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肖舒婷 | 作为权威建构过程的政治传播——基于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CSSCI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作者简介 

●刘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肖舒婷（通讯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三期第113至第122页

作为权威建构过程的政治传播

——基于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摘要

 Abstract

政治传播能够塑造民众的政治世界，是政府论证进而建构权威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与2018—2019年中国地级市政府微信公众平台的推文数据，考察政治传播与权威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众的权威人格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展开的政治传播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民众权威认同的产生，不同内容的政治传播信息对于体制认同、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三个权威认同维度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主流价值观类的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民众对体制权威的认同，政务信息对权威认同的三个维度均有正向影响，文化历史类信息则正好相反。与此同时，权威人格在部分政治传播信息与不同维度的权威认同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遮掩效应）。

关键词

Key words

政治传播；权威；政治心理；地方政府

一、引言

伴随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我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均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中创建账号，增强与民众的交流与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注意力市场”的竞争中，不少地方政府使用了多种“夺人眼球”的传播策略，如标题党策略、情感策略等来吸引民众的阅读与点赞。这与民众印象中政府权威而严肃的形象形成一定的反差。为什么地方政府会采纳媒介化的政治传播策略？地方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民众进行沟通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意图？换言之，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政治传播方式与策略来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本质上是为了通过政治传播来论证其正当性理由，进而建构权威并持续生产政治合法性。然而，在“无限”信息量与“有限”注意力的张力之下，地方政府开展的政治传播能否增进民众的支持与认同？这即是本文尝试回答的研究问题。

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与理论工具，政治权威体现着民众对于执政者的认同、支持与信任，对于理解国家-社会/个人关系至关重要。学术界已就政治传播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分析与论述，但总体来看，关于二者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微观个体民众媒介使用对于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较为缺乏关于权威主体开展的政治传播对于民众政治态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与中国地方政府政务微信推文数据为具体分析对象，通过分析微信推文的内容数据呈现地方政府论证其正当性的具体图景，并试图解释政治传播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民众的权威认同。

二、政治传播中的权威建构：一个理论框架

（一）政治权威及其建构

权威（authority）是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研究议题与重要理论概念，回答政治权威“从何而来”“如何实现”等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终极价值之维。权威是一种具备合法性的权力，因而政治权威的建构直接影响到权威主体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在他看来，“对合法性的信仰”实际上是构成“统治的可靠的基础”，这种信仰主要基于三种理由，即制度章程中的依据、神圣性的理由与执政者的超凡个人魅力，因而他认为政治权威实际上可以划分为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三种类型。在韦伯研究的基础上，戴维·伊斯顿将合法权威具体操作化为散布性政治支持和特定性政治支持。他认为对于权威的认同不仅包括民众对于政治体制、主流价值的一种支持与认可，也包括民众对于“当局”及其政策、行动、言论等表现出的支持与认可。

执政者建构权威的过程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政治行动者对于自身合法性的论证，二是民众对于权威的认同与支持。换言之，权威建构的过程实际上可以分为自上而下的权威论证过程和自下而上民众对于权威认同的反馈过程，执政者能够通过论证其权威的正当理由来获取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进行政治传播的过程亦是其论证权威进而建构权威的过程。通过分析政治传播的过程与逻辑，本研究试图剖析政治传播在权威建构过程中究竟发挥着何种效用，具体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如何进行自身的权威论证，以及民众对何种正当性理由表现出了支持与认同。

（二）政治传播与权威建构

对于政治传播过程中权威建构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至阿尔蒙德、维伯和伊斯顿等学者的政治社会化理论。阿尔蒙德和维伯指出，政治共同体的塑造应培育能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感和对政治系统信仰的政治文化，而媒介接触则是创造认同与信仰的重要途径之一。伊斯顿也认为，政治体系会“利用意识形态的陈述去解释、辩护和说明权威性输出”，以期持续生产权威认同。与此同时，他认为，政治社会化及其个人经验也会影响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与支持。因而，阿尔蒙德、维伯、伊斯顿等学者将培育认同及其政治文化作为建构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

