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丨共同体凝聚与社会团结：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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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慧.共同体凝聚与社会团结：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2）:27-34.

共同体凝聚与社会团结：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

（王智慧）

作者

王智慧^1,2,3

1. 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872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3. 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2022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可以说，北京冬奥精神不仅是对北京冬奥从申办到筹办再到举办过程中广大参与者付出的高度肯定与精神凝练，而且是我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部分。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可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不断探索着自身的发展道路，而且在发展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不局限于物质层面，同时包含精神层面。北京冬奥精神作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创造性提出的，融合了中国精神与奥运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时代强音，构成了我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党的二十大召开，我国迈向发展新征程，北京冬奥精神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部分，不但将为我国体育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目标引领和内在支撑，而且将在精神实践中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长期以来，有关党的精神谱系以及时代精神的研究在学界广泛开展。回顾既有关于精神谱系的研究，可大致概括为“是什么？何以形成？如何弘扬？”，具体表现为精神谱系的内涵本质及生成逻辑^［1］、精神谱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机制^［2］、如何弘扬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3］三个指向。整体来看，不同学科关于精神谱系的研究，在深化和推进党的精神谱系理论及实践中所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学作为基础学科，无论是在经验研究还是在理论实践研究中，都对时代命题高度关注并做出了系列贡献。鉴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北京冬奥精神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和理论指向，从社会学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进行探讨与剖析便具有了契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如何通过北京冬奥精神整合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一个由不同族群组成的和谐社会，如何激发对复杂世界的重新认知，成为时代之问。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社会学的视角试图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入手对上述问题做出理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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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视角与框架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

在新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北京冬奥精神，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实践性、现代性、文化性以及创新性。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北京冬奥会是通过事件化的方式激活社会的动态过程，其互动机制不局限在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层面，而且体现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以及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相对微观的连接互动中。借此，这一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便有了具象而实体化的社会指向。社会连接与团结、公共性与社会性、个体化与社会化等各种内外部因素都被吸纳、融入其中，并构建出一种真实而生动的“社会”和“国家”的共同体景象，重塑着“我们感”以及个体对世界的具象化感知。鉴于由“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5个词、20个字概括的北京冬奥精神，不但是由内涵及价值等彼此关联、互为支撑的词组所构成的整体，而且是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基于国家整体发展所提出的。这种整体兼顾精神内外的同时，融合了历史性与现代性。因此结合北京冬奥会的具体事件以及我国文化、社会等内容，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进行整体化分析，不但具有相关精神内涵剖析意义，而且具有时代意义。基于此思考，本文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分析框架（见图1）。

本文分别从三方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域下的北京冬奥精神进行了分析：首先，基于北京冬奥精神的主体性特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对国民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探讨北京冬奥精神中所蕴含的“家国一体”“位育”“和而不同”观。相关观念在多主体建构下被融入北京冬奥精神之中，并从精神层面、实践层面、心态层面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为新征程共同体凝聚提供了思考；其次，北京冬奥精神是在我国社会分工、社会原子化日益加强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具有以精神促进团结等目的。通过分析发现北京冬奥精神不但有助于个体与社会关系连接与均衡，而且其中所蕴含职业伦理与秩序观等为新时代引导弱关系发挥作用、强化社会团结等具有积极意义；再次，北京冬奥精神的提出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而且包含着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使命担当。北京冬奥精神不但反映了新时代我国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建构与发展，而且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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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生到共识：北京冬奥精神回答了共同体何以凝聚的时代之问

