存在问题。在保留问题精髓的情况下将问题简化以实现与同行的交流，这样的过程对于我们理论研究者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让方法学研究者、认知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脑成像专家理解我们的研究问题并对我们的研究产生兴趣。问题的产生很可能是经过高度深奥和抽象的理论化的，但不妨碍问题有一个直观的部分可以为我们的跨学科同行了解，在某些类型的研究中产生共鸣，对问题进行简化对我们而言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尝试。这同时也和更广层面的交流相关：我们要具备与整个学术界、与社会大众交流研究成果的能力。这又和理论语言学在知识界或者更大的社会层面的角色和形象有关。能够将理论层面思考研究的问题以一种自然的、容易理解的方式与外界进行交流极其重要。说到互动，我认为对我们领域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另一项交流是和计算语言学的互动。这一方面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蕴藏的资源是不言而喻的。计算语言学在上世纪60年代与理论语言学的关系非常紧密，后来不知为何变得疏远，我认为这对双方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互动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找到能够再次与计算语言学界进行互动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共同的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考虑到计算机的运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我相信这是我们应该再次合作，并且投入比现在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18.
杜雨桥博士：您的回答让人很受启发，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对本领域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有怎样的建议和期待？
Rizzi教授：我想说我在上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所提到的各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语言学学科的形象，它在认知科学中的角色，与其他领域的交流，向社会大众呈现研究结果的关切及其效果。但是我现在也想从另一个方向谈一些看法，因为我们需要在学术投入上达到一个平衡，特别是在学生这一方面。我要说的是在我们这个领域维持一定数量的学生和一批研究者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我自己尽最大努力参与了我之前称之为语言学中的实验转向的过程。我认为这是语言学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但是同时，我也看到了其中潜在的危险。实验研究非常有吸引力，吸引非常多的投入，实验开展得当的话，多少总会得到一些结果，所以实验研究相比于进行具有风险的理论研究要安全许多。这导致太多太多的学生被实验研究所吸引并选择这个方向。但是现在，我们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来鼓励一批学生专注于理论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实验心理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可以看到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对方法论的研究中，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精力投入到对研究问题的探索上，这导致现在有的研究问题没有价值，本质上只是些常识性问题。这样的研究趋势是不正确的，在理论和方法论这两个方面需要实现平衡，这就需要有一批理论研究者的存在。所以，我特别希望在未来的研究生中，能继续有相当大部分的学生能够从事理论研究。
19.
杜雨桥博士：是的。您的建议非常令人鼓舞。以上是我们所有的问题，现在应该要和正在阅读此次访谈的读者说再见了。谢谢。
Rizzi教授：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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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晓彤 闫玉萌
排版：闫玉萌 高洁
审校：王丽媛 李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