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 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与华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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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99-107页。

刘军，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提  要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

关 键 词

北齐；尉氏家族；胡族姓望；门第建构；华夏认同；汉化；士族化

“汉化”与“士族化”历来是审视中古内徙胡人演进趋势的重要视角，前者关注民族成分及相应的文化习俗，后者考察支撑门阀制度的婚嫁宦学诸元素。对于“民族”和“士族”问题，过去的研究往往分开进行，即便有所交集，亦未给予生动例证和深入阐释，难免以偏概全。应当注意的是，传世正史和出土碑志撰写胡人贵胄的履历生平，无不标榜阀阅出身和华夏认同，俨然成为行文的主线，形成固定的范式。这启发我们将这两个问题归并整合，寻找其内在的逻辑关联，进而探索民族融合的本质和路径。本文选取东魏、北齐趁势崛起的鲜卑尉氏支系为剖析样本，着重探讨北朝胡姓姓望门第的形成及其与华夏认同的关系。

南泽先生新近发表在《书法研究》2022年第1期的《尉氏家族墓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笔者据此对东魏、北齐长乐王尉景领衔的尉氏支系有了初步认识，故援引该文公布的尉陵及其妻贺氏、尉州、尉茂、尉粲妃叱列氏、尉仁弘墓志释文及拓版探讨问题，拙作征引的志文俱出自南泽先生的大作，特此说明。学界研究北朝尉氏家族业已取得的成果也非常值得借鉴，彼此互为参照，相信会得出比较稳妥的结论。

一｜北齐尉景家族与北魏勋臣尉氏之差别

以往的胡人家族史研究素以姓氏为纽带，归并串联同姓者为一族，不加区别地笼统对待，尉景家族就被挂靠到北魏勋臣八姓之一的尉迟氏上。其实中古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的族系繁衍、变迁异常复杂，同姓者未必同族，即便同族也可能分处风马牛不相及的各条支脉，俨然成为不同的家族。牵强附会地追溯祖源，再强行予以拼合，主观臆测分房及迁徙线路图的做法未必适宜，不如针对特定家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台湾学者甘怀真先生坦言：“学者在以家族或宗族定义士族或门第时，其操作概念与意象总是作为亲属团体的同居、共财、族谱、宗祠等，而这些都是明清宗族的历史经验。我们应谨慎于将明清宗族的历史经验套用于理解中古的士族，即使二者有同，但我们更在意其异处。以士族集团的共同活动，如共同祭祀为例。在中国中古的史料中，同一士族的成员有共同祭祀的证据极弱。士族中的官宦之家族是有祖先祭祀的现象。但这类祭祀多采宗法原则，只有家族中的少数人参加，未见有合族的情况。连合族共同墓祭的资料都少见。”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也认为：“在通常被称为门阀的家族，与家长本位家族的强势结合相比较，以宗家为中心的大范围的宗族结合基本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很有必要考辨尉景家族与北魏勋臣尉氏的关系。

众所周知，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厘定代人姓族，根据功绩钦定勋臣八姓：穆、陆、贺、刘、楼、嵇、于、尉。尉氏（改汉姓前为尉迟氏）赫然在列，代表人物有三，分别是《魏书》卷26的传主尉古真、卷30的传主尉拨和卷50的传主尉元，三人并未合传，应为同根同源的三个独立房支。就其家世背景来看，他们都是代人统治集团的骨干，为政权的建立和稳固立有殊勋。史载，尉古真，“代人也。太祖之在贺兰部，贺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诣行宫，将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驰告，侯引等不敢发……登国初，从征库莫奚及叱突邻，并有功。又从救贺兰，破卫辰子直力鞮，复击慕容宝于参合陂。又从平中原，以功赐爵束州侯，加建节将军。太宗初，为鸿飞将军，率众五千，镇大洛城。太宗西巡，古真与奚斤等率前军讨越勒部，大破之”。尉拨，“代人也……为太学生，募从兖州刺史罗忸击贼于陈汝，有功，赐爵介休男。从讨和龙，迁虎贲帅，转千人军将。又从乐平王丕讨和龙。除凉州军将，击吐谷浑，获其人一千余落。后吐谷浑小将率三百余落来降，寻复亡叛，拨率骑追之，尽获而还。以功进爵为子。迁晋昌镇将，绥怀边民，甚著称绩”。尉元，“代人也……泰常中，为前将军，从平虎牢，颇有军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称。神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可见，尉古真事迹最早，有拥戴北魏道武帝之不世之勋；尉拨和尉元则是北魏建国以后崛起的新生力量。他们皆对“代人”身份有明确的认同感，这是把握尉氏家族分支流变的关键。