2.1个体与国家：“家国一体”伦理观念和“共同体化”的实践意识

北京冬奥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新时代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等具象化到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举办全过程，并对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具有标志性的思想的概括。由多主体所共同创造的北京冬奥精神，在人民高度认同和共同体凝聚下获得了形成力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行动者主体的人民，对北京冬奥会举办价值和意义的高度认同，为伟大精神的孕育提供了原动力。另一方面，共同体凝聚为北京冬奥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内生力。个体、家庭和社会在“举国同心”的强力整合之下所形成的跨越边界的共同体，以其实践品质，推动了北京冬奥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鉴于北京冬奥精神是在作为主导者和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主体行动者和基本主体的中国人民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因此其在形成之初便具有了主体能动性和集体主义等内涵。这种主体能动性与集体主义并非新时代新生成的，而是包含着对“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赓续和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家国一体”观不但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早已成为文化基因融入中国人民等多主体中。在多主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北京冬奥精神由此也自然融合了“家国一体”观，并以其“我们感”提升了不同成员之间基于密切关联而形成的“道德密度”。这同费孝通所讲的“亲代抚育子代，子代又赡养亲代”的“反馈模式”^［4］、传统社会伦理中的“一本一体”（以父母为本，父子一体或母子一体）、社会意识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相呼应^［5］，反映出个体与国家间紧密相关的关系，即“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此处的国家与“家”虽规模大小不同，但均构成了不同意义上的共同体。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共同体不同于滕尼斯所认为的通过“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而达到在陌生社会中构筑出亲和友善、相互依存的生活状态和关系^［6］，而是具有更广范围和更深的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如何使民众和参与者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和“冬奥生活”场域空间之下结成集体，并超越血缘与地缘边界，而进入精神层面牢固的共同体范畴，将是以北京冬奥精神为引领的“共同体化”实践过程中所需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冬奥精神不仅继承与强化了“家国一体”的伦理观念，而且具有了精神共同体层面上的“共同体化”的实践意义，从精神层面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2.2人伦与位育：个体与社会均衡协调的思想表达

北京冬奥精神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撷取的历史事件并不是静态停留在“意义之网”（即文化）^［7］之上，而是高度涵盖了社会成员围绕北京冬奥举办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之网”的动态过程。如果说北京冬奥是中国人民适应、改造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伟大行动，那么北京冬奥精神便是该行动实践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创造性转化”并非盲目、无章法的，而是包含“位育”之道。正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结构性位置，在此位置上“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8］。在潘光旦看来，“位育是一切有机与超有机物体的企求”，其核心是“天人之际”的“协调”^［9］。“位育”观作为潘光旦社会学核心思想理念之一，为我们分析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一方面“位”即秩序，是在构成社会各个分子之间的“同”的前提下建构的；另一方面“育”即进步，是基于构成社会的各分子之间的“异”而实现的^［10］。在社会运行中，“同”与“异”的“协调”构成了一种平衡机制，“同”过度会导致社会生活僵化保守，“异”过度则会导致秩序紊乱。

在制度优势、秩序建立与遵守下成功举办的北京冬奥，以具象化形式向我们展现了北京冬奥精神对人伦与位育的融合：首先，北京冬奥精神倡导跨区域交流共享的文明生态。一方面，从赛事组织上来看，个体的奥林匹克参与推动了个体的社会化的同时，不同个体间的协作既反映了秩序建立与遵守的必要性，又表征了体育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镜像^［11］。另一方面，从赛事参与上来看，来自四面八方的运动员在奥运赛场对竞技公平秩序的严格遵守，促进了具有交互主体性的不同文化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建立，并在各安其生态位上彼此互鉴与交流。其次，北京冬奥精神彰显了中国人积极的社会心态。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北京冬奥精神，不但唤醒和培育了集体意识，而且以共同体团结为目标，运用文化资本、象征符号以及科层组织动员推动了共同体凝聚。最后，北京冬奥精神在社会人伦层面推动了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理想信念的统一。社会人伦是建立在家庭或者拟家庭关系基础之上的伦理，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北京冬奥精神在推动“小家”与“大家”内外表里关系的建构中，融合了社会人伦，并以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推动了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理想信念的统一。总之，融合了“位育”之道的北京冬奥精神，以其对跨区域交流共享的文明生态的倡导、中国人积极社会心态的强化、在社会人伦层面对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与国家理想信念统一的推动等，展现出新时代在个体与社会中建构“同”与“异”平衡机制的必要性，从实践层面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2.3民族与世界：“和而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

