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 | 邹晓东

邹晓东文史哲杂志

2024-09-04

摘要

《文史哲》的办刊基因可以概括为“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这一基因，初步奠定于在“十七年”时期所扮演的趋时的文史论战推动者角色。第二次复刊（1973）至20世纪末期间，在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文史哲》努力于“现代化=西方化”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中道”，形成了主打不温不火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的风格。这段历程进一步锤炼了前述办刊基因，使得以主编为代表的《文史哲》人对何为“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有了更具纵深感和广阔度的体认，从而在21世纪前十年领先大流“半步”，预见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调整。凭借领先“半步”的预见，《文史哲》编辑部在过去十余年间，通过推动儒学价值重估、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创办《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等措施，较为自觉而突出地参与了以“重建中国主体意识”为特征且目前仍在深刻演进中的学术大转型。

最近十余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叠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的精神气候与人文学术样态相应地亦发生了格局变迁，朝着更加关注中国本土现实、更自觉地挺立中国主体意识的方向推进。作为我国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文史哲》的办刊基因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经历着锤炼，而在积极有为的办刊实践中翻新着她的内涵。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1日，是一份主打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的综合性期刊。七十余年来，《文史哲》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显著地参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的重塑，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2021年，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上，著名学者陈来在致辞中表示，“七十年来，《文史哲》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秉持主旋律与多样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办刊理念，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所刊出的系列优秀论文在学术史上都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 。凭借突出的显示度与高品质的内容，《文史哲》也在国际汉学界赢得了广泛的学术清誉，这正如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所言，“《文史哲》这份学术杂志，在二十世纪对海外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而言，是憧憬的对象和指路的明灯。这部杂志给予我们的鼓舞和激励抚慰和喜悦，是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和日本及世界汉学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依然热切期待《文史哲》杂志一如既往发挥巨大作用”。

一份在很大程度上以“故纸堆”为研究对象的古典人文学术期刊，何以能突出地参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的重塑，成为一个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现象呢？从根本上讲，那一定是因为她所主打的古典研究，深具浮出时代水面的动能。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潮流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交相呼应，大致每三十年就会经历一轮深刻调整。《文史哲》又何以能在七十余年的办刊历程中不断预流，能在不止一个时期发挥较为显著的宏观作用呢？这一定是因为她对“古典与时代”的理解是与时俱进的，也即《文史哲》人一直在动态探寻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的有机结合点。《文史哲》“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的努力，既有高歌猛进时，也有徘徊低吟处，且至今不已，成效益显，正越来越成为《文史哲》人自觉的办刊基因。

2021年5月9日，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除了肯定“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之外，更勉励“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总书记所提倡的这种有助于引领创新的“初心”，正蕴含在“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这一办刊基因中。历时地看，该基因肇始于在“十七年”时期充当趋时的文史论战推动者角色，而后在第二次复刊至20世纪末进行不温不火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耕耘期间获得新一轮锤炼。凭借相关历练与积累，21世纪以来，《文史哲》先是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调整，进而又通过一系列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的学术策划自觉介入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第三次大转型，前述办刊基因同时也在经历第三轮锤炼。认识“初心”是“坚守初心”的重要前提。本文拟依次简论《文史哲》上述四阶段办刊历程，将当下正在开展中的第三轮锤炼放置在前三个阶段的延长线上加以考察，以期深化对《文史哲》“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这一办刊基因的基本特征与应然演化方向的认识，庶几有助于更好地“坚守初心，引领创新”。

一、“十七年”时期：趋时的文史论战推动者

《文史哲》的创刊，隶属于中国思想文化之主流由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局性转变。《文史哲》在“十七年”时期（1949—1966）所突出地扮演的趋时的文史论战推动者角色，既是《文史哲》办刊历程的起点，也是《文史哲》办刊基因的始源。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瓦解了传统帝制，传统上儒法互用的主流意识形态随之丧失合法地位。辛亥革命的指导理念是在中国建立现代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以《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1915）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其直接动力便是打造与新的制度理想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新形态。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粗看起来分属政治、学术两个领域。但实际上，政治也是学术研究和论述的对象。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赛先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将“德先生”也即现代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科学的政治”加以论述和捍卫，试图以此匡范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治实践。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现代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观念基础的自由主义，着实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底色。自由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强调学术独立的神圣性，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陈独秀曾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斩钉截铁地批评传统中国学者“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不知“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不知“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不知“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不知“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 。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迅速传播开来，这是一种力求以阶级分析和制度批判超越自由主义的全新政治理念。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便与自由主义呈现出交锋之势，并进而成为政治实践上的对手。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色革命的胜利，当然也就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观的胜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观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观存在根本性差异。与后者高举“学术独立”不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明确表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并站在阶级论立场上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不要四面出击》讲话，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培训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其后，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接受新思想教育。

