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神话：“局内人”建构的戊戌叙事体系 | 宋雪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决意变法，然而仅仅103天之后，政变迅速撕裂了维新运动所架构的宏伟蓝图。慈禧重新听政，新政悉皆取消，光绪被囚瀛台，维新士人或就戮，或远戍，或罢官，或流亡，清廷谕令通缉犯党，查禁报刊，恢复旧制，试图回到传统帝制的轨道上。不过，与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话语权不同的是，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主要由失败者一方建立。流亡海外的康梁，借助报刊舆论的鼓吹，重述变法故事，缔造出近代史上的戊戌神话。

政变后，康有为不断申说“我历尽艰难辛苦，变维新之大政，拼万死舍一身出来，皆为保全中国四万万之人民之众起见”的经历，以“奉诏求救”的姿态，求助于英国、日本和海外华侨，并以此建立起“戊戌变法之魁”视角下的叙述框架。不过，由于王照的揭发，康氏衣带诏“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人所知”，各处之保皇运动，亦未取得理想成绩。戊戌岁暮，旅居日本的康有为将自身经历写成《我史》一书，但脱稿后即出游欧美，正式刊行迟至半个多世纪以后。康有为身为维新领袖，其发起公车上书、倡立学会、上书进呈等都是维新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但在变法落幕后，整个维新叙述体系的建构主要由其弟子梁启超完成。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前后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前者于1895年中进士，以工部候补主事的身份奔走政治，尚引起时人侧目；而梁启超科举会试不售，1898年夏以举人身份获光绪召见，“仅赐六品顶戴”，“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维新期间，梁启超以主《时务报》撰述、主讲湖南时务学堂名著于时；戊戌春入京后，为康南海的政治主张赞画奔走，虽非政坛人物，亦由宣传之力而声名鹊起。政变后，“康西游而梁东渡，梁氏历主《清》《新》两报”，以一支健笔，“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并以局内人身份撰成《戊戌政变记》一书，建构起维新视角下的戊戌史。作为政治上的边缘人物，梁氏并未在实质上参预政事；然而，借助报刊的力量，时年26岁的梁启超成为当之无愧的“舆论之骄子”。虽然“梁于康氏亦步亦趋”，“著文率皆引申其师之说”，但将戊戌这一“政治上彻底失败之运动”著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实有赖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1898年12月起先后在《东亚时论》和《清议报》连载，1899年5月出版单行本，此时距离政变发生仅有数月，在坊间舆论纷纭之时，梁启超以局内人身份对变法做了最初的总结，也奠定了以康南海为首脑和主线的戊戌叙事框架。不过，“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出于“感情作用所支配”和政治宣传的目的，“将真迹放大”，“言之过当”，并非一部信史。然而，正是这样一部作者“不在廷臣之列，亦不在司官之列”，行文“实多巧为附会”“毁誉任情”的作品，问世后迅速完成了经典化，成为“叙说戊戌变法史的一个母本”。考察维新视角下戊戌叙事体系的建立，《戊戌政变记》的成书发行和阅读接受，均值得关注。

“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梁启超《三十自述》记政变出亡仅寥寥数字，而在看似平常的字面之外，其实有压在纸背的惊险经历和复杂心情。

八月初六（9月21日）早朝，慈禧宣告训政，“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当时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处，消息传来，梁氏“电上海孺博告变”，并偕谭嗣同访李提摩太“商讨办法保护皇帝”，决定“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梁启超赴日本使馆访代理公使林权助，留宿日本使馆。次日，梁氏断发易服，在日本领事郑永昌的陪同下乘火车前往天津，在日本领事馆逗留数日，拟乘9月27日自天津港启程的玄海丸赴日。25日晚，梁启超在郑永昌等人的陪同下乘船出海，途中被北洋大臣汽船追上，双方发生争执。26日晨抵塘沽，梁氏登上大岛号。随后，王照亦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登上大岛舰。由于“在清国水域内无法将二人转移到商船上”，乘坐玄海丸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0月2日，林权助致电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请求“令大岛舰驶往日本并相应尽快派另一舰至天津”。次日，大隈批准了这一请求，“命大岛舰俟接替其位置之炮舰抵达天津，即驶返日本”。10月4日，日方安排须磨舰接替，因其迟迟未到，大岛舰延缓起航，10月12日起碇，先往吴淞，再至日本，10月17日登岸。21日，梁启超抵达东京，由日本进步党出资赁屋。自9月26日登舰到10月17日下船，梁启超居大岛舰中凡22天。

