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作为体育研究方法的价值回应、适用确证与实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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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晨，郭晴.网络民族志作为体育研究方法的价值回应、适用确证与实践反思［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8）：25-32.

网络民族志作为体育研究方法的价值回应、适用确证与实践反思

（贾晨）

（郭晴）

作者

贾晨¹，郭晴²

1.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3

2.浙大城市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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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网络民族志在体育研究中的新问题

在已有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民族志以其通过实地考察和日常体验实现对特定人群、地域文化深入了解的独特性，以及在对处理复杂、多面概念上的说服力而受到不同研究领域的广泛使用，并被作为一种融合性的社会实践与文化产物来看待^［1］。然而，日益普及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介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改变人们体育行为与运动经历、催生出体育研究新焦点的同时，也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探索体育社会问题和体育社会文化现象的方式、创造着体育研究的新田野、拓展着体育民族志研究的边界^［2］。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技术革新与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作为一种新现象、新工具、新场域、新社会互动与文化实践平台的互联网不仅生成了丰富的社会形态和多元的角色身份^［3］，加速了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而且也为现代社会体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遇。

近年来我国学界和相关体育学者也开始试图借助互联网这一新场域，采用网络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展开对移动互联时代体育交往实践^［4-5］与数字体育行为的探索^［6-7］。这些勇于打破学科壁垒、突破传统民族志书写方式的探索性研究为我国体育学研究的本土经验创新和方法论体系完善注入了新动力，在我们审稿、指导论文、参与答辩的日常教学科研过程中也发现和遇见了大量正在使用、想要使用该方法的体育研究及研究者，但由于网络民族志在我国体育研究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成熟且已发表的研究较少、研究者对该方法运用的领域以及方法使用规范性认识存在偏差，在实操层面带来了混用与误用的问题，甚至开始显现出乱用和滥用的苗头。例如有研究者只关注网络民族志在空间上的变化并狭隘地将其理解为工具手段或中介力量，而忽视了在情景和网络层面的关系转向；还有部分研究者在不考虑研究对象、研究情境、研究伦理和研究深度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将网络民族志看作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或对“线上世界”的研究^［8］ ，想当然地认为有“网”即为网络民族志；甚至有研究单纯地为了求新求变，而在忽视研究问题、研究时长的情形下将原本通过传统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强行套上“网络民族志”的帽子。究其原因则是由于我国过往研究还没有全面、系统、明确地对具体如何将网络民族志这一诞生于新时代、应用于新场景、考察文化新样态的研究方法与现阶段我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结合进行探究，因此也未能在真正意义上架起方法论体系建构与本土体育实践创新的桥梁。鉴于当前我国所出现的新体育现象和体育社会问题以及学界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展开研究的主流趋势，为了回应“究竟该如何将此方法用于体育领域中的新对象、新问题等具体实践中”的问题，避免在开展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中遭遇混用、误用、乱用甚至滥用的困境，本研究将在回顾体育研究中网络民族志应用案例、揭示网络民族志对体育研究作用价值的基础上，为我国体育学界探究移动互联时代的体育交往实践和数字体育行动提供研究思路与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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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回应：网络民族志进入体育研究中的必要性

2.1文献回顾：网络民族志在体育研究中的运用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体育以及人们探索体育的方式。从传统的面对面访谈和实地走访，到如今在家中或工作场所就能实施的全时段视讯对话和全敞景可视观察，网络民族志的问世也为体育领域学者们在数字时代分析网络体育组织、考察球迷社区、审视线上运动行为指明了实践探索的新路径。由于网络民族志在田野上的深度“转向”以及在探索线上体育社会文化、网络健身行为、数字运动体验方面所提供的便利性，近十年间随着大数据、人机交互、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深嵌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其也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于探讨网络时代全球体育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趋势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国外体育学界因较早接触到该方法论体系，所以相较于国内也更多地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探讨网络空间与体育现象发生的多重场景中，像体育成员间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表达，在线互动中的消费行为与互动机制、数字技术下的体育赋权以及网络体育亚文化等聚焦于网络时代人们线上体育社会文化实践与数字体育生活新图景的议题都被囊括其中。

