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霞 | 当代乡村亲属关系的节日实践——以一个鲁西南家庭的春节为例

Original 王均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9-23

当代乡村亲属关系的节日实践

——以一个鲁西南家庭的春节为例

文 / 王均霞

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阶层与地域意义上的双重流动性使得过去偏向同质性的乡村亲属关系群体内部日趋走向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深刻影响着当下乡村亲属关系实践。借由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局内人视角深描具体的人及其家庭在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一定程度上可以发现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亲属关系实践的逻辑。整体而言，当下传统亲属关系维系习俗既被执着地固守着，又被快速地改变着。对习俗的固守是因为父辈和子辈仍然分享了一个经由频繁的面对面互动而织就的共同的过去，在这个过去中，父权式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被内化成人们认知的一部分，父辈仍然象征性地实践对子辈的传统权威。改变则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非农化的工作时间约束与生活空间的远隔，使得亲属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频率与时长大为减少，亲属关系网络内部共同的生活经验及蕴含其中的亲密感日趋稀薄，习俗实践的情感动力日趋匮乏；另一方面，子辈日益走进以其自我与核心家庭为中心的个体化进程中。在以自我及其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利弊权衡中，亲属关系维系的重要性日趋减弱。在固守与改变两种力量的角力过程中，今天的乡村亲属关系网络日益走向松弛。

关键词：自我民族志 ; 流动性 ; 异质性 ; 亲属关系实践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节日文化与乡村振兴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王均霞，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录概览

一一个鲁西南乡村家庭春节亲属关系实践

二流动性、面对面的消逝与松弛的乡村亲属关系之网

结　语

全文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展开了对于乡村亲属关系与现代化这一课题的研究。例如，王思斌基于对河北省泊头县农村的调查，从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两方面讨论了亲属家庭合作在农村合作经济中的地位，并据此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亲属家庭关系趋向紧密化、非宗法化、易动性，经济利益成为亲属家庭联系的重要纽带。他断言，只要农村仍执行现行政策，在农村经济、社会政策不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亲族性社会关系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会呈现出弱化趋势”。同样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实地调查，王沪宁总结了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特征：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稳定性等，这些特征与现代社会的社团性、流动性、平等性、法制性、工业性、交易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认为，村落家族的最终变化，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对村落家族的状况从结构到功能进行分析之后，他判断说，中国村落家族正处在历史演变之中，过程中虽有反复，但其整体的历史趋向是消解。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分析了包括宗族在内的传统亲缘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可调整性与适应性。例如，钱杭认为“宗族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汉人为满足其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需求的体现”，借助江西农村宗族和新加坡汉人宗族的实例，他得出结论说，“宗族的组织形式、宗族的祠堂、宗族的谱牒和宗族的内在机制，都可以通过自我调整，逐步地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契合”。郭于华则认为，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交织、融混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亲缘关系作为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它的形式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以复制和放大。高丙中、夏循祥通过对号称“江南第一家”的郑氏家族组织的研究，呈现了家族这一传统形式的民间组织被当代政治与社会现实所形塑的样貌，从一般性的“社会组织”的概念探讨了家族作为普通的、正常的民间社团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可能性，认为“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与创新，家族组织正经历着从宗法性、血缘性、集体本位的群体，朝着个人本位的同姓社团这样的方向演化，向着现代社会的普通民间团体方向演变”。

以上这些研究从不同进路论述了传统亲属关系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未能充分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流动，尤其是90年代之后家庭化的流动对于亲属关系实践的影响。人口学家根据三普数据估计，1982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为65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66%，到了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了1亿，而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数量接近3.8亿。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口流动的家庭化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已婚流动人口中，夫妻共同流动的比重2011、2014、2015、2016年分别是85.2%、90.9%、90.0%、85.5%。但早在2004年，周皓就根据五普数据，探讨了1990年代的人口迁移与流动与1980年代的区别，认为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是1990年代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特征。这样的人口流动趋向对于普通人的亲属关系实践产生了何种影响？那些流动起来的人们如何在流动的语境中进行亲属关系实践，其实践逻辑又是什么？本文通过对我的婆家2018年春节期间亲属关系实践的自我民族志书写，尝试从局内人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呈现鲁西南地区一个普通乡村家庭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力求从日常生活实践的幽微之处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的亲属关系实践。

一一个鲁西南乡村家庭春节亲属关系实践

在行政区划上，我的婆家属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嘉祥县距孔子故里曲阜60公里左右，是孔子思想的主要继承者曾子的故乡，被视为孝文化的发源地。当地人传统观念深重，尊卑秩序鲜明。