9月27日，梁启超和王照联名致信伊藤博文、林权助，表达对营救出险的感激，并请日方“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试图借日本力量干涉中国政局。当时六君子尚在狱中，大岛舰停泊在塘沽水面，梁启超仍对营救抱有希望。此时距离政变仅仅6天，外间风声鹤唳，谣言纷纭，“不在政局之内”的梁启超短时间内其实难以把握局势动向，而康有为正在赴港途中，师徒之间难以通气，信中的立场和诉求，主要来自梁启超的判断，亦不排除某些材料出自王照。这封信没有提到康有为，也未言及光绪密诏。

9月25日，康有为在吴淞口外英国轮船琶理瑞（Ballarat）上，与英国领事班德瑞（F. S. A. Bourne）谈话时，首次提到光绪密诏，并说“皇上曾骂西太后只是咸丰的妃子，而不是正后，也不是他自己的母亲”（梁、王信中称慈禧“女后”，而无光绪骂慈禧之事），且断言帝后冲突无法调和。随后在赴港途中，康有为同英国领事戈颁（Henry Cockburn）谈话，也阐说了相似的意见。对照康有为的两次谈话记录和梁、王的联名信，虽都强调光绪体健无病，慈禧亲俄并谋划废立等事，但梁、王的措辞要温和得多。这与王照调和两宫的立场相关，二人寄希望于“他邦干预内政”，但未有过激言辞。以维新领袖的身份宣扬“奉诏求救”，实出自康有为。

流亡中的康有为反复申说“仆受皇上密诏，令设法求救”，以光绪代言人的姿态，希望借英国力量“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9月29日晚，康有为抵达香港，翌日与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会谈。康有为称其“誓死以救我皇上”，但根据贝思福的记录来看，此说不实。10月6日，康有为接受《中国邮报》（China Mail）采访，这也是其出亡以来首次公开发表意见。在此前与英国领事谈话的基础上，康有为扩充了若干细节，包括慈禧挪用军费、宦官舞弄权柄等，并着意突出自身在变法中的重要影响。不过，康氏数番说辞并未取得实际成效，英国领事认为康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康有为所笃信的“英国必会救援”，只是一厢情愿。

在求救于英国未有明确结果的情况下，10月7日，康有为在与上野季三郎会面时，请求过境日本，并得到大隈重信同意。10月19日，康有为一行乘河内丸前往神户，25日晨登陆，随即乘火车前往东京，当日夜半抵达麴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番地旅舍，后迁入牛込区加贺町一丁目三番地。

10月26日，梁启超、王照致信大隈重信，详细述说了二人的政治观察和诉求。根据梁启超同日晚间写给柏原文太郎的信中“南海先生已安抵神户”“本拟即入东京”等语，当日康梁尚未见面，即此信仍出于梁、王二人的意见。此时日本宪政党领袖大隈重信为首相（1898年6月30日-1898年11月8日），兼任外务大臣。梁、王首先分析政变原因，将矛盾归结到帝后两派；继而陈说光绪英明仁厚之心、锐意变法之志，然西后专擅权柄，事事阻挠，以致“改革数月而不能大见其效”。为了获取日方同情，梁、王一方面将晚清政坛与日本安政、庆应之时类比，表示维新事业是对明治维新的呼应；另一方面强调中日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希望借助大隈的政治权力，帮助光绪复位。在和王照联名致信大隈的同时，梁启超还在10月26、27日与志贺重昂笔谈，表达的仍是“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之意，希望日本出面，联合英美，“以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之局”。

康梁抵日之后，生活方面受到大隈重信的照顾，梁启超在家书中亦提到“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然而，当梁启超“舍馆既定，辄欲晋谒”时，大隈总是避之不见；志贺重昂虽表示对“贵下今遭时之阳九，流寓异邦”的相怜之情，但未给出任何政治上的承诺。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本在外交方面十分谨慎，“考虑当时日本政治情况，大隈重信作为首相接受梁启超请求的条件，是绝不可能的”。在日本使馆帮助下出险的梁启超，对日方具有好感，幻想借助日本帮助光绪帝复位。然而，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仅以纵横家的方式“作秦庭七日哭”，并不足以成此“男儿奇功”。

《致大隈重信》署为梁启超与王照合发，但很可能主要出自梁的手笔。这封信在发给大隈之外，还寄给了日本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和副会长近卫笃麿，并以《支那志士之愤悱》为题，公开发表在东邦协会机关报《东邦协会会报》上。该文未具名，落款为10月30日。东邦协会成立于1891年，是日本重要的兴亚组织。不过，这封信在《东邦协会会报》并非首发，此前数日已先行刊于《日本人》和《东亚时论》。