《文史哲》正是在这样一种气候下创刊。她的创办者是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社会科学家三重身份于一身的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1903—1972）。华岗一方面利用政治大课的形式向山东大学全体师生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提高全校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另一方面会同童第周、陆侃如两位副校长，在中文与历史两系师资阵容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文史两科确立为本校的重点学科与发展方向。发表于1952年初的《目前形势、思想改造和学制改革——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本校政治讲座上的报告》（华岗）与《山东大学两年来思想政治教学工作总结（一九四九年七月——一九五一年九月）》显示，当时的山东大学是将上述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加以推进的，这无疑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一种践行。上述两个方面一经自觉结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传统文史哲的风气便得以形成。在得上述风气之先且兼具“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的山东大学，《文史哲》作为一份由革命胜利者自觉创办的学术刊物，遂顺理成章且引人瞩目地成为了新学术成果的标志性发表平台与新学术范式的重要鼓荡者。在新范式下开展的包括古文、古史、古哲考释，既有迄今站得住脚的精彩论述，当然也有在当时即引起广泛争议而不很成功的案例。无论如何，新范式成为了当时主导性的宏观学术潮流。

“十七年”时期（1949—1966）那些铸就《文史哲》品牌，且至今令人津津乐道的盛开在《文史哲》上的学术花朵，包括史学领域的古史分期问题论战、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以及文学方面的《红楼梦》问题论战、连载18期的解放后用新观点与新方法完成的第一步系统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稿》（陆侃如、冯沅君，始于1954年第7期）、奠定山东大学杜甫研究声誉的萧涤非《杜甫研究》四期连载（始于1955年第4期），以及一系列代表当时最高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十七年”时期《文史哲》所刊文章在选题上主打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史、古代哲学史的取向，客观上有助于维系古典人文学养的传承，至少不至因为“厚今薄古”而令古典人文学术研究无作为与伸展的空间。其“扶植小人物”以培植学术新秀的使命担当，以及“延揽大学者”以保持上乘的学术品位的优良做法，则使之深得学界人心。特别地，有实力的“小人物”得以崭露头角，“大学者”成功推荐新秀文章发表，都会促进《文史哲》在学界的扎根与口碑。当时的日本学术界很快便注意到了《文史哲》，郭沫若赴日考察时曾应日本方面要求，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当时的高教部还曾要求、同意或指示山东大学以《文史哲》与苏联、英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学术单位、学者、刊物进行学术交流。从前引池田知久于《文史哲》创刊60周年之际的寄语来看，尽管发表在那一时期《文史哲》上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文章带有浓重的政治学术色彩，并且那时的政治学术范式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扬弃，但开放在那一时期《文史哲》上的那些学术花朵，即便对海外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也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

上述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学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人文学界和国际汉学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人文学术原本就与政治脱不了干系，中国的儒家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都将政治视为高级学问。反言之，号称以人或人生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术，如果竟与广泛且强势地影响人之生存的政治是绝缘的，那反而是所谓的人文学术的巨大不幸与悲哀。就此而言，政治学术有其严格意义上的合法空间。实际上，时至今日，回顾“十七年”时期的中国人文学术史，很少有专业学者不承认那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学术范式，尽管它有着强烈的“理论先行”色彩。第二个原因是，在既定的立场、视角、理论框架下，严肃意义上的思想学术功力也仍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于理论的精致表达、用既定理论框架研究具体问题上找到用武之地，故仍然有学术商讨的空间，也区分得开不同论述的思想学术成色。实际上，正是这一时期的前述一系列论战，铸就了《文史哲》最初的品牌。《文史哲》人“知出乎争”的办刊信念，正是由此而来，并在发起、推动前述论战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初的实践。后来（迄今），学界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较之“五阶段”社会发展理论更青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观照传统中国社会，并推演出了“国家权力主导论”等至今有生命力的学说，与前述论战及其延续暴露了“五阶段”理论之于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系列瓶颈，而“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则与中国史料和中国经验相适切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时期的文史哲学术，与改革开放以来迄至今日的文史哲学术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内在演化理路可循的。

总之，“十七年”时期中国人文学术的主流是政治学术，具有明显的“理论先行”色彩，这是由革命胜利后的思想文化转型这一大势所决定的。《文史哲》作为由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社会科学家三重身份于一身的华岗校长创办，非常自觉地顺应了这一趋势，引人瞩目地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新范式的塑造。随着时间与历史进程的推移，尽管当年的这一范式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与时俱进的更新的范式扬弃，但《文史哲》在学人心目中的“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与“学术风向标之一”印象，则在正面意义上大致得以延续。这主要是因为“理论先行”的政治学术仍然留有严肃意义上的学术探讨空间，而《文史哲》在参与学术的时代转型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学术的本性，能够本着“知出乎争”的信念，通过发起、推动一系列现象级的文史论战，努力在最大限度上挑旺严肃意义上的学术争鸣火焰。时过境迁之后，除了当年的一些视角、议题、概念、理论迄今仍在延展其思想学术生命力之外，当今的观察者即便对一些已经被时代抛弃的论述也仍然会生发出某种带着历史感的敬意——这些后来被放弃了的论述只要当初是严肃认真地提出的，后来的学术史观察者往往就总是能够同情地体会到其中的心血与汗水。