早期有研究者就采用网络民族志这种低侵入性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在线运动中所折射出的种族、性别、暴力等问题，包括通过对拳击粉丝在线论坛中仇恨言论与话语欺凌程度的分析来评估种族主义水平^［9］，通过对电子竞技女粉丝在网络社区互动中虚拟身份生成的探讨来审视性别包容与排斥^［10］，以及通过对运动员和球迷在网络互动中遭受歧视与霸凌行为的考察来批判性地审视足球运动中日益严重的社交媒体滥用问题^［11］，从而在对社会情境的透视性过程中丰富了体育研究的面向。随后也有学者将网络民族志与传播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元学科进行融合，用于线上体育社群交往的多重场景中，以探讨由此衍生的在线体育课程、数字消费和网络粉丝营销问题。Luguetti等学者就曾以此方式对社交媒体对体育教育中身体体验发展的促进程度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数字技术在体育教育模式中扩展参与者体育文化、体育价值观与道德品格方面的价值^［12］。一项与心理学相关的交叉研究也曾尝试将成瘾、体育博彩和球迷联系在一起，去评估在线体育博彩在影响球迷观看行为与参与体育消费方式方面的效力^［13］。而其他与传播学、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既有基于关系营销理论，从传播、互动和价值层面探讨北美四大体育联盟如何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关系营销工具，与粉丝群体进行互动交流和附加值共创^［14］，也有通过对澳洲体育赛事啤酒赞助商的线上媒体营销策略来考察体育运动与数字消费行为的关系^［15］，进而在跨学科与混合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拓宽了体育研究的边界。此外，为了应对网络社会急剧变化的虚拟交互场景，使体育民族志研究不丧失应有活力，学者们也开始依照虚拟田野的路径对网状社会结构下的大众健身实践与文化身份建构进行深入观察。Rees^［16］将Facebook作为调查工具探讨了数字通讯技术和在线空间对传统自行车赛文化的影响，并以更具灵活性的在线访谈形式收集到了更为丰富的数据。McGannon^［17］则对参与跑步运动的母职群体在博客中的话语表达与符号编码的分析，来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角色冲突下具有双重角色的女性是如何在新媒体中进行自我身份建构的，继而在开放性、动态化探索路径的基础上增加了体育研究的厚度。

通过回溯国外大量较为成熟的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伴随技术发展和场景变化的新民族志形态虽然并未在方法论层面展现出革命性的突破，但其试图去解析人们如何构建周遭世界和发觉人们所经历的数字体育行动蕴含了丰富的洞察且具有极大意义。特别是其在研究对象（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社会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研究场域以及研究手段上的转变，除了能够以日常浸润、观察、互动、探访和生活痕迹“从内部”去理解、描述和解释个体与群体经验，达成探索“在那里”的世界^［18］，同时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探讨、考察和理解“线上文化”和数字体育行动带来了更多便利与可能性。由此推动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对社会情境的透视性过程中、在跨学科与混合研究开展的历程中、在开放性和动态化探索路径的基础上丰富了体育研究的面向，拓宽了体育研究的边界，增加了体育研究的厚度。

2.2现实意义：网络民族志在体育研究中的作用

2.2.1研究视域的拓展一次突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实社区中的人们通过线上互动被重新联结在一起后，网络空间开始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场域。这种有别于现实社会公共空间的全新场域提供了作为新研究田野的基础和可能，使体育研究者的关注点也由过去封闭传统的现实社区（real community）延伸至动态开放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尽管网络空间的独特性、交互模式的新颖性给以此为背景展开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方法上的挑战^［19］，但网络民族志作为打破过往体育人类学探索文化实践赖以发生、存在的地理意义界限的研究方法，不仅为探讨由健康意识、健身行为、参与体育益处上的共性所展开的体育交往实践和数字体育行动提供了支持，而且能够帮助研究者在线下单一化的体育运动场景被线上多元化的数字健身情境所取代的境遇下，在运动聚合共同体由固定、明确的关系结构转变为灵活、松散的网络联结的情况下，以更为开阔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从整体上把握体育社会文化现象与体育现实问题，提高对发生于媒介情景中体育行为的认知和理解程度。