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了世界文化构成的同时，也增强了不同文化间冲突的可能。为建构和谐的国际社会关系、促进多元文化积极交流，不同类型的文化交流平台被搭建。现代奥林匹克便是其中之一。在新冠疫情导致的人类共识性危机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不但像一面“镜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发展，而且发挥了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人类“更团结”的作用，伴之而生的北京冬奥精神也因此而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在以北京冬奥精神促进共同体凝聚的展望中，相关凝聚不仅指向中国凝聚，而且指向国际凝聚。然而无论是对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凝聚，还是对与新冠病毒“种间”竞争获胜，并促进人类整体作为物种的“种内”凝聚而言，均需在对多样文化包容的基础上方能实现，而这恰是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观念所强调的。由此可知，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形成的北京冬奥精神，不但融合了“家国一体”“位育”观，而且融合了“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

同“家国一体”“位育”等一样，“和而不同”在北京冬奥精神中的融入也是全方位的。不同于2008年我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时将焦点主要放在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向世界展示中国已经站起来、富起来的自我表达；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在我国不但站起来、富起来而且强起来的背景下举办的，除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与发展，也展现了中国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国担当。这种从北京夏奥“观照小我”到北京冬奥“观照大我”的转变^［12］，既是中国发展的展现，也是新时代融合了“和而不同”观的北京冬奥精神的展现。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儒教的理性主义是适应世界”^［13］。虽然韦伯对于儒家思想的论断是在20世纪20年代（1915年出版《儒教与道教》）做出的，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阶段，而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向前。但韦伯所指出的“适应世界”仍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不仅要“适应世界”，同时要肩负起维护和平与人类文明秩序的大国担当。在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语境之内，基于文化的普遍性和内在性，融合了“和而不同”观的北京冬奥精神，不但增强了相关精神传播的信服力和支撑力，而且为共同体凝聚提供了“中国方案”和政治智慧，从心态层面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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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接到团结：北京冬奥精神强化了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

3.1弱关系与社会秩序：共同体意识与利益相关方的社会凝聚机制

如果说我国的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宏观连接方式是依靠“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的模式实现的^［14］，那么在北京冬奥等具体事件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连接方式则是依靠“举办国家—赛事组织—个人”的模式实现的。这种基于北京冬奥会所产生的连接方式，就赛事举办效果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基于血缘、地缘等建立的连接与团结，在北京冬奥这一历史事件中所建立的连接与团结蕴含着现代性，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社会关系由强关系向弱关系的理性扩展，又提供了新时代基于弱关系建立从连接到团结的社会凝聚机制的思考。

在中国，受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影响，基于血缘、地缘所形成的较为持续稳固的关系常常被视为强关系，而因某一事件或任务等而形成的相对短暂不固定的关系则往往被视为弱关系。由此，基于北京冬奥这一事件而在奥运志愿者、赛会管理者、参赛运动员、举办地市民等多主体之间建立的相对短暂不稳固关系，便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弱关系。在北京冬奥从申办到举办的全过程中，虽然多主体间关系“弱”，但并未影响组织效果“强”。例如北京冬奥赛事组织管理，便突破了现代性场域空间之下的传统连接机制，展现出一种在弱关系下建构的社会凝聚机制。这种以北京冬奥成功举办为共同目标而实现的连接与凝聚，展现出了超越个人私欲的关系建立。

在阿奎那看来“我们私人利益各不相同，把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是公共幸福”^［15］。鉴于社会团结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指向：社会团结的精神纽带是道德，而社会团结的物质纽带是共同利益。北京冬奥从申办到举办，奥运志愿者、赛会管理者、市民等多主体间所形成的社会团结，既有道德支撑又有共同利益连接。多主体基于对北京冬奥共同利益的高度认同，不但在相关工作中展开了协同合作，而且在情感共鸣、身份认同中实现了凝聚。由此所建构的团结，不但反映了新时代共同体的内涵和价值指涉，而且揭示了利益的共同性、决定了共同体的范围和边界^［16］。由多主体间在弱关系下所建构的稳固的社会凝聚机制，也为以北京冬奥精神促进弱关系群体间的人际互动和社会团结、促进社会网络连接由“弱”变“强”的可实践性提供了支撑。整体来看，在新时代提出的北京冬奥精神不但具有道德建设内涵，而且具有促进常态化、实质性的社会交往微观互动机制建构的意义；既有益于激发弱关系在个体化时代的力量，也为避免社会隔离和阶层过度固化，建构稳固的社会凝聚机制提供了思路，并在为新征程社会性和社会团结的建构提供思考的同时，具象反映了我国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探索。