二、第二次复刊至20世纪末：回归不温不火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

1973年8月，《文史哲》第二次复刊（此后再未停刊）。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以其富有学术色彩，征订数高达72万份，但受纸张供应限制实际印行24万份。这一空前绝后的订阅盛况，昭示着时人对高品质人文学术的渴求。由于此时尚处于“文革”时期，《文史哲》在办刊方针上采取了在学术研究和大批判之间走中间路线的策略，并公开提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影响极为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0月，《文史哲》第5期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并由此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同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政治风尚，以纠正上一时期的“左倾”错误为基调，同时也对过分“右倾”加以防范。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能打破旧格局的往往是“偏颇的深刻”，矫枉过正在所难免。思想文化新潮流的开启，往往都带着这样一种冲劲儿。

《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评论指出，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在1977—1978年间刊发了大量高举“反对封建主义”理论旗帜的文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尽了一份‘鸣锣开道’的责任”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语境中，本土传统与封建主义之间往往被划等号，“反对封建主义”因而意味着“反传统”，与之相应的建设性主张是“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一篇《读书无禁区》发端的《读书》杂志，从1979年创办伊始，就紧扣‘反思“文革”’‘呼吁现代化’‘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脉搏，在思想文化领域冲锋陷阵，一段时间内走在学界特别是思想启蒙的前列，起到了引领潮流、前驱先路的作用。《读书》杂志对‘文化大革命’后30年思想文化史的塑造作用不可低估。” 总体来看，“反对封建主义”“向西方学习”与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基调有着很高的重叠度，但作为其思想文化内核的“新启蒙”“西体中用”“反传统”则势必倒向今天所谓的“现代化=西方化”这一简单化公式，很大程度上等于在重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西化”曲调。这既是其冲劲儿所在，也是日后势必要被再调整、再平衡的偏颇所在。

平心而论，《文史哲》尽管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但并非这一时期中国人文学术新潮流的引领者。尽管《文史哲》自1979年第2期即开始设立“现代美国文学研究”这一连续性专栏，还在1980年第3期上组织了“关于如何评价当代外国文学问题的讨论”，可谓与改革开放的国策声气相通，但外国文学研究栏目并没有成为《文史哲》事业发展的现象级增长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史哲学术研究始终都是《文史哲》的发文基本盘。凭借上一时期建立起来的突出学术声誉，以及“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严肃认真的学术立刊取向，《文史哲》在这一时期广泛吸引着老一代和新生代实力派学者的赐稿。所以，尽管只是主打中国古典人文学术，这一时期的《文史哲》仍然能够反映“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 ，当然，有的是直接反映，有的是从侧面或间接显示。

就《文史哲》办刊基因的承续和演化来看，在相对和缓的办刊氛围中，“新时期”的《文史哲》与自身刊名相协调，逐渐形成了主打不温不火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的风格。这为《文史哲》人稍后进一步感知本土文化传统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以下略述三例，对此加以展示。

第一例：1978—1979年推出传统文道关系议题长文，以史论结合的厚实古典研究遥契当下现实。1978年，旨在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家全国最权威的理论刊物和创作刊物的联席会议共同倡议支持。“伤痕文学”看似一种消极叙事，但在当时所发挥的无疑是赞助“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主旋律的感人变奏功能，这实际上是“全国最权威的理论刊物和创作刊物的联席会议”明确赋予其极大合法性的底层逻辑所在。就此而言，“文以载道”的传统文道观，在现时代仍有其活泼泼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上一时期极端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弊端历历在目，“文以载道”即便有其现实生命力，上一时期的教训也告诉我们不应将其强化为“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 。上述情况相当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学史上的文以载道与文艺独立之争议题，而对历史上的相关争议、典型实践、突出现象的发掘、勾勒与审视自然有助于更具纵深感地认识这一问题。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文史哲》分两期连载了牟世金先生的《从文与道的关系看儒家思想在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长文。该文分七个节点，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文道关系”演化线索，既对文学“不能独立发展而‘蔚为大国’”表示遗憾，也对“诗文创作走上纯文学道路之后”“偏于形式而忽于内容”，甚至使文学成为“享乐腐化的工具”表示不满。可以说，此文对儒家“文以载道”理念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进行了遥契现实的评述，显示了中国古典学术资源之于理解当下中国现实的有效借鉴意义。

