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茗 || 趙鳳昌與寧波幫商人的交往

晚清時期，由幕而官是一條仕宦的捷徑。趙鳳昌以佐幕為業，希望借此平步青雲，官運亨通。不幸在擔任張之洞湖廣督署幕僚時，因被參劾而遭革職，遂遷居上海經商。儘管如此，處江湖之遠的他仍熱心政治，結交大量官紳，並保持密切聯繫，因而能夠在幕後贊襄策劃，操縱大局，這從其留下的被譽為尺牘之精華、史料之瑰寶的《趙鳳昌藏札》即可見一斑。黃炎培曾說清末民初四十年間，東南有大事，必與趙鳳昌有關。最突出的表現是辛亥革命期間，趙氏在南北政權間穿針引線，調停周旋，為結束帝制、民國初創做了大量工作，被稱為“民國產婆”。正因為此，已有研究基本以其政治表現為主，罕有關注其經濟方面的活動，其實趙鳳昌在上海以經商為生，與很多江浙紳商有往來，尤其同寧波幫關係密切。限於資料，本文擬主要以葉澄衷、樊棻、宋煒臣為個案，進行初步探究。

一、為葉澄衷身後事出力

葉澄衷是上海開埠後迅速崛起的寧波幫商人。他白手起家，靠艱苦奮鬥發家致富，一躍而為上海的工商鉅子，商業版圖日益擴張，“推廣分肆殆遍於通商各埠”，“上自名公卿，下逮販夫走卒談商務者”，對他莫不讚歎推服。儘管他讀書不多，卻並非只知逐利的俗商，“還銳意公家之事”，“其刻意經畫，以求挽救商務而裨補國事，則命意甚大”。據沈葆楨之子沈瑜慶透露，早在同治初年，葉澄衷就為其父經辦的福州船政局提供西方器械，後來“湖北鐵政局、南北洋海軍，推至於各省有機器局者，無不資以轉運”。湖北鐵政局即為張之洞所創辦，趙鳳昌在上海以經商為生，又受張之洞之託採購軍需，應該會與葉澄衷打交道，但筆者孤陋寡聞，暫未看到他們之間直接交往的材料和記載。不過，葉澄衷死後，趙鳳昌主動為他做了一些事情，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幫助他完成未竟的興學事業。葉澄衷出身貧寒，“自慚學問未深”，半生艱苦，早有創辦學堂之意，可未及付諸實施就身患重病，自感“病軀不支，亟思舉辦以竟初志”，遂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九月捐地24畝多、規銀10萬兩創辦澄衷學堂。但學堂尚未開工建造，葉澄衷便病逝。臨死前，他特地交代家人“吾死必竟吾志”；又指定懷德堂董事樊棻等人負責學堂創建，並諄諄囑託：“建造學堂房屋，訂定一切章程，務求妥洽，克垂久遠，庶幾從此學習之人學有進益，大則可望成才，小亦得以謀業，此固鄙懷所深望者矣。”澄衷學堂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建成，樊棻請好友趙鳳昌物色校長。趙推薦同鄉劉樹屏擔任。劉樹屏，字葆良，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職檢討，歷任國史館協修、纂修等職。他本身有學問，又與趙鳳昌的三哥趙鳳書關係要好，“遊最久”，所以得到趙鳳昌的大力舉薦。劉樹屏任校長後，不僅延聘名師，編纂教材，而且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奠定了澄衷學堂的辦學基礎，使之成為一所頗具特色的學校，在上海享譽一時。就此可以說，葉澄衷的臨終遺願被很好地執行和實現。