我的婆家F村是一个人口在4000人左右的单姓村，整个村庄被分成了四个大队。这四个大队有共同的祖先，人称老爷爷和老奶奶。每到正月初一，村里人都要去祖庙里给老爷爷老奶奶磕头。

村里人年节期间的走动主要发生在父系宗亲以及由婚姻连接起来的姻亲之间。就我的婆家而言，其亲属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公公这边的亲属和婆婆那边的亲属。从代际的角度来看，这一亲属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主要包括公婆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子辈小东（我先生）这一代人。公婆那一代人大多出生于1940年代和1950年代，小东这一代则大多出生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公婆那一代人当中，女性很少有人接受过学校教育，男性通常只接受过小学教育，人们大多以务农为生，其生活被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上，亲属之间因相互需要以及足够多的闲暇时间而有着频繁的走动。但到了小东这一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人们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义务教育的普及，小东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高考获得了城市户籍成为新城市人，并在城里安了家，一些人流动到城市做起了生意，一些人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工地上的建筑工等。那些在城市做生意的人大多都是举家迁入城市，还有一些人离土不离乡，在家乡做着诸如跑运输、开工厂等副业（见表1），有条件的都在镇上或者县城里买了房。亲属之间的往来因空间距离的远隔以及工业社会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而急剧减少。以小东为例，他现在在远离家乡的上海工作，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至亲生病），他通常只在春节的时候回家过节、拜访亲友。基于过去共同的生活经验，亲属关系的意义对于小东这一代人而言仍是不言自明的，但流动性使其亲属关系走向疏离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在亲属关系之外，小东这一代人拥有了比父辈更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同学、同事、朋友都被纳入其中，甚至在择偶方面，跨地域的结合也日趋普遍。流动所带来的视野的扩展使得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也比公婆那一代人更具开放性与多元性，它不再单纯来自于纵向的代际传承，而更多地受文化背景多元的朋辈群体以及大众传媒的影响。

一当下婆家亲属关系实践的四种模式

现在，婆家春节期间与亲属关系实践相关的习俗主要包括“串门儿”、“上坟”、“出去磕头”和“走亲戚”这四种形式。在这四种亲属关系实践活动中，“上坟”、“出去磕头”和“走亲戚”是最传统的亲属关系维系方式，它们分别指向去世的宗亲、在世的宗亲和姻亲；而“串门儿”则更具灵活性与补偿性，那些非血缘亲属之间的走动以及春节期间因个体原因不能在传统的走动时间节点进行的走动，都被纳入到“串门儿”之中，其最大的特点是亲属之间的互动时间短暂。这四种亲属关系实践模式完全地覆盖了当下一个普通的鲁西南乡村家庭需要维系的所有社会关系。

最近几年，我以儿媳的身份完全地参与到婆家的亲属关系网络之中，在婆家春节期间亲属关系的实践细节中看到了人们对习俗的坚守，也看到习俗的瓦解趋势。接下来我将按照活动发生的大致顺序（“串门儿”—“上坟”—“出去磕头”—“走亲戚”）来描述我所经历的2018年婆家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

1 “串门儿”：一种快速的亲属走动模式

婆家的“串门儿”是从年三十开始的。这天早上，小东吃完早饭就先带了两盒白酒和一箱牛奶去隔壁村的大爷家串了个门儿。这位大爷是我公公的老同事和把兄弟，比我公公年长一些，两家在人情世事上一直都有走动，小东每年都在年三十的时候去看望他。2016年，我第一次来婆家过年的时候，小东还特意带我去他家串了门儿以示对两家关系的重视。从大爷家回来，小东又带了酒和点心去看望了叔（公公的亲弟弟）和婶子。小东本打算这天晚上再去济宁的三叔和四姐家串门，但因为年三十晚上的鞭炮实在太凶了，没法开车，在我和婆婆的劝说下只好作罢。三叔和四姐分别是大爷的亲兄弟和闺女。小东以前跟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关系很亲近，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走动，只不过现在小东在外地工作了，回来的时间有限，现在的走动基本就是每年春节时的拜访了。正月初二晚上得了些闲空，小东便赶紧去三叔和四姐家串了个门儿。去四姐家之前，小东先给四姐打了个电话，正巧四姐和女儿要去看电影，两人便商定把去看四姐一家的礼物（两箱酸奶）放在四姐所住小区门卫，这也算走动了。去看望三叔也经历了一番波折，因为三叔搬家了，而小东并不知道！