第二例：1984年年初策划刊发《文化史研究笔谈》，提倡在经济史、政治史之外加强文化史与传统文化研究，为席卷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文化热”肇端。刊发于1984年第1期的这组笔谈系《文史哲》自觉策划的结果，正如蔡尚思在笔谈稿一开始所写的那样，“《文史哲》编辑部约我们参加文化史研究的笔谈，并且拟出这个题目，内容也代为指出，这对我很有启发，我表示感谢” 。四篇笔谈稿中除胡道明那篇专论应“加强和推广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加强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之外，其余三篇（作者依次是庞朴、蔡尚思、祝明）很大程度上皆是针对前一时期把历史研究等同于经济史、政治史研究，而轻忽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政治的作用和影响而发。对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无疑既有助于将思想解放的空间推扩到本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领域，也有助于将对外开放从经济、政治领域扩展至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异域文化的引介与研究方面。同样在1984年推出首批12种的“走向未来丛书”代表着后一个方面的开拓，《文史哲》所日益强化的不温不火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品牌则代表着前一个领域的推扩。在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潮流时，论者往往将1984年作为“文化热”的开端之年，诚然有其现象依据。

第三例：1998年推出《“儒学是否宗教”笔谈》，从终极关怀层面观照传统文化的安身立命功能。这组笔谈文章的作者当时的年资分布依次是：蔡尚思时年93岁（1905年出生），张岱年时年89岁（1909年出生），季羡林时年87岁（1911年出生），张立文时年63岁（1935年出生），李申时年52岁（1946年出生），郭齐勇时年51岁（1947年出生），或为学界耆宿，或为年富力强的中国哲学史与儒学研究名家。这组规模大、规格高的笔谈同样出于《文史哲》编辑部的自觉策划，简洁的编者按开门见山地将相关议题概括为如下三问：儒学是“学”还是“教”？如果是“教”，那么，它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如果是宗教，那么，它是汤因比的“是指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呢，还是蒂利希的“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论”“是终极的关切”的神学信仰体系呢？六人笔谈中除季羡林比较中性地给出了“从‘儒学’到‘儒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勾勒之外，其他五人皆在正面意义上断定儒学即便不是宗教，也在提供安身立命之道方面起了比某些宗教还要大的作用。《文史哲》编辑部理论编辑室编辑李梅副教授指出，“在人们对儒学的态度仍然偏于保守且以批评居多的1998年，推出‘儒学是否宗教’笔谈是一件需要胆识和学术眼光的事情” 。这组笔谈推出之后迅速引起学界关注，且不断被后来的研究者援引述评，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功能议题，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终极关怀问题，从此常驻当代中国人文学界。

上述三例依次发生在1978—1979年、1984年、1998年三个时间点上，代表着中国学界和《文史哲》人对以儒学为代表的本土传统文化认知高度的节节攀升，而以考究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与安身立命功能为其最高层次。在此过程中，《文史哲》大量刊发研究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的高品质文章，推出了一系列栏目或专题策划，例如：“《聊斋志异》研究”专题（1980年第6期）、《魏晋玄学笔谈》（1985年第3、4期）、“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专栏（始于1986年第6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笔谈》（1987年第1、2期）、“国学新论”专栏（始于1994年第3期）、《儒学与现代化──杨向奎先生访谈录》（1995年第3期）、《对21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季羡林，1998年第1期）、《“儒学的研究、普及与大众化”笔谈》（1999年第5期）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文史哲》在中国古典人文学术领域的上述耕耘，始终承受着在“现代化=西方化”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中道”的张力。《文史哲》既没有在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简单地倒向前者，也没有因为自己主打中国古典人文学术便无原则地拥抱后者。这种勇于承受张力、在张力中持续寻求“中道”的不温不火的传统文化研究耕耘，进一步锤炼了《文史哲》在创刊之初所携带上的“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的办刊基因，使《文史哲》人对“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有了更具纵深感和广阔度的体认，为《文史哲》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再次“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积累了动能。

三、21世纪前十年：预见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调整

中国经济、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驶上了高速发展的车道，经过约二十年的积累之后开始撬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某种程度的中国主体意识，尽管“现代化=西方化”的成见依然非常强劲。就外部环境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成为亚洲继日本后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经验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典型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东亚文化圈的特殊优势。文化界同样出现了与上述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相匹配的宏观现象，也即要求提升本地区思想学术的世界地位。《文史哲》至少可圈可点地捕捉到了其中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重要现象，而这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文史哲》人对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调整的预见。

第一个现象或可称为“重估东方美学的世界地位”。2000年7月，“首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70余位专家学者就21世纪东方美学的国际地位及研究前景等问题交换了彼此的看法，对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东方美学重新定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争鸣。《文史哲》于次年首期刊发了一组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执笔的笔谈，反映本次会议的概貌，其编者按表示：这次会议，标志着东方美学研究在全球语境下新的崛起。阅读这些笔谈文章，更突出的感觉则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对思想学术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很是不甘。