二是請人為其作傳。根據葉澄衷後人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編印的《葉公澄衷榮哀錄》，為葉澄衷寫行狀、家傳的有何嗣焜、孫詒讓、湯壽潛、辜鴻銘、屠寄和沈瑜慶。其中除孫詒讓外，都是趙鳳昌好朋友，至少湯壽潛、屠寄所撰葉傳是出於趙鳳昌的邀請。光緒二十七年初秋，湯壽潛寫畢葉澄衷傳，致函趙鳳昌說：“《葉光祿傳》奉繳，不敢方駕古人，時賢似尟敵者，公謂足以傳之否？不欲令作摺楷者書之，故浼敝友繕好便付石印。”“奉繳”說明是應趙鳳昌之請，並且湯壽潛自鳴得意，花式邀功，認為該傳水準當下無人能及，可傳之不朽，因此好馬配好鞍，要自己請寫家繕寫付印，以臻完美。與湯壽潛不同，屠寄交代寫葉傳的全程，並一直與趙鳳昌保持聯繫，溝通交流。他自述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從塞外歸來，經過上海，趙鳳昌告訴他澄衷學堂已於年初落成開學，並帶他前往參觀。到校後，只見堂舍儼然，宏整麗巨，他“稱歎者久之”，認為“自南洋公學外，中國新創學堂規制無與為比”。樊棻聽到屠寄對澄衷學堂的高度評價後，託趙鳳昌請屠寄寫篇文章“勒石學堂，以詔來者”。屠寄深為葉澄衷的敬教勸學精神所感動，決定為之作傳。由於編印《葉公澄衷榮哀錄》在即，不久趙鳳昌就致函屠寄催稿。十一月二十七日，屠寄覆信說：“頃奉手諭，領悉一切。葉君行述訖未奉到，前月在滬但見賜學堂章程一本，既須作家傳，宜敘述生平，非通觀終身言行大略不可，祈屬時勳兄速寄為盼。在里心靜，宜於筆墨，若至滬後酬應較繁，不便伏案也。”時勳是樊棻的字，因為他未寄葉澄衷行述，資料不全，屠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法動筆，乃請趙鳳昌轉告樊棻速寄。

為方便將傳文“勒石”，葉家提供紙張供屠寄書寫，但葉家“傳來紙係所謂玉版宣者”，屠寄甚為厭惡，致信趙鳳昌說“其名甚美，殊不知全球上最惡劣之紙無如玉版宣（紙用石灰米汁堆砌而成者）”，所以擬自掏腰包，請趙氏“代買東洋信紙料”。因擔心他買錯，細心的屠寄用信紙料寫信，在信中說“所謂信紙料即此次本信本紙之料”，“整張紙二十張”，“不必畫格，包好寄下，功德無量”。可見，屠寄重視葉傳的寫作，很認真，很用心。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屠寄寫好葉澄衷傳轉交樊棻，但趙鳳昌在與他的來往信件中沒有提及此事。九月一日，屠寄在致趙鳳昌信中，忍不住問道：“《葉傳》五月間即已由楊專差送鎮江順記，掣取收條，不久即奉時勳兄道謝之信，何以閣下兩次來信尚（未）提及此？”由此說明屠寄寫葉傳一方面是敬重葉澄衷其人，另一方面也受趙鳳昌之重託，所以當他寫好《葉傳》而趙氏沒有任何反應時，不免要瞭解原因何在。

綜上所述，趙鳳昌即使沒有與葉澄衷直接交往，也很佩服和尊敬他，所以在他死後，樂意促成其遺願以竟其功，並請人宣傳其慷慨好義事蹟，擴大其影響。此外，《趙鳳昌藏札》收有一封兩江總督劉坤一回覆張謇的信件，其中寫道：“垂示澄衷蒙學堂緣始及章程具悉。葉氏父子獨創此舉，前後捐貲至三十五萬，前無古人。誠如尊論，奏請旌贈禮亦宜之，至請敕列《國史·義行傳》，名實非不相稱，第恐部吏不察，或為所格，反致難於轉圜。鄙意是用躊躇，尚希高明酌之。”大意是他收到後者提供的葉澄衷創辦澄衷蒙學堂的材料，很佩服葉氏的興學義舉，奏請朝廷表彰可以，但請求國史館為之作傳恐怕有難度，他很猶豫，請後者再考慮考慮，實際是婉拒了後者的不情之請。張謇是趙鳳昌的好友，但與葉澄衷沒有交往，他為葉氏事特地請劉坤一幫忙，必定是受趙鳳昌之託。而將劉坤一的回信轉給趙鳳昌，也是表明他事情沒辦成，但已盡力了。