降至北魏洛阳时代，距道武开国已有百余年历史，胡人家世至少经历三代积淀，士族化运动的外部条件成熟了，便如火如荼地全面铺开。孝文帝铨量姓族阀阅的标准如下：“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即将先世业绩权势通过量化形式转换为阀阅等级。据此评估上述尉氏三家的官爵世资，即可锁定其姓望族第。依当时通行的晋品令计，尉古真兄弟公侯加身；子侄中尉眷赐王爵、官居一品太尉评尚书事，尉地干及诸弟皆官居三品尚书；孙辈中尉多侯袭王爵、官居二品征西大将军，尉长寿赐公爵，官居三品尚书。尉拨家世简短，其父位至五品郡太守；本人赐侯爵，位至三品平南将军，惜子嗣无闻。尉元“世为豪宗”；本人赐王爵、官至一品司徒；子尉羽袭公爵，官至三品尚书；孙尉景兴、景俊兄弟相继袭公爵。可见，尉古真和尉元两门符合入“姓”的标准，即一流高门，对应汉人士族的“膏腴”层位，授门第一品；尉拨符合入“族”的标准，即一般高门，对应汉人士族的“甲乙丙丁”四姓层位，授门第二品。虽有高下之别，但均跨越门阀士族的资格线，成为士族化运动的大赢家。

当然，姓望等第的划分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对号入座，还需要其他要素的佐证。置身传统的官本位社会，没有比仕进更能体现门第差异的了。北魏孝文帝设计“方司格”，使仕宦铨选严格匹配家世门第。仕进涉及的环节甚多，其中最具身份标识功能的当属仕途的起点和终点。对于释褐起家与家世出身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在现实中规定贵族门第高下的，除此起家之制外，别无其他”，“起家是一种诞生。起家官如何决定了在贵族官僚社会中贵族性的高低”。其后学漥添庆文的系列研究同样将门第与起家紧密挂钩，证实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结论为一品门第的膏粱、华腴以新令正七品上阶起家，亦可以正七品下阶前列的司空参军事起家；二品门第的甲乙姓以除三公参军事之外的正七品起家，亦可以从七品上阶的部分高位官职起家，丙丁姓以除三公行参军之外的从七品上阶至从八品一部分起家。据此，只要了解尉氏子弟的释褐情况，即可印证其门第。考起家信息明确者，尉古真后嗣尉庆宾及其子豹均以新令正七品上阶之员外散骑侍郎登仕，尉元后嗣尉羽释褐旧令正五品上阶之秘书中散，换算新令亦为正七品上阶，而这恰是一流高门专属的起家层级，可惜尉拨子嗣起家状况不明，估计不及尉古真和尉元的后人。就现有资料来看，北魏勋臣尉氏的高贵门第可以获得释褐起家的证实。史载，朝廷褒崇勋臣八姓，“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是确凿无疑的。

家世门第还可通过仕进终点研判，尽管存在大量偶然因素的干扰，阶层间的分野还是大致清晰的。约略而言，一流高门准许跨越自身生成仰赖的三品“公卿”线，一般高门准许跨越自身生成仰赖的五品“大夫”线，两者的关系类似古代日本堂上贵族“贵”与“通贵”的差别，惟此彰显贵族主义“世卿世禄”的内在逻辑和自我再生产的运作机理。北魏勋臣尉氏子弟的仕宦巅峰就符合该规律，如尉古真后胤尉显业仕至新令正二品卫将军，尉庆宾仕至正三品平东将军，尉力斤仕至从三品冠军将军，尉聿仕至正三品平西将军，尉元后胤尉羽仕至正三品平南将军，余下未及三品者恐遭意外干扰，其一流高门的待遇是显而易见的。尉拨子孙仕宦无闻，能否兑现一般高门赋予的五品仕进资格暂无法判断。但无论怎样，北魏勋臣尉氏始终处于高门士族的升进区间，毋庸置疑。

与《魏书》所载勋臣尉氏传主相比，北齐尉景一系在北魏甚为卑贱，两者差距犹如士庶天隔。《北齐书》卷15《尉景传》没有交待先世源起，其父《尉陵墓志》可填补空白：“远胄则部落大人。祖乌地延，以骁雄居守。父初崘，用勋贤袭职，并播美代番，扬声朔野。”又尉陵之子《尉州墓志》：“君讳州，字并州，酋长军将初崘之孙。”既然初崘以“勋贤袭职”，则其父乌地延亦为酋长、军将。这是游牧国家典型的二元身份结构，平时为部落酋豪，战时为将率领部落武装宿卫征伐。无独有偶，《刘玉墓志》载：“大魏开建，托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何浑地汗。尔时此斑例亚州牧。义成王南讨苌安，以祖可洛侯名家之孙，召接为副，充子都将。”“何浑地汗”即领民酋长，同时世代充任军将。对于该群体的特质，中国台湾学者康乐先生概括说：“领民酋长在北魏史上是个相当独特的存在。他们极少出任中央官职，偶尔出任地方官，大致上也只限于自己采邑所在地，不过他们的子弟则多半有到中央充当君主宿卫的义务，这个策略除了可以增强禁军的实力外，多少也带点‘质子’的意味。这些部落除了象征性地对君主的‘贡纳’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财税负担，主要是因为他们负有战时提供武力的基本义务。易言之，他们与拓跋政权的关系其实是建立在一种与君主私人性的封建隶属关系基础上，因此，严格说来，并不受一般官僚机构的节制。”领民酋长作为地方部族自治体的首脑，自然与中央政权疏离，也就无从搭乘士族化运动的顺风车，毕竟北魏厘定姓族完全以体制官僚为基准，边缘化的酋豪势必遭受既得利益群体的排挤，而在士庶流品格局中位居下层。

