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丁鑫、周晔｜金融发展的角力：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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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的角力：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丁鑫 周晔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1期
● 作者简介：丁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周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与南北之间，相邻地区的发展差异也尤为突出，而金融发展中集聚与排斥效应的角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通过检验2004—2018年31个省份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存在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金融集聚，金融排斥的负向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但是金融集聚能够有效缓解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剖析发现，在相邻地区金融资源的势差分布中，金融集聚的虹吸效应激发了金融排斥，由此形成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具有长期性特征，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较为显著。此外，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源于金融效率的优化，金融排斥的溢出效应源自深化地理排斥、评估排斥和条件排斥。本文研究结论为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金融发展；金融集聚；金融排斥；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
一、研究背景经济发展不平衡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区域间协调发展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中央不断强调经济活力与金融发展紧密关联的背景下，金融的空间作用日益受到各界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金融稳定和发展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金融稳定和发展意味着金融结构的稳定和深化，从空间地理的视角研究金融结构，深入挖掘金融产业的地理分布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对金融地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与应用价值。集聚与排斥是金融产业的空间特征，伴随着金融发展互相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英国的金融业更加集中于中心区域的大城市，而全球金融资源也以伦敦-纽约为轴不断强化聚集。金融排斥同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金融排斥会使经济和金融发展产生相互抑制的“马太效应”，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学者从多个方面分析了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如从企业、行业、地理空间层面研究金融集聚，从居民、企业、地理空间层面研究金融排斥。那么，在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均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下，二者的相互作用及各自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到底如何？换言之，金融业的空间特征必然表现为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同时存在，研究金融产业的空间结构与溢出效应不应该只关注单一方面。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相关性到底如何？就目前的文献而言，这类问题并未得到深入讨论。为填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按照地理邻接关系0-1权重、地理距离权重、嵌套权重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分析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分别采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此外，本文将进一步探讨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原因，采用动态空间面板分析非对称效应的动态过程。最后，将通过对金融集聚和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机制的探讨，揭示出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拓宽了金融产业的空间结构研究视角，从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相互作用角度出发，分析二者的空间相关性，完善金融空间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链条，全面分析金融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2）通过分析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的形成及动态过程，揭示中国区域协同发展中长期存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源的势差分布造成的金融虹吸效应，为缓解诸多地区协调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提供新的思路；（3）对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机制进行分析，找出其中重要的空间溢出路径，有助于针对中国金融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充分发挥地区金融分布的优势，为优化经济增长动力提供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有关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随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使学者们更加关注金融产业的空间特征，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金融中心具有空间层次分布特征，并且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更加显著的区位集中趋势。尽管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能够克服金融活动的地理空间限制，甚至有学者宣称“地理学终结”，但是由于金融行业存在着契约性、密集性以及非标准化信息等因素，金融发展并未走向所谓的“地理学终结”，金融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依然存在区域边界的限制。
（一）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理论机制
金融集聚是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有关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多从其形成原因展开讨论。金融集聚是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高度集中的结果，而其驱动因素就是金融资源的自由性、趋利性、高速流动性。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首次提出“金融集聚”的概念，随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从抑制汇率波动、资本累积和技术创新、储蓄效应、投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分析优化经济增长的条件。金融集聚的过程中首先产生的是规模经济效应，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不断集中形成了规模经济，金融集聚不仅提高了本地资金的融通效率，也加速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资金融通，提高了区域资源配置效率，进而通过规模效应向外部溢出。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集聚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并通过金融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结合产生创新激励效应，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并不断循环累积，强化人力、技术、资本等金融要素空间上的集聚，从而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通过辐射和扩散不断影响着经济增长。但是金融集聚的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受制于地理空间距离的大小和信息传输的强弱，地理距离会制约科学技术向周边地区扩散，非标准化信息也无法避免远距离传输带来的信息衰减问题，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局部空间依赖性。
国外学者对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多从国家（区域）层面展开。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通过全局溢出模型分析美国金融集聚对周围地区的辐射效应。科图尼奥等（Cotugno et al.，2013）发现意大利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的信贷可得性依赖于其与银行信贷中心的距离。国内学者主要从全国和区域的角度分析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任英华等（2010）发现金融集聚在中国28个省份中存在着较强的空间依赖性。施卫东和高雅（2013）则研究了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唐松（2014）对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情况进行了分析，进一步验证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何宜庆和吕弦（2015）研究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经济圈的金融集聚溢出效应。