二、與樊棻的交往

趙鳳昌與樊棻的交往前文已有所涉及，但不止乎此，尚有可述者，下面試根據新出版的檔案資料等，稍作補充。

樊棻，字時勳，鎮海人。世襲明朝武職，後子孫多習商。樊棻繼承家裡傳統，剛開始在家鄉學做生意，隨即到上海謀發展，受同鄉葉澄衷器重，“以重任相畀”。光緒十年（1884），法國挑起中法戰爭，侵犯中國沿海，華商多隱相接濟，葉澄衷被牽涉其中，“棻力向當道白其誣，事得解，名由是益重”。於此可知，樊棻當時已為清朝地方官員辦事，與官方關係密切，所以能向當道辯白葉澄衷通敵的嫌疑。只是此時的“當道”到底是誰，沒有具體點出。他出名之後，被很多地方大員委為駐滬採辦，購買器械及其轉運等。張之洞就是其中之一，他授予樊棻上海委員頭銜，為他興辦洋務事業服務。

甲午戰爭爆發後，張之洞積極佈防備戰。上海“綰中外水陸之樞”，“五洲萬國輻湊環萃”，信息靈通，外貿發達，因此成為張之洞瞭解前線戰況、購買西方軍械的首選之地。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戰，在朝鮮豐島海面襲擊了清軍護航艦隻和運兵船，正式發動了戰爭。五天之後，就有兩封“上海來電”先後向張之洞報告豐島海戰情況。由於沒有署名，不知是否為樊棻所發，但張之洞接電後，已指示他籌措軍資。七月十四日，他與宗得福、董大炎兩委員聯名致電張之洞，請其派船來上海裝運軍火，電文云：

自此開始的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樊棻或單獨或聯合他人與張之洞文電交馳頻繁，主要是提供信息，代購軍械等。前文已述及本年趙鳳昌遷居上海，但具體哪一天不得而知。七月初三日張之洞電“致上海趙竹君”有“冬午電悉”一語，韻目“冬”指代的是初二日，由此可知至遲七月初二日趙鳳昌已移居上海。他到上海前，已有樊棻等人為張之洞辦事；他到上海後，張之洞又多了一個耳目，信息來源更多元，更豐富。現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張之洞檔案中保留有此時期大量發自上海的電報，既有上述樊棻等發的，也有趙鳳昌發的，還有趙鳳昌與樊棻等聯名發的。經統計，八月份有3封是趙、樊等一起發的，題為“盛守、樊委員、趙令來電”；1封題為“盛、樊委員來電”，但在兩人電文之後，緊跟的是趙鳳昌電文，字數還比前者多，說明該電係趙鳳昌代發。

同為張之洞委員，又合發電報，正是在此過程中，趙鳳昌與樊棻關係越走越近，成為好友。此後，樊棻的名字不僅經常出現在趙鳳昌與他人來往的書信中，而且兩人的名字往往還同時被他人所提及。前者如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趙鳳昌致梁敦彥函中云：“又昨上海道覆樊時勳信，為泰來購運軍火，請其向稅司商量。”後者如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張謇在日記裡記道：“與陳伯潛、王季樵、鄭蘇堪、王勖臧、劉步溪、趙竹君、樊時勳同往吳淞察視魚業公所。”從以上兩例不難看出，趙鳳昌、樊棻不僅往來頻繁，關係密切，而且有共同的投資或商業上的合作，所以他們十分要好。

這還可從一個細節看出來，即儘管樊棻與張謇都是企業家，也相互熟識，但前者想要後者為自己所建別墅寫篇文章，卻通過趙鳳昌來求請，張謇宣統三年（1911）正月初一日記載此事曰：“作《樊氏勤嫁別墅記》，竹君為時勳請也。”這篇文章寫完，張謇很是得意，自稱“差云不惰”，寄給趙鳳昌，說可給其兒子趙尊岳當《論語》講義看，並請轉交樊棻。