北齐尉景的先世在北魏门第寒微，突出表现在浓缩家世信息的释褐起家方面。《尉陵墓志》载志主履历：“孝明之始，四海无波，贯鱼以次，难用超越。高车军主，官微选重，位卑任尊。公以名望，乃居此职。”“高车军主”是尉陵仕途的起点，也是终点，其制度内涵包括：首先，尉陵孝明朝入仕时年过五旬，与弱冠起家的高门士族相距甚远；其次，朝廷铨叙文武殊途，文武之别就是士庶、清浊之别；再次，士族仕进频历清显、扶摇直上、平流进取、坐望公卿，寒素晋升空间狭窄，毕生仅局限于少量职务；最后，军主是军职而非正式编制的品官，仿佛没有军衔的预备役军人，处于流品歧视链的末梢。史载，北镇统帅广阳王元渊奏报：“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说明军主是隔绝士族清途之外者的归宿，反证尉陵身世之卑微。

北齐崛起的尉氏在北魏仅是寒族，与位列勋臣八姓的尉氏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在勋臣尉氏发展的延长线上。同时，双方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因为厘定姓族曾有补充规定：“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如果在勋臣尉氏五服以内，必定位列姓族，享受计资定品授官的特权；况且北魏汉化改革，明辨华夏丧礼五服，厉行汉式家族制改革，以族荫强化亲情纽带，尉陵一系倘若与勋臣尉氏同族，安能沦落末流？因此，笔者判断北齐显贵尉氏与北魏勋臣尉氏虽不排除共祖同源的可能，但在阀阅流品规则的实际运作中并无关联，应以异族区别对待，仅以同姓的缘由便强行捏合似不妥当。

二｜北齐尉氏家族的故籍记忆与郡望抉择

故籍乃中古士族门第的标志，通过族系与地域的结合，姓望信息得以完整表达。河北四姓崔、卢、郑、王，必注明清河、范阳、荥阳、太原郡称，门第才货真价实。与代北胡姓普遍标注代人或后来改易的河南洛阳人不同，北齐尉氏家族墓志记载故籍郡望各异，这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如《尉陵墓志》及《北齐书·尉景传》记载为“善无人也”，《尉茂墓志》记载为“代郡平城人”，《尉仁弘墓志》记载为“太安狄那人”。拓跋近宗秃发源氏追忆故籍也有类似多变的现象，大抵北魏注籍凉州西平，隋唐以后改为河南洛阳，从中透射出胡汉冲突与融合背景下，胡姓士族在族群与地域选择间的纠结，以及当时的社会流动与政治形势的变动。据此审视北齐尉氏，同样可以看出其在士族化道路上改换门庭的迫切诉求与顺应时势的艰难抉择。

笔者认为，《尉陵墓志》与其子尉景传记所载的“善无”，即今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或许是未加修饰的真实原居地。因为父子二人生活在元魏，都曾经历社会底层的磨难，未及家世步入辉煌，记录故籍无须顾忌，史志作者自然秉笔直书。善无北魏时系隶属平城司州（迁洛后改为恒州）的郡级行政单位，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于恰处京畿四方四维的西界。史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按拓跋统治者的规划，畿内之民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计口授田、劝课农桑，京畿周边的山地则以分封的形式赐予文明进化程度较低的部族充当牧区。也就是说，善无附近作为京畿内外的交界，同时也是农耕与游牧世界的缓冲带，此处设置领民酋长实施部族自治是完全可能的事。史载，北魏初年，世典畜牧的部落大人庾岳死后葬于“代西善无之界”，此处定为生前盘踞之地。元魏末年高欢集团的骨干分子尉景、厍狄干、高市贵、高阿那肱均起自善无。《北齐书》卷15明载：“厍狄干，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污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两相对照，前述北齐尉景家族出身领民酋长的结论得以坐实。