2.2.2研究方法的改善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当我们所要探索的体育现象和文化实践发生于网络空间中时，作为田野作业核心方法的参与观察是否还适合被应用于具有身份隐匿性、互动隔屏化的网络环境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研究者。而网络民族志在收集、分析资料手段与程序层面的改进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研究者们的既有疑虑。一方面，网络民族志在数据收集方面有效地借助了互联网这一表达平台和交互工具，凭借移动设备、传感系统上传至网络终端的大数据，在研究前期的“潜水”阶段便完成了对实时纵向归档数据的采集。同时在作为“局内人”的浸润阶段又能通过可视化、即时性的语音视频技术实现对线上体育行为、现象的交互式观察和对引导数据的搜集。此外，在研究阐释阶段还可经由线上互动体验与观察者感悟反思的异步性，获取像接触记录单、研究备忘录等深入性的现场数据。另一方面，网络民族志在数据分析方面也能够在针对自身特点（以帖子文本、语音信息、视频图像、表情符号为主的经验资料）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他学科方法，结合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等多种手段进行混合性研究，从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单一到混合，从单调向多维的转变。

2.2.3研究路径的优化

网络民族志强调研究者在展开体育田野考察时不能只仅作为“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的身份停留和局限于对线上空间的观看，而是要以对被研究群体积极贡献、对研究本身亲历体验和阐释反思的“参与体验者”（participant-experiencer）身份实现对网络情境的洞察^［20］。而网络民族志既能够在“扎根”虚拟空间时进行洞见，也可以让研究者在异步反思过程中给予更多与现实世界的对比，从而更有利于理解和探讨数字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所以说基于考察网络社会生活催生出的网络民族志方法，不但能让研究者通过观看视频、阅读帖子的“潜伏”方式实现对体育参与者的远距离观察，以降低因研究者在场而引起的资料扭曲和扰乱自然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1］；而且可以让研究者借助评论、点赞、发文、组团等互动交流完成近距离的在场体验，以提高研究者作为局内人对发生于媒介情景中体育行为的认知和理解程度，并最终在借助私信、定位技术等互动实践中完成对日常生活中人们实际生活不可测度方面的反身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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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确证：当网络民族志遇上体育新现象

3.1以网络体育社群为研究对象

不同于传统体育民族志中实地的、具体的田野，网络民族志已经将体育研究的田野拓展至线上的虚拟社区中。这种不局限于具体物理空间和地理边界的线上田野——即由网络形成、共同旨趣联结的社会集合体，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开放性、流动性和虚拟性，为体育研究者的互动、参与和打量窥探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充斥着足够多的社会群体、人类情感和长时间的关系交互，从而成为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开展科学研究与行为实践的起点和基础^［22］。当前由互联网衍生出的网络体育社群数量庞大、类型繁多，既包括专门的体育网站（腾讯体育、中体网）、在线体育论坛（虎扑、轻略）、运动粉丝QQ群/微信群（马拉松跑群、减脂打卡群、电子竞技群）等，也囊括了综合性社交媒体（新浪微博、Facebook）、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抖音）中涉及体育话题和内容的子社群。但不论这些网络体育社群有何种差异，其借由网络空间、共同旨趣和网络文本等媒介符号连接、交互的内核却是共通的^［23］。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研究者在考察网络体育行为时总是喜欢将线上社群中和现实世界中的运动行为做联结，或同一时间展开多个异质类社群的联动。这种抛开虚拟与现实差异不谈、简单将不同体育场景和文化情境拼凑在一起的做法看似“无伤大雅”，实际上往往会带来更严重的信度和方法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线上和线下必然存在不同，各种网络体育社群如论坛、微信群和视频网站在属性和人群上也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则是这种“上下联动”的方式其实是同时使用了网络民族志和民族志两种方法。因此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必须以网络体育社群和在此空间内发生的体育或运动行为为本来实施单一线上田野的深入考察，或并线开展多个同质类线上田野的多点研究，从而在繁杂多样的虚拟社区中寻求到能够符合和胜任体育研究需要的“宝地”。