年三十这一天，婆家也有人来串门儿。前后脚来的是在省内D市做生意的志远一家和志高父子。志远和志高是小东的同辈，拥有同一个曾祖父。按理，志远和志高应该在正月初一早上来磕头，但因为他们常年不在家，过年的时候也只是在年三十的时候回来上坟，然后返回工作地，所以他们每年都趁回来上坟的时候串门儿。志远一家是带着酒和牛奶来的，坐了不一会儿就走了。婆婆给他们一兜自己蒸的菜馍馍作为回礼。志高父子则是带着牛奶和鸡蛋来的，他们在院子里站着说了一会儿话就走了，走的时候婆婆把鸡蛋给他们作为回礼，但他们推辞掉了。这天小东的叔家弟弟国庆和隔壁二婶子家的小胜也分别拿了礼物来看大爷大娘。小东的父亲和国庆的父亲是亲兄弟。小东和小胜拥有同一个太祖父，关系还没出五服，家又离得近，过年的时候两家也会相互带着礼物串门儿。中午小东串门儿回来的时候，也带上我们从上海带来的猪蹄膀去看望了二婶子。

2 “上坟”与“出去磕头”：宗亲关系的维系

“上坟”与“出去磕头”是春节期间传统宗亲关系维系的主要方式。

“上坟”的时间被安排在年三十下午。这天中午，公公去买了火纸，我把成捆的火纸一张一张揭开放在簸箕里以使它们变成“钱”。一吃完午饭，婆婆便把变成“钱”的火纸用包袱包好放在电动车后座上，公公拿来半瓶白酒和一盘爆竹放到前面的车筐里，小东骑上电动车，叫上隔壁的小胜，一溜烟走了。与鲁东南的传统一样，这里的女性过年的时候不去上坟，所以我自然地被排除在上坟的队伍之外，我也视此为理所当然。小东回来跟我说，他是和家族里的其他男性总共四五十人一起去上祖坟的，这四五十人恐怕都已经出五服了，但大家每年都还是约着一起去上祖坟。上坟的时候，大家先统一为共同的祖先烧纸烧香放鞭炮，然后再在长辈的带领下行三叩九拜之礼。之后，大家再各自去给自己家去世的亲人上坟，例如，小东和父亲还有叔和国庆以及国庆的儿子一起去给自己的爷爷奶奶上了坟。

人们把正月初一这一天村子里整个父系家族的人相互拜年称为“出去磕头”。拜年的时候，晚辈都要给长辈磕头。婆家人很重视这一活动。正月初一这天清晨5点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小东告诉公婆我不出去磕头了。因为这事，家里还起了小小的风波（详见下文“三个关于磕头的事件”部分）。

吃完饭，公公嫌厨房空间太小，一会儿来磕头的人没地方磕，便从厨房的炕头上转移到堂屋的沙发上。不一会儿，国庆便带着媳妇和儿子来磕头了（国庆十多岁的女儿没有来），他们进门就先跪下给大爷大娘各磕了一个头。见此，小东马上过来问我去不去叔家磕头？在所有的宗亲中，叔是公公关系最亲近的亲属，我无法说出“不”字，于是便跟着小东出门。我们到的时候，只有婶子在家，婶子把我们迎进屋里，小东边对婶子说小霞身上不方便（怀孕了）就不磕头了，边跪下给婶子磕了头。我要磕头的时候，婶子拦住了我。当听婶子说叔跟国庆一起去我们家了的时候，小东赶紧对她说，我们快回家给叔磕头。回到家，果然看见叔正坐着和公公聊天，小东边跟叔打着招呼边跪下来给叔磕了头，但他没再要求我给叔磕头。在堂屋里坐了一小会儿，小东就领我出来了，国庆夫妇也跟着出来了。国庆媳妇想带我一起去家庙磕头，小东听到了马上说她不太舒服，不去了，要回屋休息。我抱歉地笑笑便回屋了，小东则和国庆夫妇一起出去了。