1898年12月5日，《日本人》刊发梁启超的署名文章《论中国政变》，题注为“寄东亚会书”；五天后，该文又发表在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东亚时论》创刊号上，改题《上副岛、近卫两公书》。《日本人》创刊于1888年，由政教社发行，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先后担任主笔；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11月，会长为近卫笃麿。与《致大隈重信》对照，在三种杂志上刊发的文本，除首末段有所调整外，内容大致相同（《日本人》刊本首段寒暄语与另两种版本不同，且未署日期），只是《东亚时论》隐去了声讨慈禧的93个字。

《致大隈重信》和与志贺重昂的笔谈记录均未提到光绪密诏。前者提及“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此说还是基于维新史实，并未刻意夸张康有为的领袖地位。根据梁启超10月29日家书所言“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康梁在日本的初次见面，应该在2729日之间，结合笔谈记录，确切地说，更有可能在27日梁启超和志贺重昂的第二次笔谈之后。康有为《我史》将其政变后的旅日生活一笔带过，康梁分别一个多月后，在异国重逢的情形，目前尚无详细资料。

11月2日，在收到梁启超来书的同时，近卫笃麿还收到了康有为的来信。康氏以异常急切的语气，表达了“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的愿望，希望日本“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并请求同近卫见面。当时，近卫笃麿身兼多职，在日本政坛具有重要影响力。11月12日，康有为在林北泉与柏原文太郎的陪同下与近卫笃麿会面。面对康有为的求救，近卫一方面批评维新运动“改革过于急进”，同时申明“外交之事，绝非贵我两国所能解决，如此之大事，必观察欧美列国之态度决定之，甚难断言可否”。随后的11月27日，梁启超、罗普亦往访近卫，“梁之言，大致与日前康之语类似”。在近卫看来，康梁“总是以皇帝复位之事相谈”，但此事“非如康所说的那么容易”，并且“今列国在互相监视之际，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康梁抵日后不久，日本政局出现动荡，1898年11月8日，宪政党分裂，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山县有朋内阁成立。随着大隈的下野，康梁的接待方从政府变成了非执政党。与大隈政府同情维新不同的是，新任外相青木周藏更倾向于与清政府合作。在此情形下，日方对康梁的诉求更加谨慎。

虽然康梁在书札和谈话中反复强调政变系出于帝后矛盾，但在二人赴日之前，日本舆论即已注意到改革过于急进对维新失败的影响，甚至将康有为等人称为“急进党”“急进派”。其实，早在维新运动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康广仁即认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变法失败后，贝思福也曾面责康氏领导的改革进行太急，方法不当；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 MacDonald）更是认为康党不明智的举动，就是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客观上讲，维新运动缺乏规划，急于求成，确是造成“其党立败，进锐速退”结果之一端；然而，流亡中的康梁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维新派自身的失误与不足，不利于以尊皇名义对外求救，亦不利于在海外华侨中建立威信。因此，听闻日本此类舆论时，康梁均急忙辩白。11月3日，梁启超致信品川弥二郎，力证变法之挫败并非源自急进：

为了表达对日本维新志士的景仰之情，梁启超更名吉田晋，借“新日本之创造者”吉田松阴的言论以正名。康有为在被近卫笃麿批评“改革过于急进”时，亦即提出反驳。为了证明对外求救的正当性，康有为发表《奉诏求救文》，抄送各处。该文罗列那拉氏十大罪名，痛詈其以“伪临朝太后”身份“毒害我家邦”，“非惟亡我二万里之大清，实以亡我四千年之中国”；同时，歌颂光绪之神武英明，变法不成全因牝朝篡政，幽废皇上。但其中的关键性文本即光绪密诏，实际经过了康有为的改窜，文末谭嗣同的绝命书，亦出于杜撰。

到1898年11月底梁启超访近卫笃麿时，康梁先后进行了两个月的求援活动还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且近卫表示“不熟知中国之内情”，“不可冒昧从其事”，婉拒了康梁的请求。此时，面对英、日舆论有关中国变法败于过激的批评和“奉诏求救”引起的议论，身为“羁旅远人”的康梁，除了继续持笔辩诬之外，已无更好的选择：