北齐尉氏承认善无故籍与其凸显酋豪身份一体两面，如果明了酋豪制度对高氏政权的意义，便不难洞察其中深义。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指出：“当内乱最为激烈之际，作为一项安抚降户的政策，授予各个统领者领民酋长、镇人酋长等各种称号。领民酋长制度并非新创，在北魏初期即可见到，本来是以血缘性部落为基础的部落代表制……由于内乱而更加普遍化的酋长制度并非以维持原来的性质，而是以一项对部落生活遭到破坏的镇民、流民进行安集的政策得到制定的。”无论是基于先天血缘还是后天的拟制，领民酋长制都是领袖与部众缔结新的人际关系，从而扩充势力根基的有效方式。尉陵及子尉州墓志昭示其善无酋长的身份，显系顺应高氏统治形势的刻意之举。

降至北齐，尉景之孙《尉茂墓志》则改郡望为“代郡平城人”。北齐《厍狄夫人尉娘娘墓志》亦作“恒州代郡平城人也”。表面上看，这是北魏代人与“河南洛阳人”对位置换的全称。但实际上，北魏胡姓勋臣史书皆标注“代人”，墓志写为“河南洛阳人”，绝无“代郡平城人”的说法。史志如此书写者皆东魏、北齐发迹的昔日代北酋豪，与北魏代人勋贵毫无关涉。例如，《魏书》卷80载：“樊子鹄，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蛮酋，被迁于代。”《北齐书》卷15载：“娄昭，字菩萨，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北齐书》卷25载：“张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尔朱荣，又为尔朱兆都督长史。为兆使于高祖，遂被顾识。”又北齐《顿丘郡君娄黑女墓志》：“代郡平城人也。”《赫连夫人闾炫墓志》：“代郡平城人，即茹茹国主步浑之玄孙也。”《苌平郡君独孤思男墓志》：“代郡平城人也。”必须强调的是，北齐新贵标榜的“代郡平城人”实则是对北魏“代人”概念的含义误读和语境错置。

北魏的“代人”绝非狭义的地理名词，而是拓跋开国军功贵族集团的同义词。众所周知，拓跋鲜卑自东汉初年走出大兴安岭北麓的石穴，从呼伦湖一路南下到塞外匈奴腹地，再到魏晋十六国蚕食山西北部，伴随漫长的时光流逝和曲折的地域游移，拓跋部盟的成员不停地分化重组、吐故纳新。北魏建政立国，他们世代定居首都平城脚下，生于斯葬于斯，在此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迹。平城及周边的桑乾盆地古为代地，故直白地以“代人”自居。不过，“代人”还是突破单纯的血缘和地域局限、基于共同利益确认和政治归属认同的复合式军政集团，建构以拓跋皇宗为内核，由内至外分置帝室十族、勋臣八姓、纳入诸部和四方诸部的同心圆结构，同时凭借主客的附庸纽带，紧密凝聚外戚、宾客、恩幸等直属皇权的外围势力。其特质恰如康乐先生所论：“除了籍贯之外，这些人的政治军事关系——换言之，他们在拓跋王朝军事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更关键的一个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代人”并非地理上的“代郡平城人”，而是作为王朝统治基石的政治存在。北齐新贵所谓“代郡平城人”，除了早先曾旅居平城（包括京城以外的京畿地区）之共同点外，原本的酋豪身份实难进入北魏已实现贵族化之“代人”的视野。

既然“代郡平城人”与“代人”有本质差别，酋豪得势后缘何以此标榜郡望呢？东魏、北齐政权脱胎六镇，当初打着“反汉”的旗号起誓，实际上，“反汉”不是反汉族，亦非反汉化，反的是北魏洛阳时代坐享士族化成果的胡汉既得利益阶层，恼恨的是自己为何没能分得红利。因此，一旦掌握政权，他们还是要走士族化的老路，变身新贵压倒旧门。新贵欲树立门户，首先要抵消旧族的优势，掩饰自卑的心理，摹仿与攀附成为捡拾自信的便捷手段，而长期置身边缘位置的窘迫使这种补偿效应更趋强化。宽泛的地理概念的“代人”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夸耀的诉求，毕竟代地覆盖范围甚广，善无等周边的部族自治领地也在其内，而增添“平城”二字看似画蛇添足，实则反映了士族新贵偏激、执著的狂热。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借助民族学的边缘理论剖析这种心态：“强调文化特征以刻画族群边界，常发生在有资源竞争冲突的边缘地带；相反的，在族群的核心，或资源竞争不强烈的边缘地区，文化特征则变得不重要。”他还特别注重“边缘”理论向社会学、民族学方向的引申，笔者用来解释门阀士族内部的新、旧之争也是符合学理逻辑的。此外，“代郡平城”的故籍记忆也不完全是杜撰，毕竟酋豪子弟须定期进京宿卫，可长期滞留平城，年深日久便形成了京城郡望的固有印象，按照他们的思维，新生的“代郡平城人”之姓望要比昔日的“代人”更地道，也更值得珍视。