由于没出去磕头，我也不好意思和公婆一起坐在堂屋里等来拜年的人。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听到不断有人来磕头。他们在院子里寒暄，进屋子里聊天。10点左右的时候，来磕头的人才逐渐少了。11点左右的时候，小东回来了。他一家一家给我数都去谁家磕头了，总共数出了8家。小东遗憾地说现在人少了，老人们都陆续去世了。小东还告诉我他是跟家族里的同辈们一起出去磕头的，给家里的长辈磕完头之后，又去家庙里磕了个头。由于村里人拥有共同的祖先。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家庙磕头。去家庙磕完头，正月初一磕头的活动才算结束了。疲劳的小东长出一口气，说，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我问小东对磕头的看法。他淡淡地说，这没什么，不过是对祖先、对在世的长辈表达尊重的一种方式。

3 “走亲戚”：姻亲关系的互动

“走亲戚”指向的是姻亲之间的互动。尽管“走亲戚”的习俗中也伴随着磕头，但“走亲戚”和“出去磕头”不一样。“出去磕头”是指本村的父系宗亲按照尊长秩序，以磕头的方式相互拜年，而“走亲戚”则主要是姻亲之间通过礼物的交换来相互拜年（如去女方的娘家、男方外嫁的姐妹家）。细分的话，走亲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亲戚家吃饭的，一种是不在亲戚家吃饭的。人们又称后一种为“串亲戚”。现在，除了关系非常亲近的亲属之间会在走动的时候留下来吃饭之外，一般都不吃饭了。

婆家的“走亲戚”从正月初二开始至初五结束。在这四天的时间里，婆家迎来了12位来“走亲戚”的人，他们分别是公公的3个外甥（公公的3个姐姐的儿子们。按照习俗，每家的儿子们都是商量好了轮流来走亲戚）、叔家的2个女儿、婆婆的4个侄子（婆婆娘家的4个兄弟的儿子们）、婆婆的三妹妹和1个外甥（二妹妹的儿子），以及小东的姐姐。今年来走亲戚的人中，只有回来走娘家的姐姐留下来吃了饭，其他人都是稍微站一站，聊几句家常就走了。他们所带的礼物主要是白酒和牛奶，有的人会接受婆婆的回礼，有的人则坚持推辞掉回礼。而婆婆所回之礼也各不相同，多数是将来“走亲戚”的人所带的礼物中的一部分作为回礼，但她也会视情况将自己做的面食作为回礼。例如，她给三姑家的儿子的回礼是一包炸萝卜丸子、一兜菜馍馍和一箱营养快线。因为三姑家的儿子长年在外打工，过年没有特别准备年货。另外，在到访的12位亲戚中，小东姥娘家的子辈们都给公婆磕了头，小东姑家和叔家的子辈没有给公婆磕头，但老人家并没有因此而不悦。

婆家相应地也走了12家亲戚。婆家亲戚的走动大部分由小东来完成，其中最主要的走动是走姥娘家，即去给婆婆的娘家人拜年。早在年前，小东就已经和小姨父等人商量好，初二去小东姥娘家。因此，初二一早吃完饭，公公和婆婆就赶紧开始准备走亲戚的礼物。公公把放在箱子里的各种白酒摆在院子里。婆婆则收拾出别人送来的和自己购买的各种食品，比如牛奶、鸡蛋、豆油等等。然后两个人仔细商量着这些酒和食品都要送给谁家。公公也想今天去串他姥娘家的亲戚（公公舅家的两个表弟），小东就先开车带公公去走姥娘家，之后他再去走自己姥娘家。小东说，按道理父亲姥娘家的亲戚应该他代父亲去走，但因为他长年不在家，跟这些亲戚没有走动过，所以公公要亲自去走动。另外，鲁西南还有一个风俗，那就是外甥去世的时候，一定要有姥娘家的人来给钉棺，所以人们对姥娘家的亲戚极为重视。这大概也是恪守传统的公公坚持走姥娘家的原因之一。不过，公公和小东九点多出门，十点左右就回来了。我为这样的走亲戚速度感到惊讶，但当天下午隔壁二婶子串亲戚回来之后告诉我们，小胜开车带她一天串了8家亲戚！二婶子说，这主要是因为小胜初二下午就要回市里了，所以赶着把家里的亲戚都串完。