政治传播与权威建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引起了众多政治学和传播学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政治传播能够从执政者层面、制度层面以及共同体层面建构制度权威。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认为，党和政府通过“权威性沟通”来适应政治秩序和政治发展的环境变化，进而不断增强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总的来看，学者们一般将权威建构作为政治传播的一项政治功能来展开研究。从权威认同的具体测量来看，学者们通常将权威认同具体操作化为民众的政治态度，并认为政治传播能够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政治认同等政治态度。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的媒介使用，都对民众的政治信任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学界分野出两种不同的视角与观点：一方面，持悲观观点的学者认为，民众过多使用媒介（尤其是新兴互联网媒介）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其原有政治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另一方面，持乐观观点的学者认为民众的媒介使用实际上可以促进其进行政治学习与政治参与，进而提升其政治信任度。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表明，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会影响民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作用的发挥，因此，有效的政民沟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秩序。总而言之，关于个体民众媒介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政治认同等政治态度，现有研究已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但相关研究的视角主要是自下而上地从微观个体层面出发，研究民众自身的媒介使用情况如何影响其政治态度。本研究则试图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从权威建构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分析地方政府如何进行政治传播，以及这种政治传播能否增强民众对其的支持与认同。

（三）政治传播影响权威认同的机制

如果政治传播能够影响民众的权威认同程度，那么二者之间是什么机制在发挥作用？有学者指出，家庭、学校、媒体等政治社会化的渠道都能够在个体权威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政治信息从执政者传递至民众的过程中，民众会按照一定方式来对信息进行阐释和解读，而民众自身的主体性则会影响其对于信息的解释与理解。因而，民众的权威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选择接触的信息、是否信任信息以及是否能够接受信息，等等。已有实证研究发现，权威人格更加凸显的个体民众更容易受到媒介信息的影响。此外，学者指出，权威人格倾向更明显的民众通常会更加信任媒介信息。从这个意义来说，权威人格实际上可能促进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依赖，且使其更信任政府发布的政治信息。

既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证明民众的权威人格与政治态度之间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学者认为，随着后政治传播时代的到来，民众主体意识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国家认同的叙事。已有研究发现，个体民众的权威人格越强，其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度会更高，对政府的支持程度与信任程度也会更高。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接触能够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而在此过程中，权威人格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学者们也发现中国网民的权威人格会削弱媒介接触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权威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信息接触与民众政治态度关系中的重要中介变量。

三、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数据是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数据库。该调查旨在了解中国民众的政治、社会态度取向，为检验本文的理论提供了相关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概率抽样设计，于2019年8月至10月在全国31个省份展开调研，共回收7015份样本，有效样本6586份（有效率为93.88%）。除此以外，本文还使用了卢樱丹和潘婕采集的2018年5月25日至2019年5月25日的中国213个地级市政务微信推文数据，共计197303条。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在将两个数据集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匹配了27个省份的204个地级市。在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数据库中，共计有这204个地级市的4158份个体民众样本。此外，由于个别变量存在缺失值，本文首先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对样本中的缺失值进行了插补处理。具体来看，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具有以下特征：从性别分布来看，样本共包含2764名男性（66.47%）和1394名女性（33.53%）；从年龄分布来看，年龄主要分布在25~34岁（1485人）与35~44岁（1061人）的群体中，分别占比35.71%和25.52%；从现居住地来看，居住于乡镇（33.09%）和县及县级市（28.60%）的人居多；从政治面貌来看，调研对象主要为非党员群体，占比为80.81%；从年均收入来看，年均收入为3万~6万的群体最多，占比为23.98%，其次是年均收入为6万~10万的群体，占比为23.69%。地级市层面的经济社会类数据来自《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变量测量

自变量是不同类型主题的政治传播信息，这就包括地方政府在其微信公众平台传递主流价值观、政务信息、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以及文化历史等主题信息的情况。这种测量主要通过对每个地级市全年的微信推文标题进行文本主题分析，进而通过无监督机器学习将微信推文分为不同的类别，并根据隶属于不同类别的微信推文数量占该市一年中总推文数量的比例来测量这一变量。具体来说，本文使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来对中国地级市政府发布微信推文的标题进行主题分类，并将主题数设置为30。接着，我们通过阅读与每个主题相关的20个排名靠前的标题与关键词确定了这30个主题的标签，并根据主题标签进一步明确该主题隶属于主流价值观、政务信息、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文化历史等五类信息中的哪一类。