（二）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理论机制
莱申和思里夫特（Leyshon & Thrift，1993）提出：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部分特定人群不能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从而出现了金融排斥现象。金融排斥随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受限于金融机构的地理区位，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服务无法获得改善，造成当地人群的金融服务缺失；另一方面，金融服务的缺失也与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往往更容易接受新的金融服务，易产生金融服务需求。此外，经济落后地区相比经济发达地区而言金融排斥程度更高，在中国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金融排斥更加严重。
测度金融排斥的代表性方法是肯普森和怀利（Kempson & Whyley，1999）提出的六维评价标准，即地理排斥、价格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策布拉（Cebulla，1999）则根据金融排斥的形成原因将其分为结构排斥和主体排斥。在金融排斥的地理空间差异方面，国外学者针对美国和英国开展了广泛研究。国内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以及东西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空间差异的形成原因，且通过对金融排斥波动情况的测算，验证了金融排斥在城乡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徐少君和金雪军（2009）通过构建金融排斥指数，验证了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粟芳和方蕾（2016）从供需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多数文献从省级区域，如云南，以及全国层面讨论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在县域层面也有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
（三）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理论机制
金融集聚是金融产业的基本组织形式，针对不同地区及不同层面的研究均表明，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排斥是特定人群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的现象，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样在不同地区及不同层面得到了验证。然而，已有文献缺乏对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对比研究，尤其缺乏对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二者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
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共同影响着经济增长，亚历山德里尼等（Alessandrini et al.，2010）指出，分散化的金融体系可以使边缘地区的企业避免金融排斥的负向效应，换言之，金融集聚越高的地区，其边缘地区金融排斥的负向效应就会越显著。一个地区内金融集聚与相邻区域内金融分散的趋势并存，中心地区金融集聚的高低影响着边缘地区的金融排斥效应，二者影响的具体群体却并不相同，一方面受金融集聚影响的群体在一般意义上不存在金融排斥，另一方面受金融排斥的人群很难享受到金融集聚的红利，但是二者同时存在于同一地区，共同影响经济增长。
如图1所示，金融集聚由金融资源向中心地区聚集形成，金融排斥则由于金融资源在边缘地区分散分布而产生。在区域内部金融资源总量既定不变的假定下，金融集聚程度提高导致的虹吸效应，使得中心地区进一步吸收了边缘地区的金融资源，致使金融资源更加分散，金融排斥现象加重，即金融集聚会强化金融排斥现象。此外，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本地区，溢出效应体现在周围地区，影响着当地及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它们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着相互间的角力。空间溢出效应受限于地理距离对金融交易的影响，地理距离的增大不仅会提升交易成本，也会加剧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信息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逐渐衰减；尤其是非标准化信息，失真程度更加严重。因此，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形成非对称空间溢出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边界。尽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市场分割、行政区经济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省级区域管理界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赛跑”等因素，加之金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从而导致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受限于地理距离的长短。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相互角力，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启示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只专注于单一层面，而是应该注意到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共同作用。本文从多个维度构建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指标体系，并依次通过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金融集聚，金融排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金融集聚缓解了金融排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这种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源于金融资源的势差分布，势差分布的虹吸效应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3）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长期渐进性影响，并且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才显著；（4）金融集聚通过优化金融发展效率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金融排斥则通过深化条件和评估排斥及地理排斥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上述实证结果在不同空间权重和指标检验下均具有稳健性。
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的政策启示：首先，由于金融排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抵消金融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部分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虽然金融集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排斥的负向作用，但是其虹吸效应强化了金融排斥的负向作用，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减缓金融集聚的虹吸效应，尤其是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战略执行中要设立保护机制，避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被区域金融中心进一步吸收，区域金融中心要重视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强化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次，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是由金融资源势差分布引起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历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障碍，在中国典型的金融势差分布地区，尤其是以京津冀及周边的地区、珠三角及周边地区为代表，这种势差分布的叠加效应会使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愈发严重。因此，要注重资源的适当倾斜和均衡发展，提高金融中心周边地区的金融竞争力，加大开放力度，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弱化势差分布的负面影响，通过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像西部等金融排斥较为严重的地区，强调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减缓当地的地理排斥、评估和条件排斥，从而减少当地经济增长的阻力，尽力缩短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1期87—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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