小东的姥爷和姥娘都已经去世了，小东他们今年是在二舅家吃的午饭。回来后他跟我讲了今年去走姥娘的情形：这天去走亲戚的除了他，还有二姨家的大儿子小荣和小姨一家。小东他们先到了二舅家，二舅家供着姥爷的遗像，大家便先给姥爷的遗像磕了头。给姥爷磕完头，晚辈们又给二舅和二舅妈磕了头。然后大家带上礼物去大舅家。去年大舅也去世了，晚辈们便对着大舅的遗像给大舅磕了头，给大舅妈拜了年、磕了头。从大舅家出来，大家又带上礼物去另外两个舅家，这另外两个舅是小东姥爷的侄子。小东说，这两个舅和他的两个亲舅平常处得跟亲兄弟一样，大家走得很亲近，所以大家每年都去这两个舅家拜年。不过，去这两个舅家主要是看望，很少吃饭。今年在二舅家吃饭还是跟过去一样，男的一桌喝酒，女的和孩子一桌。在二舅家吃完饭大家又稍微聊了会儿天就回来了。

因为还有很多工作上的事要忙，正月初四下午我们就驱车赶往上海了。经过一夜自驾，正月初五清晨我们到达上海。小建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的时候，婆婆高兴地说该来的亲戚都来了，今年的亲戚走完了。

粗看起来，婆家这一年春节期间的亲属走动与过去并无二致。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大家整体上都还在固守传统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该串门儿的串门儿、该上坟的上坟、该出去磕头的出去磕头、该走亲戚的还是走亲戚，似乎任何一个环节都跟过去一样，人们整体上仍在践行着传统的亲属关系互动模式。我曾不止一次跟小东提议在上海过年或者出国旅行过年，但这些提议总是被断然拒绝。实际上，小东也不是没有纠结。他跟我抱怨过，为了回家过年，他要来回开车一千五百多公里，回家便投入到“串门儿”、“上坟”、“出去磕头”和“走亲戚”等诸项活动中，这常常让他筋疲力尽。但他将此视为不可轻易改变的传统。2019年春节，因为孩子太小，在我的坚持下，我们最终没有回老家过春节，这让小东十分纠结。最终，我们做了一个折中的过年方案：小东腊月二十六回老家看望父母并串亲戚，然后腊月二十九再赶回上海过年。方案达成后，小东大大松了一口气，说这样大家都满意了。他把过年一定要回家的信念归之于根文化和孝道。他说，

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讲究家族的亲戚血脉都在一起。中国人讲究根，根的文化让你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不回家，你连根基都没有了。还有孝道，你得让父母安心啊。你一年到头在外工作，（过年的时候）别人都回家了，你的父母没人管没人问，他们会很伤心的。

但我仍然从对年节习俗的固守中看到了改变。例如，人们用于人情往来的礼物已经不再是家庭主妇们手工制作的年节食品，而是变成了从商店里购买的商品。人们用于交换的礼物主要包括各种品牌的白酒、牛奶、豆奶、核桃露、豆油、鸡蛋等，这些都是通过货币购买而来。过去要花费很大时间和精力来制作的年节食品已经基本退出礼物交换的舞台。在婆家整个春节期间的人情往来中，只有我婆婆用自己蒸的菜馍馍、炸的萝卜丸子去做了少部分的回礼。这一改变意味着人们在年节的准备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大为减少。它与人们不断缩短的亲属互动时间一体性地构成了春节期间亲属关系实践的快餐化趋势，也意味着亲属关系实践模式正在走向空洞化。这里所谓的空洞化主要是指春节期间亲属之间的互动交流日渐失去了实质性的内容而空留形式。

亲属互动时间的不断缩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习俗所规定的走亲戚的时间段长度被大幅压缩。过去一般从年三十持续到正月十五的亲属走动被压缩到极短的时间之内，例如，婆家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往来从年三十开始到正月初五就全部结束了。另一方面，人们走亲戚时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在缩短。与过去更普遍的“走亲戚”（即留下来在亲戚家吃饭并长时间聊天）不同，现在亲戚之间的走动主要以“串”为主（即带着礼物去拜年并很快离开）。例如，正月初二这一天，小东在陪公公走完姥娘家之后再去走自己姥娘家也不迟；二婶子一天能串8家亲戚。这并非鲁西南地区所独有，相反，它表现出一种日益明显的普遍化特征。例如，山东大学的刁统菊老师2019年在鲁南地区的调查显示，鲁南滕州地区人们走亲戚的速度也加快了，有的人一天能走4家亲戚。王颖对鄂中一个以外出卖豆腐为主业的村庄的调查表明，久不在家的人们会在腊月里“赶着走亲戚”。她的一位受访者提到，“平时里都不在家，几乎所有的人情全部安排在腊月。……一天跑好几户人家走亲戚，吃好几顿。有时候实在吃不下，只能给个‘人情’就走。”鲁西南地区的“串门儿”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也正因此，过去亲属之间因频繁的走动与无需考虑时间成本的闲聊所构建的共同感与亲密感日渐丧失。在小东的记忆中，他小时候亲戚之间的走动特别频繁。农忙完了之后，女性有“住娘家”的习俗，外嫁的女儿回娘家一住就是二三十天。他小时候就经常跟着妈妈去姥爷家住，因而跟姥爷家的亲属关系非常亲密。不过，这一习俗在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慢慢消失了，人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农业劳动中而不是走亲戚上。今天，随着亲属关系群体内部成员流动性的增强，更多的人被限定在具有明显的时间规定的工作岗位上，抑或奔忙于农业劳动之外的副业上，亲属之间过去很容易实现的“共同的时间节奏”现在变得难以实现，这导致亲属之间日常走动的频次与交流时长大大减少，这显然影响了亲属之间共同感与亲密感的建构。现在即便是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走动整体上也表现出一种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惯习特性，过去更具情感性的日常走动与交流，在今天日益走向空洞化。