3.2以探索体育社会文化现象为旨趣

互联网和体育均能够助推文化的形成与重塑，而网络民族志正是带着新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建构，以及新技术环境下体育社会文化结构与特征的关切，将网络中的体育场景和情境理解为一种文化环境，并以探索虚拟空间中与体育有关的社会文化现象为旨趣。然而，尽管网络社会的发展及其衍生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体育领域和体育研究者带来了众多的新课题，但作为民族志大家庭中的一员，网络民族志因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也并非适用于探讨所有在数字时代展开的丰富体育文化图景。在开展体育网络民族志时，我们除了要明确其既有特点（低侵入性、高浸润度）和研究旨趣（探索社会生活与体育实践的多样性，关注社会文化结构与特征）之外，还需要回到作为研究中核心要素与起点，以及实施研究前提条件的“研究问题”上。我们在探访过程中也发现部分体育研究者对网络民族志仍存在较大的认知偏差，简单地认为只要发生于网络场域中就可以使用此方法，而无视发生在网络场域中的具体研究问题与该方法的适配性。例如像对体育网络社区风险评估与治理这类议题的探讨，如把重点只放在“体育网络社区”这一研究场域，而将“风险评估与治理”这一关键的研究问题抛诸脑后，生搬硬套地为其贴上“基于网络民族志的网络体育社区风险治理研究”标签的话，势必会带来研究停滞不前，甚至无疾而终的“惨痛”后果。那么究竟以网络民族志来探索社会文化现象中有关体育交往实践和数字体育行动的研究主要涵盖哪些范畴呢？深究其研究旨趣不难发现新技术情境下的体育实践与身份建构（如运动场域中的自我呈现、情感表达、资本累积等），媒介场景下的体育亚文化（如球迷文化、文身文化、抱团文化、标签文化等），网络场域中的体育行为（在线观看、线上消费、网络直播）以及突发的社会热点体育事件或舆情（科比坠机事件、跨性别运动员问题、谷爱凌现象等）均可以作为体育网络民族志涉猎的主要范畴与核心议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革新与社会媒介化的深度发展，数字背景下我国社会出现的有关体育的社会文化现象更应被挖掘成具体的研究问题来对待。