韩国学者闵周植《全球化时代东方美学的角色》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20世纪是‘西学东渐’的时代”，“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21世纪则很可能是东西方文化和解与共荣的时代”，并为“2001年的第15 次（国际美学）大会将在日本召开，在‘21 世纪美学’的共同主题下，会上还将举行东方美学特别分组会议。无论是在讨论的议题上，还是在会址的选择上，都说明西方学者已开始对东方美学产生了兴趣”而欢欣。为“西方学者已开始对东方美学产生了兴趣”而欢欣，所折射的当然是西方学界与西方美学的优势地位，这正如日本学者滨下昌宏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美学会，从会议运营以及论点设定的主导权来看，其实质是‘西欧’美学会，这一点，我们作为东方人不得不承认” 。与会的东方的东方美学研究们者对国际美学界的这一现状并不满意，闵周植在文中介绍说“与会代表取得的共识是：处在世纪之交的转折关头，我们作为东方学者，有着阐释东方艺术精神、进而弘扬东方文化的历史责任” 。东方的东方美学研究们者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溢于言表。

中国学者同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为对“西方中心主义格局对东方主体性的压制”的反思，中国学者王德胜写道：“在20世纪东西方关系史上，全球化被定位在东方向西方寻找‘现代化’的基础上，所以东方民族往往忽视了自身文化内在的现代性转换因素”；“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势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不仅拥有经济上的主导性力量，而且其经济优势还直接决定并巩固着它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有利地位——西方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形成了对于其他地区、民族文化的制度性权力体系”；“西方文化借助当代人类文化共同性问题而逐步削弱东方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现实认同感，在逐步消解东方价值观的特殊性的同时，以‘经济—文化’一体性强权而剥夺东方文化话语空间”。王德胜进而表示，“东方文化在迎接这一挑战过程中怎样有效地把握自身的价值存在，将直接决定全球化在当代东方的发展前景。”具体该怎么办，他认为：在态度上，“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不应再被视为东方向西方的‘融入’，而应成为东西方文化间在寻求相互对话过程中的一种互动与合作”；在努力方向上，应该去“‘发现’东方美学体系在文化上的价值共同性，以及这种价值共同性在整个当代东方美学发展中的制度性确立方式”，进而“不是单纯基于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民族性或地域性身份认同”，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当代东方美学对于人类文化共同性问题的解释权”。

这种既承认对方优势地位而又心有不甘的意识，不仅存在于世纪之交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界。它同样出现在21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而突出地表现为迄今余波未消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而《文史哲》正是这场大讨论的三个导火索文本的发表者之一。这是《文史哲》在21世纪初所捕捉到的中国学界要求重估、提升中国思想学术的世界地位的第二个重要现象。

这件事情的原委如下。2001年9月，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到访中国，在上海同王元化先生就中西文化之异同进行了一次两个多小时的对话。我们知道，德里达是一位“后现代”思想家，“解构”是他的招牌术语。在谈话中，他“旧瓶装新酒”地援用了黑格尔的“中国没有哲学”断语，并补之以“只有思想”。站在“解构”的逻辑中看，德里达对黑格尔这句充满鄙薄之意的“中国没有哲学”断语的援用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因为他的“解构”思想一并也将黑格尔哲学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代表之一给解构了。与此相应，“中国只有思想”在德里达这里则完全算得上是褒义，因他正是要通过告别“哲学”而拥抱“思想”，来摆脱他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对此当然有所了解，但对德里达相关言论并不买账。王元化先生的心态不难解析：首先，黑格尔鄙薄“中国没有哲学”的论断，不但关系到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事关中国文化的尊严。作为一位亲历过“殖民地情况”的老人，王元华先生对此不无敏感。其次，中国传统学术中明显存在堪与传统西方哲学相比拟的议题、概念、论辩，即便以西方哲学为“哲学”之标准，“中国没有哲学”也仍然说不过去。换言之，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显然对中国传统学术严重缺乏了解。再者，旨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思想”，仍然可以看做西方哲学史演进之一环，坦然接受其提倡者对“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表彰，仍然无异于甘心将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安置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之下。尽管德里达在和王元化先生的谈话中曾就“中国人大多数讲英语，而不讲其他外语”专门对“文化霸权主义”发表了微词，但他实际上并未觉察到自己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高论（即便是出于褒扬的初衷），在中国文化人士的看来仍然带有文化霸权主义的色彩。

王元化先生的相关讲述经《文艺报》《中国图书商报》《文史哲》发表之后，迅速在中国哲学界引起反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于2003年依托“重写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研讨会组织编发的4篇专题研究论文和1篇主持人语，曾四度确认德里达2001年在中国重提重提“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是业已兴起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的直接起点，并在较高的层次上进一步推波助澜。《文史哲》也相继发表了何中华《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检讨——一个有限的观察和评论》、杨国荣《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曾振宇《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许嘉璐《卸下镣铐跳舞——中国哲学需要一场革命》、景海峰《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陈少明《哲学与论证——兼及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陈来《中国哲学话语的近代转变》、刘笑敢《简论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与功能》、杨国荣《认同与承认：中国哲学的个性品格与普遍意义》、颜炳罡《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范式转换之得失及未来走向》等文章，并通过在2009年5月举办“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人文高端论坛等学术策划，对这场大讨论予以跟进。十余年下来，总地来看，中国哲学界大体上已经达成了以“本土传统资源现代化”与“古今外来资源本土化”为两翼，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共识。但追溯这段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西方哲学中心主义”的抗争实乃这场大讨论的原始动力所在。诸如“卸下镣铐跳舞——中国哲学需要一场革命”这样的文章标题，以及少数学者发出“告别中国哲学，回归传统经学”的提议，尤其将对抗“西方哲学中心主义”的动机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西方哲学居国际哲学舞台强势地位的背景下，“以‘本土传统资源现代化’与‘古今外来资源本土化’为两翼”这一共识的达成，无疑也是中国主体意识广泛存在、广泛作用的结果。