二三个关于磕头的事件

亲身参与其中，我感受到、甚至制造了一些比以上日趋快餐化与空洞化的亲属关系实践更激烈的冲突。

1 父辈的妥协

这个小插曲发生在正月初二小东去姥娘家走亲戚的时候。小东大舅家（小东姥爷的侄子）供奉着家谱，当大家准备像过去一样给家谱磕头的时候，却被大舅拦住了。大舅说，“我带着你们鞠三个躬就行了”，坚持不让磕头。于是大家就在大舅的带领下鞠了躬。不过，晚辈们坚持给大舅和大舅妈磕了头。

讲完这件事，小东对我说，你看，人们的观念在变化，要不了几年，磕头的习俗就没有了。我感兴趣的是，大舅为什么阻止大家磕头？小东说，大舅当时并没有跟大家解释原因，只是坚持不让磕头。在闲聊中，我将其归之于大舅受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儿子的影响，小东则将之归因于大舅感觉到晚辈们都不想磕头了。

2 新成员制造的难题

正月初一吃早饭的时候，小东看似漫不经心地跟婆婆说，“你出去磕头的时候，人问起小霞，你就说她身上不方便，没出来。”按道理，我应该和婆婆以及家族里其他女性一起出去磕头拜年。但我并不愿意。

我第一次知道鲁西南春节时人们还要磕头的时候，惊讶得差点跳起。我脱口而出：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是的，我对磕头这一习俗的第一反应是封建。我鲁东南的娘家现在已经没有过年磕头的风俗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只在很小的时候给爷爷奶奶磕过一次头。另外，我所接受的教育也让我将磕头视为一种陋俗。虽然作为一个民俗学研究者，学术训练让我在调查的时候尽量客观地看待这一习俗，但当它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去参与这项身体实践。因此，我坚决地拒绝出去磕头。我在婆家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因为还没有举办婚礼，所以我没出去磕头；过第二个春节的时候，小东征求了我的意见，然后跟别人说我身体不太舒服，没出去磕头。今年尽管我们并没有商量过，但小东知道我不愿意，加上现在又怀孕了，他体谅我，没跟我商量就这么跟婆婆说了。

小东的话一出口，我敏感地捕捉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公公婆婆继续吃饭，沉默了一小会儿，婆婆笑笑，先开口说， “不出去磕头也没人问。”公公慢慢地喝着饺子汤说，“明年往县上住。”我听出了他的潜台词：搬到县城住，距离的远隔将使我不出去磕头这件事有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我知道，公公婆婆是希望我出去磕头的，而小东是有些左右为难的。吃完饭我和小东回到自己屋的时候，小东劝说我去给公婆磕头，我没有拒绝。我跟小东又回到厨房给二老磕头，但我们磕头的时候婆婆赶忙拦住了我，小东一个人给父母磕了头。

3 00后的选择

小东走姥娘家那天，住在县城的姐姐也带着小儿子小宇回来走娘家了。小东从姥娘家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回去。小宇今年16岁了，还在读中专。我们在院子里晒太阳闲聊的时候，小宇正在院子里和他的一个小学同学玩。小宇从小在姥娘家长大，小学也是在这里读的，所以村子里有很多他的同学。这时候，我提醒小东该给小宇红包了。小东看着小宇故意大声说，“连个头不磕能有红包？”正在跟同学玩的小宇抬头看了眼舅舅，扭过头去没作声。小东又问：“小宇，你磕头吧？”小宇没理会舅舅，气氛有点尴尬。我赶紧拿出红包递给小东，说：“都什么年代了还磕头？”小东接过红包递给小宇并跟他说：“看恁妗子的面子上给你。”这下轮到小宇不好意思了，过来先要给我磕个头，我坚决地拦住了他，他回头去舅舅那儿拿红包的时候，先跪下来给舅舅磕了个头。小东没有拦着，他觉得这是应该的。