由此，以“局中人”身份撰写一部细述改革情形和政变内幕的著作，就成为康梁彼时争取外援、应对舆论、辩白败因以及宣传政治主张的必要行动。《戊戌政变记》就是这样一部应时之作。据报刊新闻，这项工作11月中旬即已开始。

《戊戌政变记》系为政治宣传而作，叙事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客观上并不能称为实录。但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以宏阔博大的气象、曲折详尽的文字，缔造出近代史上的戊戌神话。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康有为，被确立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和主脑；喋血市曹的六君子，则以英雄形象青史留名。至于作者本人，也在书写中完成了“去国忠臣”形象的自我建构。居日十年，“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开启这一时代的，正是《戊戌政变记》一书。

1898年12月起，《戊戌政变记》先后于日本《东亚时论》（1898年12月10日至1899年1月25日，共4期）和《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至1899年4月1日，共10期）连载。在两种刊本基础上，《清议报》馆1899年4月印行的九卷本《戊戌政变记》增加了差不多两倍的分量。新增内容多数是引文，而非适合报刊发表的时论。独占一册的卷一，包括康有为3篇上疏、维新期间光绪所颁61条上谕及梁氏评论；卷二引用寇连材笔记、政变前后7条谕摺，以及北京特派员来书；卷三新增的《附记保国会事》引录《保国会章程》和康有为演说；卷七包括康有为1895年上书、《强学会序》，以及各省学会学堂报馆目录；卷八收录梁启超《上陈宝箴书》、黄遵宪南学会讲义、谭嗣同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和梁启超《南学会序》。引文涵盖奏议、谕摺、笔记、书信、演说、序文、讲义多种体裁，时间跨度较大，文字篇幅较长，不适于报刊连载。各章不断插入的长篇引文，占据了篇幅的绝大比例，论述部分反成为附加性质的补充和说明。这一方面反映了初印本刊行前编辑时间的仓促，另一方面，所增加的内容，实际上调整了《戊戌政变记》宣传的侧重点，即转变书写策略，从对舆论批评的被动回应转为对历史话语的主动建构。

梁氏将《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政变前记》《政变原因答客难》《圣德记》数篇在杂志上先行刊布，并不单单是出于整部书“卷帙太繁”，更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流亡的维新派既要向日本高层求援，又要对舆论澄清“急激致败”之说。沿着这一思路，梁启超在前期走谒上书的基础上，系统组织文字，公开阐说政见，以期在政治困境中有所突破。

首先，梁启超通过对彼时中外关系、日英政策的分析，敦促日方采取“先发者制人”策略，与俄国进行军事对抗。这仍是《上副岛、近卫两公书》主要观点的重申。既然政变出于帝后之争，“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为了挽回局势，就要向英日寻求支持；在这两国中，“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又是梁氏重点求援的对象。为了唤起日方认同，梁启超以三国干涉还辽之事，强调中日利益的一致，作为寻求同盟的文字策略。然而，身为流亡者的康梁并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这种书生论政的方式，终究无法成功。

梁启超将带有求援性质的《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率先刊布在《东亚时论》上，是把主要阅读对象设定为日本高层，但发表后却引起了日方的反感。12月18日和20日，日本外务省书记官楢原陈政两次上门敦请梁启超离日，梁氏未从；12月22日，楢原拜访近卫笃麿，“谓康有为滞留日本，将不利于日本之外交，希望劝赴他国”。同文会会员白岩龙平致信近卫，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梁氏发表《上副岛、近卫两公书》《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两篇求援文章，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外交紧张，导致日方施压、康有为离日。这两篇引起麻烦的作品，不再刊于《清议报》，也在情理之中。

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创刊时，梁启超的寄稿《政变始末》刚刚在《东亚时论》第2号发表。《清议报》第1册将其作为《戊戌政变记》首篇刊出，文字与《东亚时论》刊本基本一致。根据首段“西后之事，既详前篇”，其所接续的，系该册卷首《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该篇接续《上副岛、近卫两公书》的思路，述说改革党人“四面楚歌，所遇皆敌”之困境。梁启超列出14条“政变之分原因”，前12条系维新举措与旧党冲突之事，后2条为光绪赐康有为、杨锐、袁世凯等人密诏事。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撰文提到“衣带密诏”，说明写作中曾与康有为商议。康梁将密诏作为维新运动“卒以此败事”的关键，一方面强调“奉诏求救”的正当性，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辩护，即把变法破产的原因归咎于旧党阻挠，以回应外间对维新派“改革过于急进”的质疑。这一用意，在接下来的《辩诬》（《政变原因答客难》）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虽名为“答客难”，但除去开头“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踡跌之忧乎”的设问外，这篇长文悉皆梁启超独白，文字铺排，一气呵成。可以说，这是康梁面对中外舆论的集中回应。首先，梁氏强调“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从练兵、开矿、通商、外交、教育等方面陈说洋务运动三十年改革之不成，全因李鸿章、张之洞等施行“温和主义”、布新而不除旧，故提出变法“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其次，参照明治维新史，申说新政“急激”举措的必要性：