到了隋朝，尉景曾孙《尉仁弘墓志》自述：“太安狄那人。”据《魏书》卷106《地形志上》，朔州治下设太安郡狄那县，“朔州，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今寄治并州界”。施和金先生考证：“《魏书·地形志》朔州共领五郡十三县，五郡为大安、广宁、神武、太平、附化。东魏于寿阳县侨置朔州时，此五郡十三县当随州侨置于寿阳境。至北齐，朔州迁治介休，只领军人，不领郡县，盖原随州同时侨置之郡县皆废也。”由此推知，“太安狄那人”实则就是东魏时侨居山西寿阳的怀朔镇民，这暗示北齐尉氏与当年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存在关联。善无尉氏先祖很可能因征发戍边而徙至怀朔，一如前述厍狄氏。史载，高欢先世坐罪流放怀朔镇充军，本人就由姐夫尉景一家抚养。说明善无尉氏确实著籍怀朔，东魏时因郡县侨置才改称“太安狄那人”。众所周知，北朝后期政权皆脱胎六镇，武川镇是西魏、北周的母体，怀朔镇则孕育了东魏、北齐。高氏集团从首领高欢到麾下众将，大多有怀朔镇的人生经历和难忘记忆，便以此为媒介实现凝聚。待高齐社稷稳固，昔日党羽摇身一变，得以开国元勋的身份登堂入室，先前的代地记忆自然被附丽于新王朝的怀朔认同所替代。可见，士族故籍郡望的选择紧密联结政治形势，具有鲜明的时效性，惟有与时俱进，才能紧跟门阀竞争的脚步，北齐尉氏于不同历史背景下，在善无、代郡和怀朔三大节点上的连续跳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三｜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

正如前述，东魏、北齐崛起的鲜卑新贵尉氏在世资阀阅和地籍郡望方面，都与北魏勋臣尉氏大相径庭，两者门第的形成有先有后，不能混为一谈。需要着重探讨的是前者在东魏、北齐时期制造门第的问题。据正史，北齐尉氏之兴始于高欢的姐夫尉景，他凭借姻戚关系成功上位，高官重爵，显赫一时。然而，士族门第是累世积淀的结果，一代人猝然崛起会被视为暴发户而遭旧族歧视。因此，需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家世背景的累积，以满足铨量姓族的硬性指标，加速自身士族化的蜕变，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出土的系列家族墓志为此提供了宝贵素材，有如下要点值得留意。

第一，为本房先辈追赠官爵，以便映衬尉景的权势，夯实家世根基。《尉陵墓志》载：“有子曰景，承藉风流，依因道教，英规横略，无背当时。旧邑残毁，本朝沦覆，遂发奇谋，终成义举，徽名美号，宜萃一门。帝用追思，便加优赠。起军主为持节、前将军、定州刺史，子仪同、冀州刺史。景痛二亲之不待，泣千钟之有余，求减身阶，以增父爵……进为使持节、都督定州诸军事、卫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该志刻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尉景当时身为高欢心腹，留守邺城，进封一品公爵，有能力胁迫朝廷为父兄破格追赠。其父尉陵两获赠官：前为持节、前将军、定州刺史，按北魏太和后令秩级正三品；后为使持节、都督定州诸军事、卫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秩级升至从一品。北魏士族阀阅等级，世资三品以上对应宗法分封内爵序列的公卿层位，象征一流高门之“膏腴”身份，已是异姓臣僚所能企及的巅峰。其兄的赠官是仪同、冀州刺史，秩级同为从一品，形式上与亡考保持一致，似有安排世袭的意图。从北魏的追赠制度来看，朝臣以将军号搭配地方长官号为通例，仪同三司之类的中央官号则是特别褒奖的超赠。同时刊刻的尉陵之子《尉州墓志》载，志主“诏赠征虏将军、常山太守”。秩级从三品，虽不及前者，却也在公卿资格线以内。可见，尉景利用掌握的权力开始了门第制造的过程，以先逝的父兄为起点，以本人现有的官爵为基准，直接锁定一流高门的位置。得势者为父兄追加、补授官职的做法古已有之，且一直延续到后世的科举时代，都有改换门庭的现实目的。