以上三个事件都是围绕着被主流话语斥为陋俗的磕头问题而展开。在亲属关系实践场域中，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冲突也展现出内在的复杂性。一方面，我们从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瓦解的力量。面对婆家正月初一“出去磕头”的习俗，我作为一个外来的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妇拒绝这样做，在磕头问题上我显然是给公婆制造了难题。不仅是作为新人的我在婆家的亲属关系实践中制造了冲突，即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也在重新考量亲属关系的实践传统。出生于00后的小宇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作为一个一直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未成年人，习俗尚未真正要求他承担起维系亲属关系的责任，而且他的社交圈主要是他深受大众传媒影响的同学而非亲属，现在他也在抵抗着传统的磕头习俗。而作为长辈的大舅在磕头问题上也有新的想法，这表现在他阻止大家按照惯例给家谱磕头转而带领大家鞠躬上。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固守的力量也未在以上事件中缺席。例如，尽管我强烈抗拒磕头这一习俗，但在先生和我商量给公婆磕头时，我仍然基于对他的理解和公婆的尊重做出了妥协；尽管小宇不愿意给舅舅磕头，但当他在我的调和下拿到过年红包的时候，他仍然给舅舅磕了头；尽管大舅阻止了子辈给家谱磕头，但子辈们仍然坚持给大舅和大舅妈磕了头。联系到上文所描述的婆家春节期间亲属关系实践中表现出的固守中有改变的特点，这一部分的三个事件中表现出的却是改变中有固守。这显然是一个角力过程。

二流动性、面对面的消逝与松弛的乡村亲属关系之网

想要在根本上理解这一在亲属关系实践场域中的角力，就必须回到春节亲属关系实践场域中握有不同资本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从我的婆家2018年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来看，这场角力实际上主要发生于父辈和子辈之间。应该注意到，亲属关系虽由年长的父辈而起，但春节期间的走动却主要通过正值青壮年的子辈对长辈的“看望”来完成，恰恰是这种走动的代际错位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社会语境中制造着两辈人之间的潜在角力，使得父权制的亲属关系维系习俗在实践上表现出固守与改变混杂相融的现状。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父辈和子辈之间的认知沟壑日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繁荣、学校教育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与高校扩招等）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极大地推动了人的快速流动，这导致过去安土重迁的村民群体内部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异质性分化。一部分人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步入城市，成为户籍意义上的新城市人，并在城市定居；一部分人脱离土地流动到城市，成为不同于依附土地而生活的传统农村人的新农村人。现在，这两部分人中的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举家生活在城市里，但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如春节以及婚丧嫁娶等人生仪礼时刻）又会回到其亲属关系网络所在的农村，与留在农村的亲属会合。因而，在城乡视阈下，过去由农村人组成的亲属共同体现在变成了由传统农村人、新农村人和新城市人组成。传统农村人以年长的父辈为主，新农村人和新城市人则以正值青壮年的子辈为主。年长的父辈的过去、当下与未来都扎根于农村，而正处青壮年的子辈有所不同，农村代表着他们的过去，是其社会化过程得以完成的空间，而城市则指向他们的当下，甚至未来。这三类人分享了一个共同的过去，但正实践着不同的当下，很可能走向不同的未来。共同的过去及其所确认的共同体交往秩序是今天亲属共同体得以存续的基础，而不同的当下与未来则制造了共同体内部阶层、观念与文化上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正在制造共同体内部对亲属关系实践的角力，指示着乡村亲属关系的发展方向。我的婆家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就在此背景之下展开。