3.2个体化与社会化：社会性与公共性的连接互动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张力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过程”^［17］。在现代性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强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相关张力表现为“有连接”“无团结”的松散状态。基于此，如何实现新的团结，不仅是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议题，更是现代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个体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张力，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当能够提供理性支持的“立法者”（Legislator）消失或很难奏效，既有的社会形式和规范的约束力愈发弱化时^［18］，寻找与构建新型社会团结机制便为时代所诉求。

伴随工业化崛起和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发展而举办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未停止与现代性的对话，不但为解决现代性场域空间所出现的问题，而且为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团结”新秩序提供了思路。即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不同个体、民族、种族和国家之间的连接，培育和增进团结，进而降低因文化或意识形态差异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强化以体育为主线连接的正面影响。这不仅有益于减轻“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张力，而且有益于强化社会和共同体内部的社会性与公共性。所谓社会性是指个体之间基于需要而自发产生的连接交往机制，主要取决于人的社会性。个体之间连接的紧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性的强与弱。相较于社会性，公共性具有更大的空间指向，蕴含着对社会规范和秩序的遵守，即广义范围的社会团结。比如：个体在集体利益面前所做出的谦抑程度，便反映了公共性强与弱的问题（这里不包括基于私利而结成的集体）^［19］。

奥林匹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同样存在于北京冬奥及伴之而生的北京冬奥精神中。在从申办、筹办到举办的七年间，众多个体基于同一历史事件而汇聚，无论是筹办期间的多主体协作联动，还是开幕式期间的多主体共同展演，均表征了北京冬奥及相关精神存在社会性与公共性。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的现代性情境之中，北京冬奥精神为个体化与社会化均衡、社会性与公共性发挥，以及为个体处理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思路。可以说，北京冬奥在向世人奉献精彩绝伦的仪式性展演和紧张激烈的体育竞技赛事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塑造个体性和整合社会团结的双重任务。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一部分的北京冬奥精神在新征程，将在实践中通过明确、共同的理想信念安顿个体的心灵，整合与推动个体与社会、私域与公域的社会团结平衡机制的建构。

3.3集体意识与社会控制：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下的社会团结

北京冬奥精神包含着对个体与社会、私域与公域的社会团结平衡机制的思考。该机制建立在个体权利义务明确依归，以及有效的个体与公共性对话或参与基础上。这一对话或参与，以社会分工下的协作为支撑，同时以对传统职业伦理观念的延续为动力，具体表现为北京冬奥精神对临事执业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继承与再理解、再强调。首先，北京冬奥精神蕴含中华传统职业伦理中“执事以敬”基因。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组成此广大社会的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20］。相关分工协作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观念中具有了文化性。所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执事以敬”作为中国伦理史上的核心德目之一，强调“执事主一专一，临事执业严肃认真、勤勉努力，谨慎、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职业伦理不但在传统社会时期被遵守，而且作为文化基因在当代社会仍发挥着作用。北京冬奥精神的“执事以敬”文化基因，既体现在北京冬奥期间的主体行动实践中，又体现在话语体系中。其次，职业伦理是推动冬奥成功举办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北京冬奥的历史事件语境下，众多个体之所以勠力同心，既有荣誉感与使命感的驱动，又有对职业伦理的坚守和内涵的再赋予。即不仅强调“执事以敬”，而且注重“利益与道义相统一，契约与德行相协调，制度与教化相配合”的现代职业伦理^［21］。最后，由民意、共识和媒介组成的公共舆论体系在强化职业伦理的同时，促进了社会整合与团结。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便既得益于人民认同，又得益于公共舆论引导。

