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书，李泽宇 | 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演进逻辑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甘肃社会科学”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19-27页。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泽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提 要
在百年建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总结出“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两个历史答案。“人民监督”是党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要法宝。“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成功经验的总结升华，它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是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根本精神要求。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发展，是一个从外部监督向内外结合、从他律到自律、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的变化过程。“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内外联动、相互贯通，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业已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方略。
关 键 词
民主监督；人民监督；自我革命；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
历史周期率虽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无法避免的历史现象，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同样表明，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也具有警惕意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建设的实践历程中，总结出“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这两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也是党回应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时代答案。因此，梳理两个“历史答案”的发展脉络，理清它们自身以及二者之间的演进关系，对加深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这一新时代的重大命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历史之问
1945年7月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在延安考察时，向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提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的问题是基于他六十年的人生实践与思考，是他对于有着两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能否摆脱历史惯性的束缚、保持民族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的担忧。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架构和文化传统是以宗法制度、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为核心的，这一架构和传统后来辐射到整个东亚文化圈。它虽保留和延续了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前提，但其消极面也约束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封建的政治文化对近代中国的政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可以影响党员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比如将等级地位与道德水平、能力水平勾连在一起的“官本位”文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拜权主义、论资排辈、等级观念、裙带关系等观念文化，这些成为近代中国推进政党政治转型中挥之不去的阴暗面。
对此，黄炎培有深刻体会。作为同盟会时期的元老，他见证了辛亥革命从兴到衰的过程，见证了一大批民主革命的元老如何从革命者迅速蜕变为新的官僚，见证了国民党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由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进步力量堕落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力量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等人在延安考察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延安较之重庆所表现出的完全不同的民主自由、蓬勃发展的氛围，黄炎培对中国的未来怀有信心，他相信中国革命的未来在延安。但是国民党执政的失败历程，让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能否避免“人亡政息”，人民能否免受兴亡之苦产生深刻忧虑，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担忧：许多政治组织“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其实，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对于历史周期率这个问题的思考也不单是黄炎培的个体行为，而是当时致力于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的共同之问。1944年，郭沫若就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总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的失败教训，对于他们进入北京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表示痛心疾首。郭沫若是在告诫当时领导中国农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要以史为鉴，永远保持清醒的认识，保持艰苦奋斗、不断战斗的精神与作风。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也曾向前来接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发问：“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党外民主人士时，又一次谈到“窑洞对”话题，他希望党外民主人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直言不讳地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意见。
由此可见，历史周期率之问是在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历史之问，对中华民族能否从根本上摆脱历史窠臼、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之问。一方面，它要求党克服两千年封建政治和文化遗留下来的残余影响，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历史任务。事实上，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党认识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周期率问题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其实，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制度较之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它的执政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垮台必然导致国家社会形态的倒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表明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因为执政党的状况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
对此，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就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腐化堕落的历史教训，反复强调“两个务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开展整党整风和教育运动，以克服党内的精神懈怠和腐化堕落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用历史周期率问题来告诫全党居安思危。在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等重要场合，他先后20多次提及“历史周期率”问题并借用“霸王别姬”“人亡政息”“穷途末路”“亡党亡国”等历史典故来警示全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思考和总结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人民监督：第一个“历史答案”的生成与沿革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是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所提出的“新路”，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过毛泽东所讲的“新路”，当时还只是建立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型民主模式实践成功的基础上，针对未来中国所描绘的政治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民主政治蓝图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开启了以人民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伟大征程。
（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民主政治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于新型民主模式的探索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其所领导的根据地中实行一系列新的民主制度，包括政府人员组成的“三三制”原则、“两权半”的政权结构、广泛采纳民主人士的批评意见、通过加强党纪与派遣得力干部而不是“以党代政”的方法来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等等，从而初步探索出“民主监督，人人负责”的新型民主模式。从实践的结果看，这种新型民主模式不是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而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它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范畴，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民主“新路”的思想继承下来，在执政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党和国家干部腐化变质，保持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比如在民主监督上，党一方面采取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拓宽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工作的渠道，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要求各级党委设立处理群众来信的机构或指派专人负责，建立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留档等必要的通信制度。另一方面，又多次深入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检举揭发贪污腐败，这既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又提升了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营造了良好的风气。
此外，毛泽东还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人人负责”的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讲话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主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思想斗争使矛盾得以化解，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有利于调动社会各阶层、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二）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贯彻民主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恢复民主传统的同时，也强调经济民主，将“民主监督、人人负责”原则扩大到经济生活领域。邓小平指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原则的必然要求。”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则是通过推动经济民主以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经济领域的人人负责，通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为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讲到的：“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三）对“民主监督，人人负责”的新时代回答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更多风险与挑战，一些顽瘴痼疾已成为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人民监督，人人负责”这个民主新路的基础上，又对第一个“历史答案”作出新时代的回应和阐述，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新思想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突破西方“民主”话语垄断，自主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第一个“历史答案”新的内涵，体现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特点。为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其纳入“十个明确”之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从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协商民主、基层民主、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四个方面，对它的内涵作全面的论述，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由此可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在新时代坚守人民立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依靠人民来解决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善治。