第二，杜撰亡妣家门世系和官爵，以与亡父匹配。同刻于永熙三年（534）的《尉陵妻贺夫人墓志》存在亟待辨析的疑点，尤其是曾祖以降的三代履历。志文曰：“曾祖干，帝舅之尊，平西将军、雍州刺史、始平公。祖敦，戚属地重，库部尚书。父娄，名望之资，云中都牧令。夫人世袭宠荣，家承余庆。”仅以世资而论，以前太和时代使用的晋品令衡量，曾祖一品公爵，祖、父皆三品尚书，均值二品，北魏时既已达到士族一流高门“膏腴”的水准。北魏厉行阶层内婚制，士族恪守门第婚原则，婚媾门当户对，实质讲求配偶双方官资背景的约略对等，择偶“非类”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国法的惩治。贺夫人的世资倘如此崇高，怎会与卑贱的酋豪军主联姻？何况，贺夫人若为北魏勋臣八姓贺兰氏，许配尉氏也应是勋臣代人尉迟氏，而非不知名的善无尉氏，故笔者对其真实身份产生怀疑。其一，北魏勋臣标榜代郡或河南姓望，志文却作“广牧富昌人”，此地隶属朔州，位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当地遍设皇家牧场，置牧令管理。贺夫人之父贺娄任云中都牧令，家世与尔朱部将斛斯椿类似，与士族化的勋臣贺氏无关。其二，墓志追溯贺夫人曾祖为帝舅贺干，即道武帝舅父贺染干。但贺染干是道武帝的死敌，史载：“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图为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故染干不得肆其祸心。”本应遭门诛之罚，安能官爵加身？北魏初期确有平西将军、始平公，但名隗归，而非贺干，故笔者推断此段履历存在攀附、虚构的可能。之所以虚拟三品以上之综合世资，旨在匹配尉陵父子一流高门水准的追赠。

第三，通过吊祭护丧仪式，强化新形成的阀阅等级。依照朝廷礼制，给予朝臣高低不等的丧葬待遇，皇帝遣使主持丧礼备受瞩目。《尉陵墓志》载：“诏旨嗟称，重申八命，爰敕持节、宁远将军、谒者仆射、授识使、钜鹿子劇吉，亲临策赠。”其妻《贺夫人墓志》载：“敕中给事中、安东将军、兼大鸿胪卿张远亲临策赠。”考虑到夫妇二人同日合葬，不必差遣两拨护丧团队，合理的解释是官居正三品的大鸿胪卿张远为正使，官居正五品的谒者仆射劇吉为副使，分别宣读追悼诏书。据研究，北魏鸿胪卿护丧乃皇室宗亲、一品大员固定享受的优礼。另外，夫妻俱“祭以太牢，礼也”。太牢乃上公之礼，九品官制以一、二品对应宗法内爵之公。这些恩赏均与尉陵家族通过追赠获得的全新身份相匹配，彰显一流高门的气派。

第四，凭借全新的婚姻关系，标志崭新门阀的正式生成。婚媾对确认门第的终极意义，宫崎市定有论：“官场荣显与否受到运气的左右，不能仅仅根据这一点来决定门地。反而是婚姻关系更能够正确地反映门地，所以特别受到重视。”他举出生动例证，身居高位且文雅修身的胡人贵胄陆丽通过与博陵崔氏联姻，才获得士族社交圈的认可和接纳。尉景后裔正是凭借婚姻纽带在东魏、北齐新贵族集团中奠定了头等地位。儿媳《尉粲妃叱列氏墓志》载家世：“其先世总部落，居于叱列山，遂为氏焉。祖归，魏武卫将军、临江公，功参七德，任寄戎昭。考平，齐司空、庄惠公，位践三槐，坐称论道。”同样是脱胎部落酋豪的新贵且世资亦在一流高门的三品资格线以上，可谓门当户对。尉景之孙《尉茂墓志》记录一桩冥婚，尚北齐武成帝第四女永昌恭穆长公主。与天潢贵胄结亲，无疑使门第更趋稳固。

笔者注意到，《尉茂墓志》的书写完全符合上流士族的风范，篇章冗长、辞藻华丽，苛求格式和韵律的规整。文章不惜笔墨，极尽渲染天赋异禀、聪颖早慧：“君藉庆含章，资神挺秀，生禀绝群之识，弱有异人之资。克岐克嶷，著乎襁褓，如珪如璋，显于龆岁。孝友因心，不俟成德，廉让由己，非藉妙年。幽桂崇兰，未可喻其芬馥；凝脂点桼，不足譬其容表。体未胜衣，咸许之以卫器；步才举履，便有异于常童。夙成早惠之奇，神纵生知之美，良已远倾遂古，独暎当时。”类似表述在河洛贵族墓志中司空见惯，无非论证资质源于天生、门第发乎自然的陈词滥调，但足以体现士族身份品味的高度自觉，表明尉景一系迟至北齐初年，单凭一两代人的发迹即实现士族化的蜕变。降至隋朝，该族阀阅历经三代积淀，业已根深蒂固。《尉仁弘墓志》载：“仁寿二年，以勋门阴，重擢任皇右挽郎，勅授游骑尉。”“挽郎”本是为帝后灵车挽绋送葬的贵胄子弟，通过仪式展演昭示君臣同心同德之和谐局面，后转变为延续恩荫特权的入仕途径。入选挽郎，标志其士族出身获得朝廷的充分认可，作为新时期鲜卑尉氏的总代表当之无愧，太安狄那尉氏升进社会公认的一流姓望，吸引尉氏旁支纷纷靠拢攀附。