因变量是民众的权威认同。伊斯顿认为，民众对于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行政当局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的政治态度，因此，本文根据伊斯顿对政治权威对象的讨论以及林尚立对于政治认同结构体系的探索，从三个维度来测量权威认同这一概念：一是体制认同，这既包括对于本国政治体制的认同，也包括比较意义而言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认同。二是身份认同，一方面，包括民众个体对于其在民族共同体中的角色认同，另一方面也包括民众个体对于政府绩效的认同、对于政治领袖的认同以及民众个体对于政治共同体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三是价值认同，主要通过询问受访者对自由、法治、民主等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来进行测量。

中介变量是权威人格。为探索政治传播影响权威建构的机制，本文主要检验权威人格在政治传播与民众权威认同间的中介机制。本文主要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等方面测量这一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根据现代化理论，民众的政治态度既受到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影响，也受到宏观社会层面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微观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年均收入、政治面貌、现居住地等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变量；宏观集合层次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经济社会发展类变量。

（三）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通过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模型和吉布斯采样（gibbs sambling）对标题进行文本分类，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试图论证的权威类型。其次，由于本文所使用到的数据为多层嵌套数据（nested data），因此主要使用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或称多水平模型（multilevel model，MLM）来验证政治传播与权威认同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政治传播与权威认同之间的作用路径。

四、政治传播与权威认同

（一）政治传播信息结构与权威认同

本部分主要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检验政治传播能否建构政治权威，即民众所在地政府的政治传播信息内容是否能够影响民众的权威认同。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体制认同、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三个维度来测量权威认同这一概念。

1．政治传播与体制认同

根据表1可知，在控制了混淆因素的影响后，主流价值观、政务信息与民众的体制认同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文化历史类信息则与民众的体制认同存在负相关关系。首先，地方政府传播主流价值观类信息的比例越高，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也会不断增强。一方面，这说明主流价值观类信息能够通过强调历史合法性来唤起民众的合法性记忆，进而增强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权威认同；另一方面，这说明通过建构新时代的价值信仰也能增强民众对政治体制的权威认同，并促进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其次，地方政府传递政务信息的比例越高，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也会越高，即地方政府对于其工作流程、工作方式等展示得越多，越能够增强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理解与认同。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文化历史维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众的体制认同程度。再次，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类信息的传递对于体制认同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民众的权威人格倾向越强，其体制认同度也越高。这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权威人格倾向越强的民众，更为依赖地方政府，进而更认同政治体制。此外，微观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对于民众的体制认同也存在显著影响，如表1所示，年纪越长的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更高，党员比非党员更加认同政治体制，收入越高则民众的体制认同度越低。

2．政治传播与身份认同

由表2可以发现，在控制了混淆变量对民众身份认同的影响之后，政务信息维度显著正向影响民众的身份认同；文化历史维度显著负向影响民众的身份认同；此外，权威人格显著正向影响民众的身份认同。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传播政务信息的比例越高，民众对其在共同体中的身份认同程度也会不断增强。这可能是因为通过传播地方政府为共同体的有序发展所做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民众经由中国文化熏陶而形成的集体主义思维。这种集体主义思维不仅能够唤起民众对于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更能够增强其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的身份认同。而文化历史类信息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众的身份认同程度，这可能是因为文化历史类信息涵盖的议题主要涉及当地文化、旅游等，其主要内容与作为共同体一员的民众身份的关联程度较低。此外，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类信息的传递对于身份认同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民众的权威人格倾向越强，其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度也会更高。由表2可知，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均对于民众的身份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在微观层面，女性比男性的身份认同度更高、民众年纪越长则身份认同度越高、党员比非党员更认同自己作为共同体一员的身份、年均收入越高的民众身份认同度更低。相较于居住于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民众，现居住于县乡的民众身份认同度更高。在宏观层面，人均GDP（对数）对身份认同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

3．政治传播与价值认同

由表3可以发现，政务信息维度显著正向影响民众的价值认同，文化历史维度显著负向影响民众的价值认同。与此同时，权威人格也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民众的价值认同。政务信息的内容、编辑和发送，不可避免地含有共同体的政治价值取向，因而，当政务信息传递比例越高时，民众就越容易受到共同体所倡导的政治价值影响。与此相反的是，文化历史类信息的比例越高则越会负向影响民众的价值认同度。此外，主流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类信息的传递对于价值认同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主流价值观类信息的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严肃性与枯燥性，使得这类信息的传播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类信息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民众对于政府及其颁布政策的满意度，但却并不能直接影响民众对于政治价值的认同度。此外，从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女性比男性的价值认同度要高、民众年纪越长价值认同度越低、党员比非党员更认同主流价值、年均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民众价值认同度越低。相较于居住在大城市的民众，现居住于中等城市或县乡的民众价值认同度更高。从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人均GDP（对数）对价值认同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