思想学术总是在动态发展中，而办刊人的识见总是有限的，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办刊人自身永远需要不断拓展和提升自己的识见，以便使所办刊物更好地捕捉学术动态、介入学术动态，乃至引领学术动态。办刊人识见的拓展与提升有其偶然性，但在“有准备的头脑”那里发生这种拓展与提升的概率总归偏高。就拿上述《文史哲》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为例，在2002年刊发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之际，谁能料到21世纪初的一场标志性大讨论将由此启幕？谁又会联想到十余年之后中国人文学术将要迎来一场战略性调整呢？《文史哲》人只是出于职业的敏感与敬业的劳作，以一系列动作对这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进行了长线跟进。而这一跟进的过程不但使《文史哲》名正言顺地在这场现象级的大讨论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而且还连同组织、编发《“东方美学的研究前景”笔谈》等等其他高品质学术文章的经历，一起潜移默化地教《文史哲》人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国主体意识”的兴起，以及学界对“合理的中国主体意识”的诉求。这种真切的体会，是以主编为代表的《文史哲》人能较早预见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调整，并顺势而为的认知基础所在。

在《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先生主持下，经编辑部全体同仁推敲斟酌，《文史哲》办刊宗旨自2007年第1期正式确立为“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这一办刊宗旨的确立，既是对《文史哲》主打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的固有刊风的准确概括，同时又传达了复兴本土传统文化而推陈出新的思想学术抱负，并将这一抱负同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进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办刊宗旨的确立，可以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更高的水平上，重新激活了《文史哲》创刊之际所禀赋的“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办刊基因，堪称向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界注入了一个稳健、开放、合时宜的“中国主体意识”范本。

从“首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对“西方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形成了对于其他地区、民族文化的制度性权力体系”的批评，到现行办刊宗旨的确立及稳健、开放、合时宜的“中国主体意识”的凝练，以主编为代表的《文史哲》人日益感受到一个从“西化-反传统”转向“中国主体意识-回归传统”的大趋势正在中国人文学界形成，而且，这一思想文化趋势同中国经济、社会自改革开放以的高速发展成就与势头高度契合。2008年5月，《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人文高端论坛，与论坛上热议的“中国文论因匆忙接受西方文论而失语”问题相呼应，刘培先生在代表编辑部报道此次高端论坛时，画龙点睛地径以“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作方向性调整”作为了综述文章的标题，显示出上述“从‘西化-反传统’转向‘中国主体意识-回归传统’的大趋势”这一观察和预期正在《文史哲》办刊人中间持续酝酿。2012年以来，经由一系列顶层设计引领，上述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调整的预期正在加速成为现实。《文史哲》团队亦凭借其稍微领先“半步”的预见，而得以更加自觉、较为显著地介入这一轮中国人文学术的大转型。

四、近十余年：自觉参与“重建中国主体意识”的学术大转型

在此有必要专门申明一下重建“中国主体意识”的意义。正如王德胜先生在《文史哲》2001年第1期笔谈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的行程中，全球化之于东方国家的直接意义常常被限于‘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主观要求之上……东方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被置于‘西方’的整体结构之中，其前途则被定位于‘融入’或‘纳入’西方文化制度的可能性，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肯定” 。一言以蔽之，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被定性为了西方文化制度的归化客体。平心而论，这种“归化”压力，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为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一些东方文化提供了摹仿与追赶的目标，促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但问题在于，这种模式下的发展，速度即便再快，其目标也终归是某种有限的现成之物，也即过去或现在所看到的某种西方现代化样态与指标。只要这种“被归化”与“摹仿-追赶”的目标设定方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被归化者便永远只能像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笔下的那位和乌龟赛跑的阿基里斯一般，纵有再大的实力或潜力，也只能先跑到在他之前出发的乌龟的起跑点，然后再将此刻所看到的乌龟所处的新起点设为自己的下一阶段目标——从而顶多只能是无限接近乌龟，但绝无可能超越乌龟。