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始终牢牢抓住人民这一关键因素，不断丰富和完善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方法，为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规律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但“人民监督”绝不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唯一答案，新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任务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
三、自我革命：第二个“历史答案”产生的现实语境与理论内涵
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历史答案”，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管党治党的实践总结，更是新时代推动社会革命、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自我革命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深化了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面临严峻复杂局面勇于突破、勇于变革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勇气。
（一）自我革命意识生成的现实语境
自我革命首先是针对党的自身建设的。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严峻形势下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绩，但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例如，党内还存在着虚化、弱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现象，个别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有些地方管党治党意识不强，甚至有不屑于抓党建的现象等等。总而言之，这些问题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影响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党没有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直面问题、修正错误，就无法进一步解决党和国家现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因此，自我革命是一个百年大党解决自身顽瘴痼疾，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现实需要。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毕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共产党人不能只满足于既有的成就，而是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要在赞扬声和喝彩声中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的革命精神与斗志，对于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不足与难题保持清醒的认识。苏东剧变的教训证明，共产党人要做到牢记党的宗旨与信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党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否则一旦丢失理想信仰，丧失革命精神，就会走向精神懈怠和腐化堕落，其结果必然是为人民所厌弃，最终失去执政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把自我革命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核心工程，用自我革命的精神锻炼出一批能够坚守初心使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具有伟大斗争精神的党员，把党的执政追求、革命信仰和奋斗精神不断传承下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
此外，党的自我革命也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后，由现实问题倒逼产生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异常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解决积累多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变革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就需要有刀刃向内、直面问题的精神，不文过饰非，不掩饰缺点，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决定党的自我革命与党在当前面临的时代任务和历史环境紧密相连，要求党的自我革命顺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持续推进。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的创新版图与经济结构，需要党带领人民及时把握住这一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旧处于低潮，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有所加剧，中国周边的政治环境愈加复杂敏感，中国面临着重大机遇与危险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斗争精神，拥有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防范和抵御各类重大风险等各种能力，并在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中锻炼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本领。从国内的形势来看，党比任何时期都要接近也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仍然具有复杂性和严峻性，党员干部精神懈怠、消极腐败的问题也还具有长期性，党内还存在个别政治团伙、利益集团破坏政治生态和市场经济环境的问题。因此，党的自我革命需要永远在路上。只有通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监督来规范党员干部对执政权力的运用，防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发生，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二）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内涵
自我革命的理论内涵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因此，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理论内涵，也需要从这一伟大实践中去探究。从发展的过程看，自我革命经历了全面深化改革语境到全面从严治党语境的转变，自我革命在这两种语境中，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自我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和政府机构中不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障碍、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藩篱。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国家机构和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一变革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其中最难的部分无疑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比如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面临着诸多利益关系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成熟，但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经济体制中的缺陷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矛盾和问题的产生。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下，自我革命的主要内涵就是党员干部要坚定改革信心，提高自己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格局，敢于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进思想理论、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创新，最终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措施的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勇于自我革命就是敢于直面现实问题，从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于改革大局的立场出发，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解决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优化政府职能和政府组织结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改革财税制度，健全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体制，让更多人民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促进决策科学民主化，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等。
然而，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首先是自我革命的对象发生了变化，革命的对象不再停留在体制机制层面，而是深入党和国家的领导者自身，自我革命既要清除党内危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又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每一位党员的主观世界，引导全体党员牢记党的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政治追求。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语境下，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也被归结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四个方面。自我净化的核心是纯洁党的队伍，清除腐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具体来说就是始终坚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建设，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自我完善的核心是“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自我完善就是要在管党治党的实践中，补足思想上、制度上的弱项，防范问题于未然。自我革新首先要勇于直面问题，敢于以自我批评的精神“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同时自我革新也包含着对于未来道路的探索，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各方面的创新。自我提高主要聚焦于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境界和政治能力的提升，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实践中的锻炼与历练，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之际，立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又对自我革命的具体内涵作出新的阐述。他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第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第二，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第三，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第四，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第五，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第六，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这六个方面的总结是对第二个“历史答案”的系统阐述，它从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思想基础、现实途径和制度体系等方面论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丰富实践内涵，将自我革命精神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全领域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管党治党工作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但是，自我革命内涵的变化没有否定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自我革命的意义，而是深化了自我革命的对象与主体。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调整党和国家体制中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要清除危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自我革命的内涵的具体化和丰富化，体现了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使命感。