3.3以移动互联技术为研究手段

体育网络社区是一种以互联网为依托、共同体育（运动）爱好为联结的具有流动性和去中心化的新兴社会文化空间。作为开展体育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场域与实践平台，其为现代社会的体育研究提供了新田野，从而助推着互联网与新媒介技术对学术研究的“浸润”。事实上，目前将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纳入研究和方法论领域，以实现对当前体育社会生活的理解，已经不仅仅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关切的问题，同时也是移动互联时代体育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研究“语境”。想要对由虚拟网络、数字符码（表情包、视频、语音）、体育兴趣构筑而成的“精神家园”展开实践探索，就必须要利用和凭借移动互联网和新兴媒介技术。当然这里所指的以互联网技术为研究手段绝不仅仅停留在“通过互联网开展体育研究”这种浅表性的中介或工具层面上，还包含了对由媒介技术手段所引发田野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深层次考量。我们在探访过程中就发现两种截然不同使用和认知误区。第一种体育研究者认为从网络中寻找调查对象就是使用了网络民族志方法，这或许是对网络民族志最大的误解。还有部分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并线开展微信群、百度贴吧、哔哩哔哩等多个线上田野点的经验材料过程中，只关注采集的资料是否来源于网络平台或数据的处理有否借助技术手段，而却忽视了其所选取的不同虚拟田野的群体、环境和情境差异。多点并行的数据采集方式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丰富性，但要是完全不考虑虚拟田野在属性、特点、环境乃至群体上的差异就盲目展开并线调查，既违背了网络民族志对场域和情境的关切，也容易使研究陷入结论存疑的困境。因此，以移动互联技术为手段的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务必要建立在充分了解所选取网络社区环境这一基础之上，然后利用线上平台的可视化技术与身体“不到场”优势进行远距离外部潜水观察，借助爬虫、NVIVO等软件的截图、录频和抓取功能对网络社区内发帖评论、表情符号、音影图像等内化的媒介符号进行数据采集和意义阐释，使用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等多种工具、方法途径去实现与社区成员的关系建立与深入互动。通过对上述媒介技术、功能性软件的充分利用，以及对社区性质、网络语言、媒介符号、线上情境的深度理解，达成对网络社区内有关体育内容一手经验资料的获取，形成对社区中体育社会文化意涵的解读。

3.4以沉浸体验互文对话为依托

深入田野浸润作业即“深度”卷入是网络民族志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24］。随着线上田野的确立，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务必携其“观察者”“亲历者”“创造者”“反思者”等多重“文化持有者”角色积极地深入到所要考察的网络体育社区生活和深层结构中，以一种直接的、具身的田野体验实施对体育社群成员健康观念、体育行为的参与式观察，并对该群体的思维方式、运动感受进行交互式访谈，进而获取到真实、丰富和原始的数据资料。由于网络空间的社会互动与文化实践均是基于文本、图像、影音、视频等媒介符码的，而网络体育社区中的人际交往与关系网络也存在变动性和弱联结性，因此这为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开展研究过程中带来诸多挑战的同时，也更加强调了对网络体育文化的探究要突破单一、被动观察层面的重要性。例如对于跑群中马拉松参与者线上互动行为与身份认同建构的探讨这类议题只通过在跑群内进行非参与式的远端窥探，确实也能够采集到社群内有关体育社会文化实践的资料，但这种无互动式的研究方式既不符合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要旨，还会在数据采集广度和意义挖掘深度上大打折扣，甚至面临和遭遇研究伦理质疑与道德困境。因此无论是在入场初期尝试以隐身、潜水状态下的身体“到场”去尽可能多地加速浸润田野；还是逐渐以“体验者”身份融入运动趣缘共同体的日常对话与意义生产中，并从微观和局部入手，在高度交互和持续浸染的过程中探寻真相；抑或是持“贡献者”和“反思者”的局内人身份结合符号情境与建构背景，将自己在社区中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所感、所为作为研究的“侧影”来完成对线上田野的整体认知，都是研究者开展体育网络民族志和探寻网络体育文化现象的必经之路和有益尝试，也是在遭遇社区成员排斥、抵抗、回避等阻碍时的推进之策。怎样借助媒介技术深入网络体育社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如何做到持续性地关注在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革中特定体育参与群体的交互关系也都是值得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浸润田野和互文对话过程中深思和反省的^［25］。