鉴于社会分工是职业产生的前提，其本质源于社会实践、角色分化和社会组织过程，因此扮演着不同角色的北京冬奥参与者在行动之初便身处社会控制体系之中，并在公共舆论引导下促进了社会团结、强化了职业伦理。一方面，不同参与者通过角色分工建立了联系，原本“个体化”的个体连接起来形成了亲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职业伦理作为约束机制和情感价值基础，促进了个体之间相互依赖并建立合作，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以“集体意识”为表征的公民道德^［22］。借此，北京冬奥精神不但整合了基于角色分工而产生的连接和在公共舆论语境下形成的公民道德，而且建构了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民族国家，甚至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的“事件团结”机制。总体来看，北京冬奥精神基于具体事件和社会文化情境而形成，并在民意、共识和媒介组成的公共舆论推动下，获得了高度价值认同，进一步提升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下的社会团结。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但具有现实推广价值，而且具有文化再生产、伦理道德现代化再建构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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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精神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演绎

4.1个体感受与集体记忆：北京冬奥为奥林匹克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个案和样板

巴赫在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上提到“奥林匹克精神之所以如此闪耀，得益于中国人民为我们出色地搭建了安全的奥运舞台”。可以说，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冬奥期间的精彩呈现，以中国人民的认同和实际行动为前提和支撑。在参与和支持北京冬奥会中，中国人民不但使奥运精神焕发出光彩，而且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个体生命记忆。在众多的个体、群体基于北京冬奥所建立的连接及运行机制中，不但体现了中国胸怀，而且具象化展示了共同体和国家。即民族国家不再停留于“想象的共同体”层面，而具象化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具象化不仅体现在赛事口号、赛事举办中，而且体现在将中华文化和价值理念嵌入北京冬奥及其精神所促进的文化交流中。展现了新阶段中国形象的同时，为奥林匹克发展及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个案和样板。

首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奥林匹克提供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进行时代化融合的思考。在新冠疾疫危机情境下成功举办的北京冬奥，兑现了申奥承诺的同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北京冬奥精神，不但是中国精神与奥运精神的融合体，而且是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治理理念、治理方法以及中国“家国一体”文化观念等融合的结果，是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部分。这种内外兼顾、制度与文化兼容的北京冬奥精神，不但表征了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而且为奥林匹克提供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进行时代化融合的思考。其中的传统文化不但是奥林匹克的历时性文化，而且是举办国的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的时代化融合中，奥林匹克不但内涵得以丰富，而且吸引力和号召力得到增强。

其次，融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逻辑的北京冬奥精神，呼应了奥林匹克新增格言“更团结”的同时，为“更团结”的时代化践行提供了思路。“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的根本所在”^［23］。在北京冬奥期间，“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体现在办赛为人民、使体育发展的成果普惠于民、让中国人民更健康、生活更美好之中，而且体现在对所有参与者的人本关怀中。融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逻辑的北京冬奥精神，其人本性与对主体性尊重不局限于赛事层面，而且体现在对奥林匹克新增格言“更团结”的呼应。在社会分工强化、社会原子化加剧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群体、个体间因文化差异性等原因而难以团结为一体。随着奥林匹克成为人类整体的文化符号，“更团结”实则也是人类整体的时代诉求。呼应了“更团结”的北京冬奥精神从人类本质共性出发，为处在复杂多变外部环境的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团结”的时代化践行思路。

4.2社会记忆与文化遗产：北京冬奥留下了一份饱含乡愁基因的记忆和可以传世的家乡

北京冬奥的成功举办使赛事运行管理和区域开发领域获得了双丰收。这一双丰收，不仅体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而且体现在相关产业、公共服务以及自然环境的提升和改善等方面。整体来看，北京冬奥的举办不但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而且推进了中国自身发展。这种发展除了物质、经济等层面，还有精神、文化等层面。在此综合发展情境下所形成的北京冬奥精神便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一方面，北京冬奥精神构成了北京冬奥文化记忆的内核，表征了一个可以传世的家乡。北京冬奥精神是奥运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精神符号，其本身与北京冬奥举办的历史事件密切相连。遗产的文化符号和价值意义也随着社会建构而不断发生变化^［24］。因北京冬奥会而建设的场馆和城市设施，不但在奥运会结束后直接普惠于民，而且成为城市地标性景观。在相关话语实践和符号解读的“叙事”延续中，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实践的“生命之流”与国家宏大叙事的“历史之流”被紧密联系在一起，举办地的家乡叙事也因北京冬奥精神的融入而强化了参与者和居住在举办地区居民的社会记忆，并具有了更强的传播力和传承力。由此说明，北京冬奥精神并未停留于宏观层面，而是具有微观实践性。这种宏观与微观的情景化结合，拉近了精神符号与人民生活的距离，并为奥运精神、奥运文化等情景化融合与发展提供了思路。