在以上背景下审视今天的亲属关系实践，可以发现：

一方面，虽然核心家庭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的家庭模式，但超越家庭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却仍然是家族式的，其本质是对父权制的传统亲属关系维系习俗的认同与维护。这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仪式活动，如婚丧嫁娶、年节礼俗中都有着清晰的体现。春节期间亲属之间的走动尤其重要。是时，来自不同的核心家庭、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们将重回亲属关系网络之中，通过集体的祭祖、节日期间的相互拜访、晚辈给长辈磕头等仪式不断确认这种家族式的亲属关系等级秩序，编织亲属关系之网。在这张亲属关系之网中，父辈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仍然自然而然地掌握着韦伯意义上的传统权威，子辈仍然是父辈的依附者。这种象征意义上的等级关系之所以仍然成立，是因为在当下父辈和子辈仍然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过去。在这个共同的过去中，包括父辈和子辈所有亲属在内的亲属关系群体内部曾经有着共同的时间节奏，有着极为密切的面对面的互动，这种互动既体现在仪式展演上也展现于日常生活实践中。这种在共同的时间节奏中、面对面的互动既制造了亲属之间的情感上的亲密性，进而派生出人们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也延续了父权制的亲属关系维系方式。传统的父权制的亲属关系维系习俗内化成人们认知的一部分，遵从传统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这也是今天传统的父权式的亲属关系维系习俗框架仍被普遍遵循的重要原因。必须再次强调，尽管子辈的流动性在今天大大增强，但子辈仍然与父辈分享了一个共同的过去。这是今天，乡村亲属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流动的子辈与安于乡土的父辈所掌握的资本的不平衡性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两辈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较之父辈，子辈年富力强，而且比父辈接受了更良好的教育，他们比父辈有更强的流动性。从我的婆家的亲属关系网络来看，与父辈相比，子辈的流动性，尤其是家庭化的流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流动过程中，子辈掌握了更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等），在与父辈的互动中拥有了更多实际的话语权。在此前提下，子辈对亲属关系维系习俗的践行遭受了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非农化的工作时间约束与生活空间的远隔，打破了亲属之间共同的时间节奏，使得亲属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频率与时长大为减少，尤其是家庭化的流动几乎使亲属之间的日常互动完全断裂，亲属关系网络内部共同的生活经验及蕴含其中的亲密感日趋稀薄，习俗实践的情感驱动力日趋匮乏。尤其是，因距离的远隔以及诸如父辈非农户化工作时间、求学时间等的限制，作为90后、00后的孙辈与其父母之外的其他父辈、同辈之间的“面对面”的时间稀缺，其“共同的过去”难以生成，这实际将深刻地影响乡村亲属关系实践。另一方面，尽管父辈仍然抱持其对子辈的传统权威，子辈亦在形式上尊重这一权威形式，但当下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亲属群体的功能，制度、次级关系群体均被纳入到子辈的资源库，且发挥着几乎与亲属关系群体同样重要的功能，子辈对传统亲属关系在各方面的依赖性都大为减少。在此背景下，子辈正在走进以其自我与核心家庭为中心的个体化进程中，个体人格（自我）凸显，“为自己而活”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较之从前，在以自我及其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利弊权衡中，亲属关系维系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已是不争的事实。传统亲属关系维系习俗走向快餐化和空洞化便是表现之一。

当下乡村亲属关系便在这样的固守与改变的角力中前行。林耀华说：

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

借用林耀华的比喻来审视今天的乡村亲属关系实践，仿佛可以看到静立不动的父辈与不断往外挣脱的子辈。父辈正在老去，子辈正在流动，流动制造着亲属关系群体内部具有瓦解力量的异质性。今天捆绑起所有人的橡皮带尚未被拉断，但却在子辈不断挣脱的过程中日益松弛。传统亲属关系正在经受着不断的撕扯与挑战，松弛便成为其当下的形态。

结　语

作为鲁西南地区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我的婆家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是当代乡村亲属关系的一个缩影。以往研究从非常多元的角度，尤其是经济维度讨论了乡村亲属关系的发展趋向及相关影响因素。但这些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整体上忽视了流动性对传统乡村亲属关系实践所造成的影响。应该注意到，进入新世纪之后，阶层与地域意义上的双重流动性，尤其是流动的家庭化趋向已经成为影响传统乡村亲属关系实践的重要因素。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面对面的互动是亲属关系得以维系的前提之所在。而流动，尤其是子辈的家庭化流动，大大缩减了亲属关系群体内部面对面互动的机会与时长，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亲属关系群体内部情感的日渐稀薄以及相互依赖的减弱。就当下的乡村亲属关系实践而言，过去的非流动性创造了充分的“面对面”的互动机会，并编织了亲属之间“共同的过去”，但今天，流动性使得亲属群体内部“面对面”互动交流机会与时长的锐减，制造了亲属群体内部“不同的当下”，“共同的过去”与“不同的当下”之间的撕扯，是传统乡村亲属关系得以维系又走向松弛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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