四｜北齐尉氏家族的华夏认同与士族取向

有学者提出，尉景一系家族墓志呈现鲜明的华夏认同心态，如《尉陵墓志》追溯祖源“夏后之世”，《尉茂墓志》自称“轩辕之苗裔”等，在华夷共祖观念的驱策下彻底融入新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墓志反映的华夏认同与本文侧重考察的门第建构是同一过程，是志文谋篇布局的基本线索和支撑点，启发笔者思考中古内徙胡族“汉化”与“士族化”，这对看似平行的概念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而探寻中古胡族华夏化的特殊路径。

宫崎市定尝试会通两者，其观点值得借鉴：“通观历史，可知北方民族如果同汉族接触，就无法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的命运。如果这是宿命的话，那么，与其被时势所迫，以丧失民族尊严的形式被同化，还不如保持本民族的自豪感，有意识地推进同化，更属上策。所谓保持本民族自豪感的同化，就是在自觉进行汉化的同时，把自己改变为汉族的贵族……通过贵族，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汉民族。”历史文本所谓的“汉化”，究其实质指胡族上流精英积极推进的“士族化”，它并非在各阶层间齐头并进，而是以优先接触精品资源、掌握话语解释权的上层人士为先导，普通部众只是风潮席卷下的盲目跟从者。其直接目标并非简单地变成汉人，而是成为婚嫁宦学全面达标的汉式士族，从而巧妙地把主要矛盾由错综复杂、难以调和的种族冲突置换为同一流品游戏规则下的姓望阀阅之争，千头万绪的利益关系得到有序整合，民族隔阂在潜移默化间被移出主流语境，自然而然地冰释消融，也为华夏共同体的形成扫清了最大障碍。换个角度说，中国中世是门阀士族主宰的时代，给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风貌乃至意识形态打上深刻的烙印，贵族主义就是这个时期华夏文明的高度浓缩和集中代表，胡族上层与其说认同华夏，毋宁说认同中古华夏锦衣包裹的贵族文化。从政治形态的延续性看，胡族脱离部族时代不久，酋豪大人的传统利益要想得到世袭保证，工具取向的秦汉官僚政体肯定不如自利取向的六朝贵族体制更合口味。总之，对胡人贵族而言，士族化既是时势所迫，也是开辟统治局面，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主动抉择，北齐尉氏门第的制造不过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再现。

胡族上层疾速趋向汉化、士族化，诚然离不开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包容力。不过，也应看到问题的侧面，核心势力对边缘群体先入为主的狭隘偏见、歧视与刻意的形象丑化，也是后者加速自我改造的强劲动力。王明珂先生的西羌民族志研究予以证实：“核心指的是华夏，边缘指被华夏称为‘羌’的族群；族群关系则是指二者之间透过文化贬抑、夸耀，与模仿、附和，所进行的文化互动。华夏贬抑、污蔑性的描述羌人文化；此文化描述透过文字、口述、图像与行动的展演，强化华夏心目中‘羌人’的卑劣地位。在地方层次，或在华夏边缘，此异族意象让常与华夏接触的‘羌人’感到自身的卑劣。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羌人’通常被称作‘蛮子’。而相对的，自称‘汉人’的华夏，在此华夏认同边缘也常须夸耀、展示自身的文化习俗。在同时接触此种文化夸耀与污化下，许多‘羌人’学习、模仿华夏文化，而终于采借华夏家族历史记忆而自称‘汉人’。然后，这些被他人视为‘蛮子’但自称‘汉人’的边缘人群，也藉著文字、口述、图像与行动的展演，表现他们对西方或上游‘蛮子’的鄙视。”中古胡人的汉化或士族化也遵循该法则，从北魏到隋唐，递次完成由“蛮子”向“汉人”的转变，再以“华夏”的形象向更低层次的“蛮子”施加歧视。以尉景家族为代表的胡人后起门第就曾处于歧视链的末梢，难怪史书记录他们的早年生活尽是耻辱的记忆。例如，高欢“为函使六年，每至洛阳，给令史麻祥使。祥尝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进之。祥以为慢己，笞神武四十”。竟因吃相粗鲁而遭杖罚。更多的则是饱受阀阅流品规则的压制仕进受阻，“为清途所隔”。广阳王元渊为边镇部众鸣不平：“北征之勋，皆被拥塞。将士告捷，终无片赏。虽为表请，多不蒙遂。”《尉陵墓志》不经意间吐露了这种艰辛：“孝明之始，四海无波，贯鱼以次，难用超越。”即便得势后，在汉人士族眼里，亦难摆脱粗鄙庸俗的固有印象。史家笔下的尉景贪婪无度：“厍狄干与景在神武坐，请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其子尉粲蛮横任性，因父尉景未能封王频生闹剧。其实，这些都是封建官贵的痼疾，独以戏谑言辞鞭挞尉氏，本身就带有主观成见。总之，门阀化时代，胡人旧族对新贵的种种偏见和歧视，迫使后者倾力摆脱边缘化的窘境，变相增强了华夏核心地带的向心力。