四、从两个“历史答案”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百余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从未停止。从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探索新型民主模式，到执政全国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全国、从外部向内部、从他律到自律的演进过程，这一探索过程极大地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锐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自觉与政治担当。
（一）从外部向内部：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密切配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历史选择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弱到强，在艰苦环境中不断战胜强敌，最终带领中国人民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群众监督”的民主新路，在执政中始终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党的领导才能被人民群众所认可，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巩固。任何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不求进取，甚至运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都会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和完善将人民民主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有效机制，并取得许多通过群众监督改进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运动式的群众监督方法退出历史舞台，群众监督问题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阶段。但是在群众监督制度的建设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一些部门和单位对于群众监督相关的追究、督办的落实制度流于形式，注重于制度的设立和修订，对于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缺乏有效保障，致使群众监督的长效机制难以形成，甚至存在着对群众设置监督障碍、侵犯群众的监督权利的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提出“依规治党，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一方面，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提高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为推动群众监督的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实践证明，群众监督与党内监督相结合的方法，能有效推进群众监督制度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巡视监督的实践中“强化巡视监督联系群众纽带功能，把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拓宽群众反映诉求、参与监督渠道，各级巡视巡察机构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424.6万件次”。同时，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过程中，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得到健全，群众监督服务平台和基层监督网络不断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途径明显增多，基层的监督能力明显提升。
另一方面，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为党内监督提供了充分的外部力量，弥补党内监督的盲区与死角，从而使党内监督能够充分发挥应有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依法拥有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建立有效的人民监督机制，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与形式，使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反映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作为不担当和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从而推动党的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促使党员干部虚心听取人民意见，保障人民权益。
同时，群众监督的外部力量也需要党的领导才能发挥积极的效用。民主监督不能是将群众的意见简单综合起来，而应该分清和辨别群众意见中的先进与落后，总结出合乎发展规律的对策建议。否则，不但会纵容一些干部为规避舆情而简单尾随民意的不良风气，而且还会降低干部的容错空间，消解一些敢作为、敢担当的干部的积极性，最终必然破坏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因此，群众监督应该与党的领导密切结合起来，群众监督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与党内监督紧密配合，才能有序、有效进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从他律向自律：“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有效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通过发展民主政治、丰富民主监督渠道等方法逐步建立起监督党的工作、纠正党的错误的他律机制。但是这种机制毕竟还是外因导向的。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外在的监督已经不能完全解决一个百年大党的长期执政问题。因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党员、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解决党在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隐患，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已经成为我们党迫切需要回答好的时代问题。
对此，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基础上，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实践证明，党的自我革命是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永葆党的初心与使命、维护党的执政根基的有效途径。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口，坚决整治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强调共产党员的政治理想与初心使命，将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有机统一，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根治许多久治不愈的顽瘴痼疾，有效地扭转党内的政治风气与政治生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他律走向自律，为解决新时代如何实现长期执政问题的主动作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需要建立完善的自律机制，这是因为管党治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全面从严治党依旧任重道远。虽然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党内政治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现实挑战仍旧严峻。同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一些业已解决的老问题还有反弹的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
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勇气和自觉不断检视剖析自身，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一系列可能侵蚀党的肌体、动摇党的根基的问题，推动制度建设上的自我完善，建立自我革命的长期机制，推动思想建设上的自我革新，实现干部队伍素质上的自我提高，为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奠定坚实的基础。
但是自我革命机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党忽视了人民监督机制的作用，而是将他律机制与自律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一体构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党只有通过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党的自我革命机制结合起来，转化为党的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从而推动党的各项工作的改进和干部队伍的纯洁。
（三）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两个“历史答案”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长期执政取得的重要成果
“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这两个“历史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历史结论。这一结论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长期执政规律的认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的生动体现。
第一，两个“历史答案”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群众史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就把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将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谋求任何同人民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是它能够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敢于改正执政过程中的缺点和不足的勇气之源和底气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正是基于此，党才能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自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保证党的执政权力始终为人民服务。
第二，两个“历史答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第一个决裂是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彻底革命，而第二个决裂强调的是共产党员对自身的私有观念的彻底革命，也就是自我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是一致的，二者都统一于革命的实践当中，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运动，也包括革命者思想观念深处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正确认识改造社会与改造自我的辩证关系，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始终注重党员自身的革命改造，最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从实践中总结出“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答案。
两个“历史答案”对社会革命理论的发展还体现在，它跳出西方政治制度的逻辑，厘清了执政与革命的关系，纠正了片面割裂“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错误提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里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两个“历史答案”为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自身定位、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指明社会革命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两个“历史答案”找到了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民主监督与权力制约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守正创新。西方的民主理论认为，拥有执政权力的党不可能实现自我约束，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两个“历史答案”的提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驳斥这一观点，以实际的成果回应一些人对于中国的政党制度的质疑。“归根结底，具有自觉而强烈现代化使命意识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属于政党领导、使命驱动。”
在民主理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反对将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抽象观点，坚持民主的手段论观点，即将民主划归到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并且认为任何形式民主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毛泽东就曾指出西方的形式民主的实质——“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而在政治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的反腐败斗争也已证明，不是只有多党制才可以形成对执政党的约束和纠错机制。事实上，只要执政党能够勇于自我革命，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就能够解决党和国家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真正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
责任编辑：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