文化或文明之间的赛跑，长远来看其积极意义不在于“输赢”，也即不在于凭借某些优势获取对其他文化或文明的宰制与压迫，而是在于激发不同文化或文明的创造力，一起丰富、优化人类的文化或文明花园。“被归化”式的“摹仿-追赶”目标设定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遮蔽了被归化的文化或文明自主探索的自觉性，大大压低了她们为刷新、优化人类文明形态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概率。更何况，“被归化”的“模仿者-追赶者”，在西方主导的现行文化制度下，总体上确实处于被宰制、被压迫地位。无论是出于为刷新、优化人类文明形态做出更多的创造性贡献计，还是为摆脱被宰制、被压迫的文化地位计，“模仿者-追赶者”都必须在学人之长的同时，树立起“在自主选择中进行创造性发展”的主体意识。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也向国人高规格展示了当今中国的发展成就。一个体量如此庞大，同时又有着数千年悠久而连续历史的现代文明体，有可能持久充当“被归化”的模仿者吗？实际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程虽不乏“被归化”的压力驱动，但其在曲折中演进的具体轨迹，归根结底仍是各个时期的中国“风流人物”们，在充满张力的时局中选择、试错、积累的结果。就此而言，“主体性”从未缺席于近现代与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缺席的只是对这种“主体性”的普遍自觉。在中国发展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越来越难以在世界舞台上一味充当“摹仿-追赶”意义上的“搭顺风车者”角色之际，自觉重建文化上的“中国主体意识”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正是《文史哲》人所预见到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调整或曰“第三次学术大转型” 的本质。

基于上述预见，《文史哲》编辑部在过去十余年间推出了一系列学术策划。在此，我们仅举三例以飨读者，它们分别是：重估儒学价值；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创办《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以下我们分述之。

其一，重估儒学价值。这方面的具体操作包括：设立“重估儒学价值”栏目，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新一轮对话，推动公私德大讨论等。

“重估儒学价值”栏目设立于2013年，其重要意义在于，对近百年来“反传统”思潮进行自觉的再平衡。众所周知，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正是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当年在诊断中国落后挨打的文化原因时，不约而同地将传统儒学视为了症结所在，提出了感染中国思想文化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打孔家店”口号。当年的许多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们赤子之心日月可鉴，他们的初衷和动机一般也都是为了让中国文化和中国国运获得新生，以批判作为革故鼎新的手段原本无可厚非。但站在反思的立场上看，这股发端于新文化运动，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反传统”思潮，存在一个基础性盲点。那就是，这些意图通过全盘反传统革新中国文化的人士们，没有意识到作为革新者的他们自己顶多不过是“半新不旧之人”，而非“彻头彻尾的新人”。旧有传统具体如何去反，新的文化具体如何去建，桩桩件件都需要这些“半新不旧之人”不断决断。尽管这些人都具有了一定的现代西学学养，但必须承认，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与西学的观瞻与摹仿，无不深受数千年历史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这其中就包括儒家的家国天下情怀），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局势左右。抛开这些而一味反传统，根本无法元气淋漓地理解近现代中国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运动，亦无法更加贴近实情地去理解当代中国的道路选择与发展历程。如果说“摹仿-追赶”表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大遮蔽了国人对中国本土“主体性”的意识，那么，在21世纪以来中国日益需要重建文化上的“中国主体意识”之际，重新正视、全面审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积淀出来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存在与作用，就成为一项必修功课。由于正面意义上的“反传统”思潮以新文化运动的“打孔家店”为起点和标志，重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自然应当从“重估儒学价值”着手。

围绕着上述意向，《文史哲》刊发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组稿）》、《儒家传统的开放性新探：孝一慈现象分析（笔谈）》等一系列切实地重估儒学的现代性价值的厚重学术论文。除此之外，《文史哲》编辑部还于2015、2017、2018年三度举办“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以期让儒学基于中国经验同在当今世界上居强势地位的理论深入互动，促进学界更自觉地关注当代中国现实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联，更有效地探索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这三次高端论坛的主题依次是“性善与性恶”“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分别促成或开显了如下共识或问题意识：没有一种国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单纯的性善论或性恶论基础上；“贤能政治”的关键问题在于“由谁来选贤”“如何安排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需进一步探讨促使个体结合成社群的“关系”基础。上述这些议题设置与论坛所达成或开显的共识与问题意识，其共同指向是让儒学以更具现代技术含量的方式切实参与“未来人类社会应如何组织”的前瞻性研讨中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史哲》编辑部2019年策划举办了“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人文高端论坛。这次论坛挑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西方’这两大问题迄今为止远未得到应有的总结”这一议题，并以论坛侧记的形式向学界点出了“儒学与‘五四’能否/如何和解”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堪称是“重估儒学价值”的一次阶段性小结。此后，《文史哲》“重估儒学价值”栏目又于2020年第1期刊发了陈来先生的《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一文，并以青年学者蔡祥元《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一文的发表为契机，顺势推出“道德、理念与制度”专栏持续推动“公私德大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报》发布的《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曾专门将“公德与私德之争”作为七大板块之一重点加以综述。