基于日本经验，梁启超为康氏“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等论断进行辩护，将变法不成归于旧党和西后。面对“世人乃以急激责之”的情境，梁氏陈说“局中人曲折困难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反诘舆论“不审大局，徒论成败”，以“局内人”身份进行辩白。

虽然中外各界“急激之咎”并非空穴来风，梁启超后来也承认康有为“举动或失于急激，方略或不适于用”，而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梁氏唯有持笔应战，为维新党人立言。变法仅持续百日即“挫跌一无所存”，但梁氏始终相信这场失败了的运动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舆论关于变法失败是否应归咎于“急激”的讨论，并未随着梁文的刊出而完全退去，而梁氏“不以成败论事”的书写策略，确是取得了言论上的成功。

康梁的旅日生活和政治宣传，很快引起日本报界关注。早在他们以政治流亡者身份抵日时，《太阳》杂志就刊出二人照片，此后，《太阳》《东邦协会会报》《东亚时论》《日本人》等先后发表多篇政论文章，详论清廷政变始末，介绍新旧双方政策，兼论日方应对举措。梁启超《上副岛、近卫两公书》发表后，其“悲壮惨淡”的血泪之语，迅速获得了日本报界同情；《戊戌政变记》刊布后，也很快引起了日方注意。

1899年1月1日，《太阳》杂志“海外事情”栏刊发《清国政变始末》，署名质轩，内容主要源自梁启超《上副岛、近卫两公书》。根据该期《寄赠书目》，其所据底本当为《东亚时论》第1号所刊梁氏文章。随后，该栏目连续刊发多篇相关文章：

除《皇帝不豫》和《清分割问题之复燃》据自时闻外，其余数篇皆源出梁启超诗文；据《清议报》改编而来的四篇，即为《戊戌政变记》部分篇章的编译之作。日本大型综合性杂志《太阳》创刊于1895年，半月刊，发行处设于东京博文馆，当时编辑人为岸上操。岸上操字质轩，号佥刃，上述改编皆出自其手。根据1899年9月岸上操与梁启超的会谈，梁氏本人并未参与。表面上看，这种编译行为具有侵权嫌疑，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此举实有利于梁启超政治观点的传播。因此，当梁启超得知“质轩”“佥刃”的真实身份时，不仅毫无愠色，还送给岸上操一部《戊戌政变记》。

《清议报》创刊后，即向日本各大报馆按期分送，《太阳》《东亚时论》《日本人》《东邦协会会报》等刊“寄赠书目”栏都可得见《清议报》各期赠刊，《日本人》还专门为《清议报》做了介绍。随着《清议报》的刊行，《戊戌政变记》也得以在日本传播。1899年3月23日，在外交压力下，康有为离日赴美，《清议报》很快停止了《戊戌政变记》的连载，随后出版单行本。当年的日本外交档案收录了关于《戊戌政变记》出版的报告：

结合《清议报》第14册广告，《戊戌政变记》的正式出版，即在5月中旬。康梁对外求救的政治主张虽未实现，但《戊戌政变记》的发行在日本并未引起太多争议。不过，当《清议报》和《戊戌政变记》漂洋过海，转输国内时，则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

1899年10月21日，《申报》发布《戊戌政变记》寄售广告：

商务印书馆寄售的是当年5月日本初行的线装三册九卷本，广告基本依照《清议报》第1114册《<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这则广告陆续刊登到11月底，然而，《戊戌政变记》在国内上市不久，就遭到了公开抵制：

这篇长文，就《戊戌政变记》言及西后虐待皇上、褫夺权柄等情形逐条驳斥，力证梁文为“自相矛盾之词”，且就寇连材之事，问“梁逆私交内监，窥伺宫闱”之罪。文中提到“去秋康梁二逆脱逃之后，鄙人曾著为论说，谓宜著其罪状，刊印成书，由出使大臣分给海外诸华商，使明于顺逆之途，免被康梁所煽诱”，然未及成书，梁即“肆无忌惮，著此逆书”。这里指的应是一年前《申报》所刊《慎防逆党煽惑海外华人说》。《禁逆书议》延续前文攻讦康梁“大逆不道”“颠覆国家”的思路，把关注点聚焦于《戊戌政变记》这部新书，声请抵制。很快，此“逆书”就引起了朝廷注意，旋即遭到查禁：