3.5以共情理解意义探寻为目的

网络民族志在通过相对低侵入性和强浸入性的方式实现了对体育社会问题和体育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体性考察，并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撰写备忘录的过程中获取到了“鲜活”的体育文本、图片、音频、运动影像、访谈记录、健身随感日志等多种数据，这些资料既是理解目标群体复杂关系的“阶梯”，也是厘清社区内部盘根交错文化脉络的基石。由于体育网络民族志更多是对体育文化过程的关注，所以在分析这些符码资料（表情包、视频、语音）的过程中，只有保有全局化、共情性的认知态度才是达成对新兴网络体育文化现象背后蕴含意义挖掘的关键。研究者务必要在切身感受和充分结合所考察的体育故事背景、所探究的体育文化情境和所研究的社会体育场景的基础上进行通盘考虑和整体观照。因为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浸润田野时长不足、对社区环境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便以专业健身社群（白领为主）为虚拟田野点，来试图探寻社交媒体中的青少年（14～25岁）体育行为。甚至在未能与田野成员建立信任关系以及产生共鸣的情况下，只通过短暂观察与浅层交谈就开始随意解读和惯性分析。这种脱离了对网络社会独特运作机理与人们日常行为实践关联性的把握，缺失了对被研究者在时空交织叠加下具体情境和话语表达的考察，会导致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无法深入社群，以内部视角对社会文化意义和体育行为进行更真实、准确的叙述和再现，也很难阐释和理解网络时代滋生出的新体育实践与新文化形态。特别是在互联网中多元场景和分化情境相互交织的情况下，除了要在长时间扎根实践的过程中尽力挖掘从网络中所收集到经验资料背后的日常逻辑与行为意义外，还需要积极探索在书写性场域、互动性情境等不同境遇下所形成的体育网络文本的现实意境^［26］。从而在将庞杂的数据资料符号分类、排序、编码以及还原为具有生命力的鲜活文化事件的过程中把握现象本质和展开本土经验阐释，以完成对体育交往实践和数字体育行动的本质性考察、过程性透视和整体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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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反思：开展体育网络民族志的多元挑战

4.1“潜伏”还是“公开”

网络民族志研究尽管借助网络平台所提供的独特便利性在收集体育数据、实施体育调查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优势，但却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研究者应潜伏还是公开、被研究者的知情同意等伦理和道德问题。在目前国内采用网络民族志的多数体育研究中伦理道德问题一直属于被忽视和淡化的内容，甚至一些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对伦理问题的讨论还处于“真空”状态。除了认识上不够重视外，“想当然”也是产生网络伦理问题的主要因素。研究者是否可以隐藏身份？如何做到客观、真实地呈现？是否会惊扰到社区成员？一直以来学界的同仁们对此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开展体育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者在面对这些挑战时还是有必要谨慎对待。如果从实证主义观出发，被研究者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实体，而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真相”，那么在研究中不暴露真实身份得以使其以“隐蔽的局内人”角色在被研究者之间游刃有余地来回穿梭。反之从伦理角度出发，任何被研究者都有了解研究真实目的和选择自愿参加的权利，只要是被研究者在知道研究计划的情况下向研究者披露的内容和袒露的信息就是“真相”。由于所持立场的差异以及隐瞒或暴露研究者身份均存在相应的益处和局限性，所以在面对“潜伏”还是“公开”问题的关键所在并非是必须采用何种身份浸润田野，而是在于研究者如何根据研究的需要或随着研究进程的变化在适当的阶段掩饰或公开身份。一般而言，在前期预调查或还未建立信任关系期间，为了排除人为干扰选择“潜水”方式更为稳妥，而当熟悉线上社区环境并已具备稳定的互动关系时，则可以适当地向社区成员表明研究者身份，同时也为线上的进一步深入交流做铺垫。

4.2“观察者”“亲历者”还是“贡献者”

由于不同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因此在研究中也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角色（如“观察者”“参与者”或“贡献者”）并根据研究需要对自我形象和功能进行设计与塑造^［27］。一旦线上田野确立，研究者便可以携其“观察者”“亲历者”“创造者”“反思者”等多重“文化持有者”角色深入到所要考察的体育社区生活和深层结构中，但无论是以隐身和潜水状态下的“观察者”身份对线上田野所发生一切行动的仔细窥探，还是作为“亲历者”融入到体育社区共同体的日常对话与意义生产中对微观与局部细节的深入考察，亦或是站在“反思者”立场以观察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来全方位地观照线上体育社会文化实践，不同角色总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在现实研究中伴随多重角色而来的还有对所持不同研究立场和态度的质疑。