另一方面，北京冬奥精神所浓缩的饱含乡愁基因的记忆，为人类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思考。随着时间推移，因北京冬奥会举办而建构的场域空间逐渐成为“乡愁”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举办城市而言，奥运会的举办使其居民饱含乡愁的记忆，不但被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推动了文化资本赋能城市转型与发展。即如特里·克拉克所认为的“‘舒适物设施’（Urban Amenities）构成了城市的‘场景’（Scenescapes），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反映着人们的空间行为动机和生活秩序”^［25］。举办地基于北京冬奥会而呈现的景观独特性、文化性与符号性，不但促进了城市现代化发展，而且反映了北京冬奥精神的多维构成，表征了新发展阶段乡愁基因、文化基因、城市基因等多要素融合下的文化再生机制。由带有个体体验的记忆和陈述性性质的知识结构叙事所呈现的新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不但给人类文化创意注入了新动力，而且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实践的重要力量。

4.3中国语境与全球话语：北京冬奥精神倡导的“团结力”提供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中国方案

北京冬奥会不仅仅是现代体育赛事的程式化展演，而且是站在人类发展新阶段对“中国故事”的生动化、主题化诠释。这不仅有利于塑造国民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的意识，而且利于借助奥林匹克舞台表达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从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中的“一起向未来”，再到北京冬奥精神所倡导的“共创未来”，均围绕“我们感”在场的主题，表达了奥运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并体现了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

一方面，北京冬奥精神表达和倡导了互利共享、互利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样态。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世界格局复杂多变，文明的多样性始终存在，互利共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26］。命运共同体之所以拥有超越个体视域的能力，其根本依据是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我们感”，以及在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和休戚与共下建构的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27］。可以说，“我们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调。北京冬奥精神不但通过内容呈现了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以及中国与世界的集体意识整合，表达了对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持；而且通过融入到一系列的实际行动，表达出“共创未来”的担当。例如：在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全球气候与生态治理方面，秉承“绿色奥运”理念，北京城区、北京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39个场馆中全部采用了绿色电能供应，不但为全球节能减排提供了思路，而且是北京冬奥精神所倡导的互利共享、互利共生的具象表达。

另一方面，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国之治”的集中体现，表达和倡导的“团结力”将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北京冬奥精神蕴含着丰富且深厚的“团结力”，不同于西方霸权主义所倡导的具有全球领导权的“领导力”，北京冬奥精神贡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的“团结力”。北京冬奥精神阐释的团结理念，既包括本国团结命运共同体，也包括世界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如鲍曼所言“人们向往共同体的原因，是因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在共同体中能够相互依靠对方”^［28］。综上，北京冬奥会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有理由相信北京冬奥精神将历久弥新。在北京冬奥会倡导的“一起向未来”与奥林匹克格言的“更团结”相呼应的背景下，北京冬奥精神所提倡的团结力也将在全球治理中提供中国方案^［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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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笔者深知，仅凭若干个切入点和理论指向是无法全面系统呈现北京冬奥精神的深层意涵和时代价值。北京冬奥精神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个精神支点，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其本质，就是号召实现共同体凝聚与社会团结，在尽善尽美地演绎中国故事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中国方案。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冬奥精神对共同体凝聚和社会团结的呼吁，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人类共识性危机情境下提出的，其本质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新时代基于“命运”和“道德密度”而建立的变动社会中的共同体。尽管社会学历史上对共同体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就像生活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我们感”一样，共同体始终伴随我们左右，并融入于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共同体意识犹如惯习一样，不但内化于身体之内、外化于实践之中，而且隐含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并随时可能被“事件化”激活，进而通过连接的方式构建社会的主导机制和结构化图景。在新征程，通过北京冬奥精神的凝聚与仪式化感知，不但有助于从社会中发现自己，进一步明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且有助于基于对附着于伟大精神之上的历史符号和时代命题的思考，进一步创造与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D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