三、協助宋煒臣在漢口投資興業

宋煒臣，字渭潤，鎮海人。據稱他是葉澄衷親自從老家帶到上海培養的商業奇才，與樊棻一樣，他也深受葉氏器重，並迅速成長，獨當一面，從光緒十六年起先後擔任上海燮昌火柴廠協理、經理。宋煒臣是何時與趙鳳昌結識的暫不可考，但趙鳳昌在上海燮昌火柴廠有股份，而宋氏又是該廠經營者，因此兩人是合作夥伴，有共同的利益，關係自然不一般。

甲午戰爭後，清廷下諭恤商惠工，鼓勵發展民族工商業，湖北作為招商承辦不力的負面典型被點名批評：“湖北槍砲煉鐵各局廠經營數載，糜帑已多，未見明效，如能仿照西例，改歸商辦，弊少利多。”這些局廠均為張之洞所創辦，他深受刺激，立即整改，積極招商引資。作為張之洞的親信幕僚，趙鳳昌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努力為幕主排憂解難，一方面對於湖北某些陷入困境的局廠“現正與滬商議”解決辦法，另一方面則勸導有實力商人前往武漢投資。當時宋煒臣以上海燮昌“廠務發達，孜孜求擴張不遺餘力”，“謀設第二火柴製造公司”，在趙鳳昌的推動下，將“第二火柴製造公司”設於漢口。

據稱，漢口燮昌火柴廠宋煒臣與葉澄衷各投資14萬元，招股14萬元，合計資本42萬元。如前所述，趙鳳昌是上海燮昌的股東之一，招股部分應該有其投資。他曾兩度在武漢佐幕，第二次是在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不僅深受張之洞信任，而且利用幕緣編織了龐大關係網，在當地人脈很廣。漢口燮昌關乎自己利益，毫無疑問他會不遺餘力地為其創造各種經營上的便利條件。而確實漢口燮昌受到以張之洞為首的湖北當地政府的扶植和照顧，表現在：第一，獲得了武漢獨家生產火柴專利權，“中外廠商10年之內禁止設立火柴公司與之爭利。漢口燮昌火柴廠開設以後，有人擬在漢增開火柴廠，宋煒臣即具稟商務局，請予禁止”。第二，在徵稅方面享受優惠待遇，當時中國貨物在運銷過程中，逢關納稅，遇卡抽釐，要受到層層盤剝，但漢口燮昌火柴“完釐用專章辦理，由釐局發與統捐票，每箱收錢四百文，通行本省，不再重徵”。正因為壟斷經營，稅負較輕，漢口燮昌火柴廠銷路暢通，獲利甚厚，取得很大成功。“嗣後宋煒臣陸續添置機器，擴大規模，使漢口燮昌火柴廠一度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火柴廠，巨額利潤滾滾而來。”

然而，漢口燮昌的巨額利潤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和眼紅，也想來分一杯羹，但礙於其10年專利難以得逞。後來他們找到機會和藉口，即漢口日租界擴界。漢口燮昌火柴廠本不在日租界範圍內，但日方提出的擴界要求剛好把漢口燮昌火柴廠納入其拓界範圍內。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日本駐漢口領事山崎與湖北漢黃德道岑春蓂草擬了《漢口續展日本租界約款》三條，其第二條云：

對此條內容，宋煒臣很不滿，當即提出異議，一面請關道與日方交涉，一面致電趙鳳昌想辦法批駁阻止：

電文中“兩江”指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崧翁”是梁敦彥，字崧生，為趙鳳昌在張之洞幕中共事的好友，時隨侍張之洞兩江總督任上。趙鳳昌接電後，覆電宋煒臣，指出日方的狼子野心：“查日領事照會，可以不待專利限滿，照日界章程，即可購我廠地，再行租與廠用，隨時高抬租價，制我廠命，仍可暗逼遷移，用心實巧，有意瞞混”，務必採取措施“暗有抵制”。而他自己也多管齊下，積極抗爭：一是直接致電張之洞，請批駁日領事二次照會；二是諮詢西方律師，聽取其改約款建議：“必須日領事允准該公司永遠自行管業，照常開設製造，照東西商人一律優待，日後不得再生別端，不得再提以後彼此情願、妥商辦法諸活動語，方免後慮”；三是致電梁敦彥，請迅速查收湖北關道的情況彙報，代稟張之洞，並切求張始終保全漢口燮昌利益。