对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而言，在探讨应该采用何种身份开展体育在线研究时最关键和最迫切的任务还是要具备更强的角色意识和全局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扮演不同角色进入研究场域所持有的立场、状态和关注的焦点存在差异，但鉴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参与式观察，研究者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身份都只有成为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才有可能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更好地推动知识的发展，所以真正意义上单一的研究身份也是不存在的^［28］。因此对于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身份进入研究或者采用怎么样的价值立场来开展研究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研究者要做的也并不是努力摆脱自己所处不同研究立场上的“偏见”，而是应该对观察者的态度、参与者的视域以及贡献者的立场有尽可能清晰认识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和整合这些“偏见”^［29］，并根据不同研究阶段的情况和需要将其纳入和贯穿于整个研究中，从而更好地推动研究的开展与目标的达成。

4.3“身体在场”还是“身体到场”

如果说互联网为体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随时随地获取丰富资讯的数据资料库的话，那么网络民族志方法则为研究者以“身体在场”的方式远距离进行网络世界的过程性透视提供了条件。在多数人看来，由于“身体”不到场，所以这种相对低侵入性的在场方式可以让研究者在避免研究角色干扰和介入的自然情境下持续地对线上社区中的行为和文化进行观察与体验，因此也能够在保留最原始在线文化情境的基础上实现对网络文化现象的深度解读。但是这种由物理空间向网络田野转向的观察方式的深入性、立体度怎样？网络空间中“身体在场”所获取到的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如何？与“身体到场”的浸入方式相比是否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以上种种问题也是在开展体育网络民族志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内容。为此，有学者提出将虚拟空间的“身体”在线与实体空间的“肉身”在场进行相互混杂、交织乃至融合，由表及里、由“上”至“下”地实现“线上世界”和‘线下生活’的多重联结可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行之道。这种线上线下联结的延展式研究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能够实现研究数据的相互佐证，打消对线上采集经验资料信度的质疑，同时也可以更为深入、立体地探寻复杂网络世界中的行为互动和意义交织。因为尽管线上生活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普遍性体验，但他们始终是鲜活地生存在具有物理意义的实体环境中的。从这个层面看来，线下的生活对于在线研究者来说应该被视为一种研究情境融合进探索线上经验、感受“他者”生活的复杂过程中。但这里也存在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不争的事实：即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在内外部环境上是存在差异的。线上线下两个“世界”在场域和情境上的区别必定会导致进行体育交往实践与参与数字体育行动“个体”行为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丰富了我们对体育世界的整体性认识。从这个层面来看，如果忽视网络民族志是对线上世界的探索这一根本问题，而简单地将线上线下进行延伸不仅在方法层面难以成立，甚至还可能引发研究结果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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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伴随互联网的出现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新路径，从动态、开放的视角为研究者探讨网络社会中的体育交往实践和数字体育行动提供了新的机遇。尽管其还未到达科学革命的阶段，但探讨该方法及其所生成的新研究取向对于生成具有厚度的研究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一种探寻“线上世界”的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能够帮助体育研究者在遵循以网络体育社群为对象、探索社会文化现象为旨趣、移动互联技术为手段、沉浸体验互文对话为依托、共情理解意义探寻为目的这五个相互联通、交融的适用原则基础上，通过聚焦研究问题、定位虚拟田野、浸润田野作业、进行反思阐释、确证研究信度、呈现研究发现等一系列步骤的层层深入，逐步实现对虚拟空间中体育交往实践更详尽、情景化的描述，渐进达成对数字体育行动中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更深入、透彻的解释性理解。而本研究通过对网络民族志在体育领域中现存问题、实践案例、适用确证与使用边界的探讨，也是希望能够为还处于网络民族志研究起步阶段的我国体育学界提供一种新思路，引发体育研究者通过浸润体验、互文对话、追踪观察更深入、全面地对网络时代中国本土场景下的体育问题和文化现象展开网络民族志研究，从而为体育领域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314）；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21WZJD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