在查禁“逆书”的同时，清廷悬赏通缉康梁，且从读者一端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加惩办”。

彼时清朝官方查禁的，不只是《戊戌政变记》单行本，也包括《清议报》等刊物。早在1899年4月，“梁启超诸犯在外洋创为《清议报》，广播蜚言，妄思勾煽”之事，已见诸报端；《戊戌政变记》在国内发行时，由“梁启超所为之《清议报》行销市上已历一年”，“无识之徒，间有出资购阅者”，守旧一方再次撰文声讨。《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确是实言。不过，纵使官方明令禁止，以致“书坊不敢公然出售”，但仍由何擎一转输国内，“己庚之间已销流两千部”，“梁启超之《清议报》，华官亦尝禁人阅看，亦尝禁人代售，而至今内地仍有流传，未见绝迹”。为此，张之洞还曾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屡禁而不止，体现了梁著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迨清廷覆亡，民国肇建，康梁归国，《戊戌政变记》也摘掉了“逆书”的帽子。梁启超去世后，林志钧编辑出版《饮冰室合集》，并出版单行本，其中即包括《戊戌政变记》：

中华书局发售的单行本，虽称“依据手稿，校订最为精确”，但其实是以广智书局本为底本的八卷本。这则广告，陆续刊登至1939年。从晚清到民国，书商皆在强调“不可不读此书”，但对照《申报》相隔四十年的两则广告，推销的理由，已悄然由前瞻式的“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了如指掌”变为回顾式的“凡欲知此次政变之始末者”，前者重在关切未来国情，后者则旨在钩沉前朝往事。不过，戊戌时代落幕后，康梁及其所代表的维新精神并未被世人遗忘，梁著《谭嗣同传》《杨锐传》《杨深秀传》等文，先后选入多种国文教科书，成为民国教育范本。根据当时教育部课程标准，中学国文读本选文应当“含有振起国民精神，改进社会现状之意味”，“包含国民应具之普通知识思想，而不违背时代潮流”，且“叙事明晰，说理透切，描写真实，抒情恳挚”，“体裁风格，堪为模范”。梁氏文字的“平易畅达”“条理明晰”自不必多言，其“近代中国思想家，启蒙运动之先驱”的地位与“倡议变法维新，鼓吹革新事业”的功绩，也堪为时代典范。《戊戌政变记》虽为政治宣传而作，但世事变幻几十年后，其在文学、思想、教育诸方面，仍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1909年，革命党人黄世仲所著“近事小说”《大马扁》在日本刊行，序文谓“康梁所以能招摇于海外者，全恃《戊戌政变记》一书，盖书中极力铺张，去事实远甚，而外海侨民，蒙于祖国情势，先入为主，至于耗财破家，在所不恤”。该文虽系攻讦康梁之作，却也从反面道出《戊戌政变记》的巨大影响力。

作为一部以政治宣传为要旨的应时之作，《戊戌政变记》写作思路依据时势不断调整，在结构上多有不完整之处，刊行后又根据现实需要多次改易，形成极为复杂的版本系统。梁启超在流亡中的写作，纯为“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不必求工”的“觉世之文”，而非图作“传世之书”。然而，这部细说变法原委，希图影响国际舆论，实现救上复权的作品，终究是“侠剑无功”。但另一方面，从清季到民国，梁任公“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的精神，并未随着时事更易而褪色，其明晰畅达的政论文字、委婉动人的传记文章，也使《戊戌政变记》具有史料之外的多重意义。

戊戌维新的一百天，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一百年。“变法维新一事虽告失败，但影响所及固极深远”，这场归于失败的改革，虽未能达成效仿日俄、新国新民的期许，但其在政治体制、文化思潮、社会舆论诸方面，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亦昭示着国家未来新的可能。借由梁启超的书写和建构，戊戌之秋的政治变局，成为极具悲剧色彩的时代记忆；维新派所发起的一系列求新求变之举，则开启了20世纪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先声。在这一意义上，戊戌时代不完全是已经消逝的过去，维新的书写和记忆，体现出转型时代历史的艰难演进，也关系到新旧之间的国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