实际上，胡人的士族化就是不断打破歧视链，在婚嫁宦学方面循序渐进地向汉人旧族靠拢、最终彻底与之合流的过程。宫崎市定以北朝另一胡姓显贵陆氏为例，指出：“陆叡嗣平原王，娶博陵望族崔鉴之女。崔鉴曾不满地说，平原王固然优异，但恨是虏姓。然而，还是将女儿嫁给他。鲜卑名族和汉族名门的范阳卢氏、博陵崔氏通婚，是值得注意的现象……陆氏得以同汉族名门通婚，表明他已经被汉人贵族社会所接纳，获得很高的地位。为此，陆氏自身也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汉化……（陆丽）宛如一位中国式的士大夫。”足见，胡人士族化的达成，是以体制（宦）为保障，以社会（婚）为根基，以文化（学）为装点，获得传统士族的认可和接纳，最终水乳交融，充分实现利益凝聚、文化整合、理念自觉、身份认同的系统工程。北齐尉氏家传、墓志的撰写无不是这一逻辑的生动再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婚嫁宦学总体特征的阀阅贵族制度就是后起胡人趋向华夏的基本路径。

从北齐尉氏的发家史，笔者还发现，胡人门第的制造完全倚仗政权体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六朝士族制赖以成立的社会、文化诸传统性的非体制要素则被摆在次要位置，凸显北朝贵族社会底蕴不足、畸形发育之特质。唐长孺先生早已指出，门第的决定因素不是先祖的荣冢枯骨，而是现世的官宦轩冕，历代门阀较少汉魏旧族，多为趁势崛起的本朝新贵；首批跻身士族行列的北魏代人勋贵的遴选，“鲜卑姓族的高低全部以祖先北魏初皇始以来的官爵尊卑为准。记载表明，汉族门阀中甲乙丙丁四姓等第也是按照先世官爵评定。实际上同样是以北魏本朝官爵为标准，魏晋旧门只是参考条件而已”。同理推导，北魏时根基薄弱的酋豪欲后来居上，就只能以东魏、北齐崛起后的权势为基准。至于典型贵族社会必备的历史积淀和底蕴传承根本无从谈起，遑论南朝“故非天子所命”的超脱政权之外的士大夫群体。因此，胡人姓望的产生不是贵族文化要素瓜熟蒂落的结果，而是行政力量不断催生的早产儿，而且门第越是后起，对政权的寄生性和依附性就越强烈。纵观南北朝政治形态，北朝尽管渗透贵族流品因素，但仍稳固保持皇权专制政体，与南朝士族轮流坐庄的门阀政治大相径庭，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综上，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一带近年陆续出土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墓志，为研究中古内徙胡族演进和北朝门阀士族体制提供了宝贵素材。事实证明，以往把东魏、北齐以降的尉氏混同于北魏徙洛的代人勋贵尉氏大错特错，二者作为胡姓中早出的旧族和后起的新贵，家世出身和地望祖源各异，门第的制造过程也并非同一线路，视之为北魏勋臣尉氏流落边塞的破落户或假冒牌似比较稳妥。墓志生动、翔实地记载了北齐尉氏家族的升进历程和门第制造法，具体而言，地籍与姓望齐行、婚姻与仕宦并重、追赠与杜撰兼采、记忆与攀附共用，反映了后起胡人族姓门第速成的一般情况。必须强调的是，胡人姓族的门第标榜与华夏认同往往是同步的，其中内涵尚存拓展余地。北齐尉氏门第尽管晚出，但其后续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江左的王、谢、袁、萧，河北的崔、卢、郑、王，代人的元、宇文、长孙、窦诸姓，亦为透视中古士族门阀制度的重要窗口。以往的士族研究侧重体制属性与社会文化特征的平衡，强调士族凌驾政权的独立封闭性，这固然不错，但论证笼而统之，在把握南北差异上略有欠缺。笔者以为，这是没有联系北方独特的政权体制、社会形势和民族融合的背景所致，利用出土资料探索华夏认同语境下的士族化趋向才是有效的路径。

责任编辑：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