（二）政治传播建构权威的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采取结构方程路径分析法对中介过程进行检验，表4呈现了政治传播的各维度通过权威人格对权威认同的影响，总体上权威人格显示了较为强大的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表4汇报的路径模型均显示出较好的拟合水平。

首先，根据表4可知，在政务信息影响体制认同的路径中，权威人格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178（p<0.10），占总效应的55.97%，bootstrap 90%置信区间为[0.031,0.336]，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权威人格在政务信息与体制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其次，权威人格在政务信息与身份认同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政务信息的中介效应值为0.288（p<0.05），占总效应的79.56%，bootstrap90%置信区间为[0.082,0.499]，置信区间不包含0。与此同时，权威人格在公共服务与身份认同的影响路径中发挥着显著的遮掩效应，公共服务的间接效应值为-0.133（p<0.10），bootstrap90%置信区间为[-0.264,-0.003]，置信区间不包含0。但是，其符号与直接效应（0.290）相反，说明权威人格在公共服务与身份认同之间的间接效应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权威人格实际上遮掩了公共服务类信息对权威认同的正向影响。最后，权威人格在政务信息与价值认同之间也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政务信息的中介效应值为0.242（p<0.05），占总效应的80.13%，bootstrap90%置信区间为[0.062,0.437]，置信区间不包含0。此外，仅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在主流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文化历史分别影响体制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路径中，在主流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历史分别影响身份认同的路径中，权威人格没有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地方政府的政治传播能否促进民众的权威认同？本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基于政治传播而展开的权威论证不一定能够持续生产权威认同，民众是否能够接纳地方政府的论证并将其转换为对政府的权威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传播信息的主题与民众心理人格的影响。具体而言：其一，政治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认同的生成，然而不同的传播内容对不同维度权威认同的影响效应并不相同。主流价值观类信息显著增强了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认同，但并没有显著影响民众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政务信息显著增强了民众权威认同的三个维度，这说明目前地方政府通过向民众展示其运作的具体过程，不仅能够促进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认同，也能够增强民众对于其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以及价值认同；文化历史类信息则会显著负向影响民众的权威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未能通过地方文化历史活动得到满足；此外，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类信息未能显著影响民众的权威认同，说明地方政府对于其自身绩效权威的论证，未能显著影响民众对其的认同感。其二，民众的权威人格是政治传播影响民众权威认同生成的重要作用机制。政治传播影响权威认同的主要机制在于民众个人的权威人格，权威人格至少解释了一半及以上的政治传播对于权威认同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一方面，民众的权威人格倾向在政务信息与体制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另一方面，个体民众的权威人格特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公共服务类信息对于民众身份认同感的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公共服务类信息传递的比例越高则民众的权威人格倾向越强，民众的权威人格会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传播公共服务类信息对于身份认同的部分正面效用。因而，民众的人格特征与主体意识实际上会影响其如何理解与阐释其接收的信息，而权威人格特征越强的民众越能被权威主体的权威论证所说服，进而影响民众的权威认同程度。

本文所做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本文从权威建构的视角展开政治传播的过程研究，一方面，能够清晰呈现从地方政府进行政治传播到民众权威认同生成的复杂“中介”过程，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权威建构的过程研究；另一方面，基于政治权威与政治合法化理论来分析政治传播的过程，不仅能够呈现地方政府政治传播背后的意图与动机，也能描绘出政治传播影响个体民众权威认同的过程。其次，权威人格是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权威之间关系的关键变量，是描绘政府直接接触个体民众的关键心理人格变量。也即是说，个体民众的心理人格变量是连接国家与个体民众之间直接沟通与互动的关键变量，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可操作化提供了启发性思路。此外，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分析对象仅涉及政务微信公众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无差别的类展开研究。在中国的治理情境中，县（区）及以上的地方政府基本已建构起多平台的融媒体矩阵，因而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直接沟通与互动方式不仅仅存在于微信这一个平台中。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其他社交媒体。同时，本文受制于数据采集条件，难以开展跨时段的比较研究，未来有待进行长时段的数据采集，并进一步展开纵向分析。

注：封面图片源于vcg.com

华中大社科学报

欢迎您的关注

点“阅读原文”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