其二，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介入式地见证“中国主体意识”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界的上升。这项工作始于2015年。自此以后，每年春季的《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都会以上一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的发布，作为开幕式的重要看点。这项工作的初衷和目的是，在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日益繁荣并正在发生深刻变迁的背景下，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推出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在于：人文学术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每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包括国际形势）都在变换，精神气候始终都处在调整重建之中，人文学术只有及时感知到这种变换与调整，及早开启自身的重建进程，才有望在相应时期更有效地发挥人文学术的主观能动性，而非“被形势牵着鼻子走”。这种意识，无疑正是《文史哲》创刊时期所奠定的“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办刊基因的一种自觉表现，驱动着《文史哲》人在办刊主业之外，复将“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与“《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经营成了具有“二次创牌”效果的全新业务增长点。以主编为代表的《文史哲》人对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性调整的预见，从而也就有了识别度更高的调研与展示平台。

在此，我们仅举一例。2015年首次评选发布的上一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第一条，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

20世纪的中国是在反传统中度过的，反孔批儒是这个时代的基调，“文革”中的“评法批儒”将此一基调推向极端。近三十年来，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儒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对此，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态度暧昧。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长篇讲话（以及他的系列讲话），终结了这一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认识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已经走出剧烈动荡的激进年代，和平崛起的历史任务，内在地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向更具包容性与建设性的方向演进。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的世道人心，乃是重塑精神世界与道德秩序的基础性资源。2014年，儒学复兴呈星火燎原之势，以往的思想藩篱得以突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遂引起空前关注。

如果说上述热点解析辞在当时看来略有“敏感”之嫌的话，那么，随着此后中国人文学术形态与精神气候变迁的次第展开，上述解析越来越显现为“一叶知秋”般的明见。除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研究以井喷之势大量涌现之外，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尤其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一系列顶层设计，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这条热点的凝练确实切中了时代的脉搏。“两创”与“两个结合”已然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中国主体意识重建的新时代任务。

其三，2014年创办《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助推西方学界更好理解人文中国。《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不是对中文版的简单翻译，而是致力于将最近二十余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以专题出版的形式植入英语学界，带动西方学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的刊名因而定为“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直译“中国人文学刊”，封面及版权页皆配以《文史哲》中文刊名（字体与中文版同）。经过国际版（英文版）同仁及《文史哲》编辑部全体同仁近十年的探索和努力，《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已经由创刊时的半年刊（每年出刊2期）顺利过渡为季刊（每年出刊4期）。数据统计显示，《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推出的“中国社会形态问题”（2015年第1卷）、“早期儒家思想”（2016年第2卷）、“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2017年第1卷）、“古代东亚秩序”（2019年第2卷）、“重估孟荀二分的传统儒学格局”（2020年第1卷）、“反思唐宋变革论”（2020年第2—3卷）等专题，在国际学界已经引起了较高的关注。下一步，《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还将采取特定策划，加强出版内容与西方学界的对话力度，以期更直接、更有效地成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与此相应，《文史哲》中文版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等栏目也将适当扮演好观察海外学术动态的窗口角色，与国际版（英文版）一道将“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落到实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史哲》中文版与国际版（英文版）将继续奉行“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的办刊宗旨，在“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和国内外有识之士一道，将人文学术的“中国主体意识”建设得更加健康，宣示得更加美丽。

五、结语

人文学术是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直接等于政治，但也斩不断与政治的联系，因为政治往往是宏观气候的强势塑造者。

《文史哲》作为由革命胜利者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高校人文社科学报，甫一发端便具有自觉的政治学术色彩。尽管如此，初创的《文史哲》并未放松学术追求，而是结合山东大学文史两系学术力量较强的实际情况，通过发起、推动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文史论战，引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文、古史、古哲研究相结合的新学术范式的建构。“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的办刊刊基因由此初步奠定，“知出乎争”的信念与实践则本着一种“将学术问题交给学界研判”的姿态在力所能及的尺度内维护着学术（包括政治学术）的学术性，而使作为学术期刊的《文史哲》不同于时政期刊。

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上述办刊基因先后迎来三轮锤炼，分别是：于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末，回归不温不火的中国古典人文学术；于21世纪前十年，预见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调整；在最近十余年，自觉参与“重建中国主体意识”的学术大转型。在此期间，《文史哲》主打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的刊风日益明朗。通过善用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让渡出来的学术自由空间，《文史哲》一方面持续深耕中国古典学术园地，另一方面自发地感受到了古典人文学术研究与时代发展之间所实有、应有的深刻关联，从而能够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预判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调整。

2012年以来，以“两创”“两个结合”“文明交流互鉴”等指导思想的提出为标志，以本土传统资源现代化、古今外来资源本土化为两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愿景，已经作为国家战略在新时代展开。凭借前述领先“半步”的预判与六七十年来累积的学术思想动能，《文史哲》“让古典资源与时代精神深沉互动，从古典深海浮出时代水面”的办刊基因，正在通过设办“重估儒学价值”栏目、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创办《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等作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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