在宋煒臣、趙鳳昌的積極奔走、託請下，經多方多年力爭，事情終於有了轉機，得到較圓滿解決。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湖北漢口關道桑寶與日本駐漢口領事水野幸吉議定《推廣漢口租界專條》，第二條有關漢口燮昌的條款如下：

也就是說，只要漢口燮昌火柴廠仍由中國人經營，中國官方就有干涉、保護的權利，這就避免了趙鳳昌擔心的原來約款“僅云准其開設，更可不待專利，日官即可照章購我公司之地，再租與公司。地價既吃虧萬倍，租價必隨時聽其抬高。公司無論如何獲利，彼可於租價加漲，制公司之命，仍係暗逼遷移之意”的情況出現，有效地維護了燮昌的正常運營，確保其利益不受侵犯。

漢口燮昌火柴廠的成功創辦及其穩步發展，使其產品“打破了洋火一統天下的格局，佔據了武漢市場主導地位”，形成一家獨大的局面，從而帶來可觀利潤，這使得宋煒臣信心大增，加大在漢口的投資力度。光緒三十二年，他進軍水電領域，創辦漢鎮既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為了助長聲勢，利於募股，他邀請趙鳳昌等7人為共同發起人。果然，趙鳳昌的加盟贏得了張之洞的支持，他“批示湖北省官錢局作為官方投資認股30萬元”。既濟公司的創辦不僅為宋煒臣的事業寫下濃墨重彩一筆，也使趙鳳昌在武漢的生意越做越大。民國年間，屠寄在一封給趙鳳昌的信中曾言及“武昌之役，君生計被累，損失之巨不言可知”，無意中透露了趙鳳昌也是武漢的一個重要商人，而這正是他和宋煒臣相輔相成、配合默契的結果。

四、結論

從以上的個案研究不難看出，趙鳳昌與寧波幫商人關係密切，不僅有日常的人際交往，還有經濟上的投資合作。尤其後者更為錯綜複雜，更值得關注。中國自古有重本抑末傳統，作為四民之末，商人一直被鄙視和抑制。近代以來，工商業日漸受到重視，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和改善，但他們畢竟生活在傳統的政治社會體制下，想有所作為必須依附統治集團。趙鳳昌是幕僚出身，與統治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他的引薦下，寧波幫商人也極力巴結統治集團，搞好關係。如趙鳳昌曾致函好友梁敦彥云：“義昌成約有六百兩亦仍生息，可以撥用。一切均由時兄立戶，出入極為清楚”。可見梁氏在樊棻經營的義昌成號立有戶頭，存錢生息，出入均由樊氏經手。光緒二十九年（1903），梁氏升任漢黃德海關兵備道，樊棻特致信祝賀，梁氏在該信末寫有“義昌成管事，候選知府，號時勳”字樣。至於宋煒臣，如前所述，他在漢口投資興業是在趙鳳昌的牽線搭橋下，得到湖北當地政府的扶植和保護，當有事時也曾走梁敦彥的門路，因此經常給予梁氏好處，諸如送梁氏籐椅一張，為梁氏代購馬車、代繳捐納款等。

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商幫，寧波幫不僅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而且也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做出巨大貢獻，因此引起眾多的關注，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但學界在研究寧波幫時，大都津津樂道一個個甬商白手起家、打拼成功的一面，卻忽略了其成功背後的其他各種因素，特別是人際關係網絡。中國是個關係社會，人際關係網不僅僅限於親緣、地緣、業緣等傳統社會關係，還包括商人們創業過程中所建立的各種新的社會關係。以本文為例，趙鳳昌是近代中國一個擁有社會資本的人，寧波幫商人與他結交，進而擴展到其私誼網絡，乃至背後的統治集團，並從中獲益匪淺，有力地促進了自身事業的發展。雖然說這只是初步的、淺層的探索，但不失為一種新的嘗試，豐富了寧波幫研究的面相。如果學界能關注寧波幫類似的私誼之網，則不僅可大大增加資料來源，獲取更多更翔實的史料，而且能拓寬視野，提升立意，推動寧波幫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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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